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此届亚洲杯已经结束，中国足球队从马来西亚的亚洲杯上铩羽而归，对比冠军伊拉克的士气，让失望的中国球迷都不知再说什么好了。这么多年中国足球已经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谁能算出一个明晰账？

　　新华社记者为此写出关于问责制的文章，说不应该仅仅问责主教练朱广沪，也应该问责足协官员。这无疑是极其有道理的，但是，即使问责了足协官员，足协副主席号称“龙王”的谢亚龙有勇气承担了责任，和朱广沪一起下台，又能够怎么样呢？中国足球就一下子上去了吗？当年换下号称“阎王”的阎世铎，中国足球不依然故我，换汤不换药，照样是一棵开满“谎”花的树，光看见一次次鲜艳夺目的招摇，并没见结出什么果。

　　所以，“问责”只能是出气或惩罚而已，解决不了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某种程度而言，“问责”还潜隐着我们对中国足球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一直居高不下的膨胀预期，是戏台上“清官”情结在足球场上的变种，以为换一个清醒之官就可以把一潭死水救活。

　　在我看来，谈论中国足球这20多年以来迟迟裹足不前衰败如此时，把屎盆子全都扣在主教练和足协领导的头上，也不尽公允客观。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国人特别是球迷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足球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在我国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背景下，在我国体育自女排称雄世界之后，我们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悄悄膨胀，我们的潜意识里，简单地把体育和经济的发展等同看待，将体育和爱国的情怀链接兼容，于是，我们以为我们的足球也应该而且可以做到和女排一样，让我们扬眉吐气。特别是在米卢执教的时候，因为阴差阳错的诸多因素，我们闯入一次世界杯，更使我们膨胀得有些忘乎所以，连带把足球也膨胀了起来，以为我们理所应当就是要到世界杯上亮相的。

　　20余年前的“5·19”事件和2002年日韩世界中国队出线后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建立的中国足球队的群雕塑像，可以说是这种膨胀情绪和心理一脉相承的轨迹曲线。谢亚龙此次失利亚洲杯后激情澎湃地朗诵吉鸿昌烈士的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可以说是这种膨胀情绪和心理最突出而形象的注解。他把体育比赛上升到不合适的位置，而我们所表现出的一切，其实是和足球精神，和奥林匹克理想相悖的。

　　有这样上下一致的情绪和心理，我们就容易盲目瞄准不切实际的目标，我们就容易不愿意承认落后而找不准自己的实际位置，我们也就更容易急功近利，只要眼前，不顾以后，成绩和名次是我们的足球GDP，是我们的政绩工程。我们忽视了我们的基础，我们也不尊重足球的规律，我们更没有把邓小平在世时提出的“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真正落实好。我们上上下下一心想要奔的目标是奥运会，是世界杯。如此远大却又是迫在眉睫的目标，让我们只顾着急切地抬头望天，企盼着空中彩虹能够意外出现，不注意低头扎扎实实地走路，一次次摔跤，一次次不长记性，并没有摔个跟头捡个明白，也就一次次离着那不切实际的目标渐行渐远。

　　记得1986年初我采访当时刚刚出任中国足球队的主教练年维泗。那时正是中国足球输给香港队的著名的“5·19”之后，那一次冲击世界杯未果，我们膨胀的心气达到了迸发的极点，以致酿成发泄的骚乱。年维泗的身上肩负着巨大的压力，那压力其实就是我们共同压在他身上的并不切合实际的中国足球迅速“雄起”的宏大目标。年维泗是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教练，他一辈子和中国足球打交道，知道水深水浅。他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2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未忘。他说：中国足球输球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事实证明，他这句话是对的，中国足球输球的日子确实在后面，而且一输再输：该输的输，不该输也输；赢时输，输时更输；土教练输，洋教头也输。年维泗这样的认知，是基于对中国足球深刻而客观的实力与基础的理解。和我们本土常盛不衰的乒乓球相比，我们基层的少年球员有多少；和国外相比，即使是比我们还穷的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人家的足球草坪有多少，我们的足球草坪和高尔夫草坪的对比率又是多少。我们的基础薄弱，我们的投入不够，我们的眼光短视，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及时地解决。

　　如果我们不能降降虚火，不能哀兵自省，不能从整体认知上改变对中国足球的理解与寄托；如果我们不能从娃娃抓起把基础打牢，还是顽强地以以往的思路来调整准星，这次换下了朱广沪，不管下次换上谁，土教练也好，洋教头也罢，我们仍有可能重蹈覆辙。年维泗的话，对于我们还是具有警醒的作用。（9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