编者按： 距离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已经6年多了，在这6年多里，无数人经过无数的努力，写就了一篇以北京奥运会为周期的筹备大事记。不管是鸟巢的钢结构卸载，还是水立方的全新亮相；不管是中国印的出炉，还是火炬的亮相，都伴随着世人一次又一次发自内心的惊叹。
为了把2008年奥运会办成“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我们努力着；为了实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我们努力着；为了兑现“新北京、新奥运”两大主题，我们努力着。
与此同时，中国体育健儿们也在厉兵秣马，期待着在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在过去的6年多里，姚明成功登陆NBA并成为国际级球星，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一飞冲天，向世人展示一个中国人的力与美。很多项目，成绩不断提高，新人不断涌现，还有些项目则在为寻找突破而上下求索。但不管竞技场上结果如何，我们都期待着他们将最能展现自己风貌的一面留在这个值得记忆终生的赛场上。
正是因为凝结着无数人的辛劳与智慧，所以，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周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无比期待且自信地欢呼：北京奥运会就要来了！
在我们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周年的专版上，不可能记录下每一位付出过辛劳的人，我们将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用他们的亲历告诉大家：北京奥运会真的来了！
六年里，我给自己定了两条规定 何振梁（国际奥委会委员）
北京奥运会越来越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因为奥林匹克的圣火终于要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但另一方面，我的心情又越来越平静，因为我相信，北京奥运会一定会办得很好，所以我的心情才能平静。
从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年多的时间。在申奥成功之后，我就给自己定了两条规定：第一要有自知之明，第二不要自作多情。
自知之明是指我的使命完成了，应该让年轻人更多地承担起相关工作。
不要自作多情是因为我离开行政岗位已经10多年了，对有些事情的了解毕竟不如现在在位的人那么熟悉。但很多工作我也参与了其中。
比如征集奥运会口号。当时经过广泛征集，最后筛选出来觉得还可以的就有好几百条。后来在一次讨论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同一个世界，共同的未来。后来一位美国华侨表示，“同一个未来”在英文中可以押韵。因此我们把北京奥运会口号定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未来”，并报送给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后来建议，把“未来”改为“梦想”。
坦率地说，我个人觉得“未来”要比“梦想”好一点儿，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法。
再比如奖牌的设计，到底怎样才能体现出中国的元素？我提出，长野冬奥会的奖牌是用漆器做的，得到了很多赞扬；我们北京奥运会的会徽“中国印”用的是玉，这个创意也很好。后来，我们就决定在奖牌中用金属和玉，金和玉在一起，又是中国特色。
还有火炬接力路线，这其实在申办时就已经表示，火炬接力会是一次各大文明的交流和融合的机会，让火炬走到世界几大文明发源地去，我也是强力主张者之一。
但总而言之，大量的工作他们都在做，他们很辛苦，我到底是退下来这么多年了，很多事情我只是在为他们鼓掌呐喊。
北京奥运会筹办的这几年，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些反面的、抵制的声音。可能有些机构、有些人士限于身份或外交关系不太好对这些现象发表评论，但我作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我从奥林匹克精神出发，可以对干扰北京奥运会正常筹备工作的现象进行批评。
有一次，我和一位外国高层人士在一起，我就跟他说：“你们的总统候选人竟然想用达尔富尔事件来抵制北京奥运会，她是无知还是愚蠢呢？顾拜旦是你们国家的人，他的思想得到了全世界的支持，顾拜旦的思想是什么？是利用奥运会来制造分裂，还是把奥运会办成是一个友谊与和平的桥梁呢？”这位人士很赞成我的意见，他说：“不要理他们，他们这些人完全是作秀”。
还有一个准备申办奥运会的城市的“头头儿”，也说要抵制北京奥运会。我就跟他们国家奥委会的主席讲：“你提醒他，让他闭嘴。他越是这样，越是证明他的城市没有资格申办奥运会，因为他不懂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难道是以意识形态来分吗？以政治制度来分吗？以种族来分吗？绝不是。
其实，我们中国人办奥运会，并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愿望，也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我们在第二次申办时，得到的选票能超出第二名那么多就已经可以看出来，北京举办奥运会是众望所归。
举办奥运会，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但这些干扰，明眼人会看得很清楚。我们要克服这样的干扰，一定要把一届成功的、让世界人民满意的奥运会呈现给全世界。
北京奥运会还有1年就将揭幕，我以前就表达过这样一个愿望：希望能在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接力中跑上一段。当然，这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北京奥组委的批准，一个是我的身体许可。我要感谢医务工作者，他们一直在保护着我的身体，让我至少看起来还不错。
假如奥组委最后真的能批准我去跑火炬接力，我想这也是我对自己从事体育工作50多年的一个纪念，但就我个人而言，这些年的工作以及北京奥运会的申办成功，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本报记者慈鑫采访并整理
六年里，我在尽己所能传播奥运 杨澜（著名主持人）
回想起过去的6年多，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2001年7月13日申奥成功当天发生的很多事情。我记得，申奥陈述会议是在莫斯科的一个小礼堂举行的，台下坐的全是国际奥委会官员和各国申奥代表团成员。当萨马兰奇先生宣布“中国北京”获胜时，我们高兴得难以言表。当时，刘淇市长和代表团官员去签署奥运承办文件时，我们大家都在高兴地相互拥抱。大家都想找个地方好好庆祝一下，但是谁也想不出应该去哪里，后来有人提议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但因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大都在分头接受采访，没能统一行动去大使馆。
当晚，我们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举行了庆祝晚宴，还有很多的文艺表演，我是当晚的主持人，台下就坐的都是中国奥申委的团员和大使馆工作人员。现在回想起来，我站在台上很“尴尬”，因为台下的团员们都在相互拥抱庆祝，很少有人关注台上的表演，那时很想走下台去，和大家一起分享喜悦，但我毕竟要把主持工作顺利完成。
当时，我特别感激一个澳大利亚小伙子，他是我们文化陈述的工作人员。我看到他一个人举着酒杯走到我们的台下，很认真地观看我们的节目。当时，我感觉他可能是我们唯一的观众了。
申奥成功之后，我们回到了北京，大家都在各自的舞台上为北京奥运作贡献。作为传媒人，我当时希望能利用自己的特长为奥运会作贡献，把一些奥运知识带给国内观众，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展示给海外观众。
2004年6月，我还成为了雅典奥运会的火炬手，我感觉那是一件特别神圣的事情。我记得当初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有点像街头年轻人谈恋爱似的，手持一朵玫瑰花。
最近几年，我也一直参加很多和奥运会相关的活动。比如，每年我都会主持奥林匹克文化节。从今年1月开始，我们还和奥组委、北京电视台共同推出了一个大型奥运歌曲征集活动，名叫《唱响奥运》，我担任主持人。
再过1年，北京奥运会就将正式拉开帷幕了。我感觉，现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非常高，国人的期望值也很高，这也给奥组委和各相关部门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我自己认为，真正成功、真正感人的奥运会不是完美的奥运会。表面的完美不算是完美。
记得我在申奥陈述时说过，未来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北京奥运会。我现在正在努力实现这个承诺。我在网上申请了北京奥运会的门票，但是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申请成功。我听说，开幕式的门票申请数量已经超出了十几倍。看来，大家都想在家门口看看自己举办的奥运盛会。我还会继续申请门票，我喜欢很多项目，比如说刘翔的110米栏、跳水、击剑、羽毛球、乒乓球。如果能顺利拿到门票，我一定会到现场观看这些高水平的比赛。本报记者辛明采访并整理
六年里，我们一直在比较 曹竞（体育记者）
宣布北京申奥成功的那天，我正好在从巴黎回北京的航班上。
记得当时刚结束阿根廷足球世青赛的采访，然后乘坐14个小时的飞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到巴黎，再经过漫长候机，终于坐上了回家的航班，很疲惫，也有些兴奋。半梦半醒中，突然听到机长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播出了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
大概3秒钟过后，机舱里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连同机的老外也加入到欢呼的阵营里。记得那种兴奋的感觉大概持续了3分钟。但随后便开始现实起来：2008年，还有7年，早着呢！
这句话似乎还在耳边，但距离北京奥运会的日子已经跨入倒计时1周年，1周年，想想看，不过是365天或是8760个小时，去掉吃饭睡觉发呆用掉的好几千个小时，北京奥运会说着说着就到眼前了。
作为一名体育记者，能够在自己家门口亲历一次奥运会，无疑是值得回味一生的记忆。尽管过去的6年里，那种紧迫感远不会随着倒计时1周年钟声的敲响来得强烈，但我们却会一直在比较。不管是德国世界杯、韩日世界杯、雅典奥运会、多哈亚运会，还九运会、十运会、城运会，我们都会拿一杆名叫北京奥运会的标尺去衡量，找出自己的不足，找出值得借鉴的东西。像雅典人友好善意的微笑，像多哈人“人人都是志愿者”的言行，像韩国那个拨通后即可听到自己母语的“万能号码”……
当然，比较过后，我们还会有担心，还会有期待，期待奥运赛场上没有京骂，期待奥运赛场外秩序井然，温馨祥和，还有开幕式的震撼，中国代表团的义气风发……
6年里，我们不断听到来自各方的好消息，场馆的、道路交通的、园林绿化的，甚至“消云减雨”的，我们知道这将是一次高科技含量很高的奥运会，也可以预期我们的“鸟巢”、“水立方”是可以震撼世人的，而我们现在特别迫切需要面对的便是与之相匹配的软件，可能只是一个微笑，可能只是一次援手。
比较最能够发现问题，所以，在6年不断重复地比对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意识到为什么北京奥组委副主席蒋效愚在谈到面临最大的挑战时，会着重提到软件，提到市民的文明素质。因为这是窗口，是桥梁，是会大量加分或者减分的。
很多同行早早便开始了在北京奥组委媒体运营部的工作，还有些外地同行正陆续来京；很多媒体的奥运报道组已经宣布成立，十几家网站居然为北京奥运会组成了联合体。
可以预料的是，届时媒体大战的激烈程度将史无前例。而在记录下中国体育健儿们的喜怒哀乐的同时，我们还想记录下很多普通人的微笑和身影，以及一次真实的人文奥运之旅。
六年里，我懂得了志愿服务精神 薛坤（清华大学志愿者）
6年前，在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我曾告诉自己，一定要亲眼观看一场北京奥运会的比赛。但现在，当我很有可能成为一名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时，我可能会失去观看比赛的机会，但我却为自己能成为北京奥运会的一个参与者而自豪。
从2004年开始，我发现在北京举办的比赛越来越多地起用志愿者了。我在2004年成为了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志愿者。一个明显感受是，那个时候的志愿者组织工作比较乱，一些动机不纯的志愿者也出现在志愿者队伍里。
2006年，我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赴香港学习志愿者的组织和服务工作，那次活动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发现，志愿者的组织工作并不是简单地让志愿者去提供服务，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志愿者的组织工作是有章法可依的，就志愿者来说，也不仅仅是提供服务，而是一种奉献爱心、促进社会进步的体现，同时，志愿者本身也需要人文关怀。
2006年夏天，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招募工作正式启动。作为一名已经有多年志愿服务经验的大学生，我成为了学校的骨干志愿者。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奥运会申办成功的这6年多来，我深刻感受到北京城市建设的巨大变化，但这些都是看得到的，有一些看不到的变化对北京、对中国来说却可能影响更为深远：比如志愿服务精神、比如市民素质的提高。
如果没有北京奥运会，志愿者这一概念和志愿服务这一社会行为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在中国广为流传。本报记者慈鑫采访并整理
六年里，我就是和自己做斗争 张国政（奥运会冠军）
6年了，时间真是一晃就过去了，起起伏伏，不管这些年吃过多少苦，为了奥运会都值了。
我还记得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的那天晚上，我们举重队正在土耳其打比赛。我因为第二天有比赛，为了降体重连饭也不敢吃，就躺在床上看电视，别提多难受了。但电视里播出北京申奥成功时，我猛地从床上跳了下来，降体重的痛苦全都忘了，我跑到楼道里大喊“北京成功啦”。可能太激动了，当时头都有点晕了。
更难忘的是在北京申奥成功后不久，我结婚了。然后征战九运会。我那时状态刚开始好转，又特别看重九运会的冠军，拼命想要证明自己。之前的两届全运会我的表现都不好，都想退役去上学了。但终究不甘心，身体各方面也感觉不错了，就憋足了劲儿要打好九运会。
在九运会上，我夺得了我第一个全运会冠军，可我已经28岁了。我记得有人戏称我是“新秀”，说我“大器晚成”。要这么说，2001年是我的“新秀年”，也是我的幸运年。接下来那几年也比较顺了，2004年，我要参加雅典奥运会了。
因为2008年奥运会将在中国举办，所以参加雅典奥运会时的感觉有点儿特殊：不觉得自己是客人。不过，就算是主人，要想在那届奥运会上获得胜利也很困难。
比赛前也是因为降体重，上吐下泻，特别折腾，但我就是用意志来控制自己，一定要战胜伤病、战胜对手，不管是谁都挡不住我，就是抱着这种信念，我才撑了下来。其实我不怕比赛，我有实力，我就是怕降体重，为了雅典奥运会，我1个月减了7公斤。
最后比赛是拿下来了，大家也看电视了，我心里特别高兴，一是对得起自己和家人，另外也对得起中国代表团。我们在世界赛场上就代表中国。
2004年奥运会结束后就一直养伤，背上、腰上，都是伤病，主要还是腰椎，所以训练也不是很系统，到2005年十运会，挺举3次试举失败，连成绩都没有，挺吓人的。就因为十运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没恢复，后来的世锦赛也没去。这也可以算一段低潮吧。
再后来就是去年的亚运会，说实话走之前我心里没底，要不是已经报了名不能再改，我说不定就不参加多哈亚运会了。所以，夺得这个亚运会冠军真是不容易，都32岁了，我1年没好好练，恢复训练1个月时背又伤了，举90公斤都困难。好在是靠着最后一股气，拿到了金牌，所以我想只要我能克制住我的身体，对比赛还是有信心的。
反正从申奥成功到现在这6年，我就是跟伤病进行斗争，我要赢了，那比赛就赢了。我吃这么多苦，撑下来，就是为了在自己家门口举办的这届奥运会。本报记者郭剑采访并整理
这八年，我学会了妥协和忍耐 杨阳（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
1999年10月，我24岁，进入北京奥申委体育部竞赛处工作，现在我32岁，在北京奥组委体育部担任竞赛处处长，为奥运会最本质的竞赛问题干了整整8年，说单调也挺单调的，但我对这份工作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感情。
1999年时，我们部门有7个人，负责《申办报告》中体育部分。当时我们要把28个项目的日程规划和训练场地安排，先交给28个单项运动国际协会，再把单项协会的意见加进我们的申办报告。送出申办报告的那一刻，我们竞赛处的人底气很足，因为有的申办国才获得了10几个单项协会的认可，而我们获得了所有28个单项协会的认可。
奥组委成立后，我所在的体育部开始了异常艰苦的工作：优化比赛日程，场地调整和场馆技术需求都是我们一刻也不能耽误的事。这些工作相当繁琐但是容不得半点儿疏忽。比如羽毛球馆需要什么样的空调、跳水馆和乒乓球馆的灯光角度、射击馆的隔音等等，都需要我们和单项协会制定出具体标准。
至于比赛的日程，某项比赛进行8天还是9天，每天的比赛何时开始，我们和国际奥委会（IOC）、负责北京奥运会转播（BOB）的人、各单项协会等各方面讨论、协调了近两年的时间，其难度不啻于一场场外交战斗。就在一场场战斗中，我学会了妥协和忍耐。
在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总想把事情处理得黑白分明，有时为维护自己的个性而不愿意用折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现在，我领悟到“妥协”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并非每个人都能体会到这一点的，当有人用“卖国贼”来形容我的时候，我感觉受了天大的委屈。
那是因为游泳和跳水的决赛分别被确定为上午和中午，其实北京奥组委提出的设想都是在晚上，但IOC有最终审订权。IOC之所以将这两项比赛时间作出很大的改动，是因为屈从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压力。IOC最大的收入源自电视转播，而这其中来自NBC的资金占所有电视转播收入的一半以上，他们为了2000年到2008年的3届奥运会，共支付了35.5亿美元给IOC，所以IOC不敢得罪NBC。这样的话我们就很为难，NBC甚至要求体操的决赛也安排在上午，我们只能和IOC一次又一次谈判，团结单项协会的官员和我们一起去力争。在无数次拉锯战之后，我们争取到了目前这样一份赛程表，事实上，在和IOC的“抗争”中，北京奥组委并没有吃亏。
最近好运北京测试赛开始了，我在竞赛指挥中心，每天都要收集各个赛场的信息，看看会有什么需要改进的问题，就算已经进入奥运状态了。
我忙了8年，就为了1年后的奥运会，我很庆幸自己有这样的机会为奥运会服务，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届成功的奥运会。本报记者郭剑采访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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