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三位普通人的劳动权益之战

被贴上“催搬通知”的员工宿舍 冉小林／图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基建工程兵在深圳的“家”　　资料图片

　　深圳：三位普通人的劳动权益之战

　　来源: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黄河 特约撰稿 陈瑶 发自深圳

　　在长达20年的忍耐与沉默之后，三位1980年代初就来到深圳的普通劳动者面临着最后的选择：是像其他三十多位同事那样默默忍受命运的不公，还是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

    最后一战

　　2007年5月25日中午，刚刚下班的深圳八佰伴中浩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佰伴）的老员工黄有品、申庆东和姜永康接到口头通知：从今天下午开始，不必来公司上班了。

　　再过几个月，49岁的黄有品、47岁的申庆东和48岁的姜永康就在这个公司工作满20周年了。一个月前，三位老员工向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出申请：要求公司按照劳动法规定，跟他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当年跟他们一起调到公司的三十多名年轻力壮的同事，现在只剩下了四个人。由于在此前的十多年里，公司都是与他们签订一年期合同，被“炒”的同事只能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黯然离开。

　　在目睹了三十多位同事沉默而悲凉的命运后，同样的命运也即将降临到八佰伴最后的四位“创业元老”头上，“因为公司要搬到东莞，到时肯定不会再跟我们续约了。”姜永康告诉记者。

　　这一次，他们选择了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劳动权利。“本来是四个人都提了申请，但有一个被公司一吓，又退回去了。” 姜永康说。

　　就在仲裁委正式接受申请的当天，公司通知三人“不必来上班了”。此时距他们的劳动合同到期还有6天。

　　尽管清楚地知道，即使胜诉八佰伴也不会让他们继续干下去，但三位老员工并不后悔打这场“官司”，“我们就是想通过法律证明，我们有这个权利……”申庆东这样说道。

　　在包括记者在内的许多人眼里，三人所试图争取的“权利”，令人寒碜：不到1000元的工资、长期的超时加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以及名目繁多的罚款与处罚。

　　“因为公司是制造外销肉制品的，所以车间一年四季都控制在4～8℃的低温中。我们上班都要穿着保暖工作衣，干的全是重体力活。”姜永康说，由于每天在“寒冬”和“炎夏”里来回折腾，他们的身体几年就垮了。公司里新招的基层员工，很少有做满三个月的，“很多人做几天就走了，连工资也不要。”

　　但就是这份连体力强壮的年轻人也望而生畏的工作，却成了三个中年人以及他们家庭最后的希望。“老公已经干了20年，只想安安稳稳地再干几年就退休了，现在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黄有品的妻子罗云仙说。

　　曾经也是这家公司员工的罗云仙，四年前被公司“炒”了。因为担心影响还在公司工作的丈夫，罗云仙连劳动补偿都没敢申请，过去四年中就靠断断续续的打零工帮补一点家用。

　　三个人的家庭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妻子都长期失业，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就依靠丈夫不到千元的工资收入；黄有品和姜永康的女儿正分别上高二和大专，生活费及学费是一笔沉重的开支。黄有品的女儿罗冰冰（化名）为了少花公交车费，每天尽量多走几站路，甚至干脆步行上学；姜永康的女儿姜岚?穴化名?雪在深圳上大专，在学校里每顿餐费从未超过五元。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获得深圳户籍的三位劳动者眼里，这个令无数人羡慕的户口却成了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锁”，令在深圳生活艰辛的他们失去了“回家”的权利——没田没地的他们，回去也只能“寄人篱下”。

　　过去20年辛勤的工作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积蓄：黄有品家的存款还勉强够支付女儿下学期的学费；姜永康则已经在四处筹借女儿下学期的上万元学费了。

　　就在宣布“不用上班”的当天，公司通知他们在十天之内搬出公司的宿舍，“否则后果自负”，三个家庭至此陷入了真正的绝境——除公司宿舍外，他们在深圳无房可住。

　　“（不搬）还能有什么后果？”当南方周末记者7月19日来到尚未搬离宿舍的三个家庭中时，罗云仙倔强地说道，“跟搬出去睡大街相比，我们还能有什么‘后果’？”就在20天前，公司派人在三家人住的各自宿舍门旁贴上了“再次催速搬离宿舍通知”。通知中写道，公司将“从劳动合同终止之日起按市价收取房租和水电等相关费用”。

　　说这句话时，罗云仙的女儿罗冰冰坐在床边有些好奇地看着记者——在过去十多年里，三口之家就在这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生活着：夫妻俩睡架子床的下层，女儿睡上层——“隐私”对于这个家庭是个太奢侈的概念。

　　在他们的隔壁，一模一样的宿舍里住着申庆东、姜永康和另外那位老员工一家。“那家情况更惨，两个小孩在读书。”私底下，三家人的妻子带着同情告诉记者。

　　但是在公开场合，三家人跟对方已经不说话，不来往了——怕说错什么被公司抓住把柄。“好像对待叛徒一样。”一位老员工的妻子开玩笑式地这样告诉记者。

　　“怎么会搞到这种地步呢？”唐山籍的申庆东叹着气问自己。在申庆东的记忆里，二十多年前他来到深圳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他一遍遍地向记者讲述当年自己穿着军装“雄赳赳气昂昂”来到深圳时的光荣场景。

　　命运与尊严

　　1983年9月15日，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19团的黄有品、姜永康和申庆东以及2万名战友一起，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脱下军装，成为深圳市建筑企业的一员。三人一起被分配到了市建三公司从事基建工程工作。

　　申庆东至今还记得，自己参与了深圳污水处理厂、远东机械厂、先科大厦等一系列工程，“包括当时的市政府和我们公司的这片厂区，都是基建工程兵建的”。

　　在那个百业待兴的时期，需要工程兵的远不止城市建设。1987年后，三人先后调入国有企业——中厨集团旗下的华利食品厂，“当时的厂长是个军人，就觉得我们工程兵忠诚勤奋好用。”申庆东这样说道。

　　当时的食品厂不但工资比在建筑公司高，而且还可以在室内工作，这已经足以让整天在烈日下从事体力工作的战士们羡慕不已，在随后几年里，又有三十多名工程兵来到了食品厂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1993年日本八佰伴公司跟华利的母公司中浩集团合资，华利食品厂被划入合资企业。作为当时企业的核心骨干，工程兵们跟其他员工一起被“打包”转给新的企业。

　　老员工们既不知道合资谈判的详情，也不知道这次转变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姜永康印象最深的是，在合资后，自己的工资上调了一次——从893元调整为900元，此后的15年里，便再也没有增加过一分钱。

　　而在此时，他们在建筑公司的战友们工资都已经涨到两三千元，同时在深圳市对基建工程兵的统一优惠政策下，大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相比之下，他们这些在食品厂工作的“散兵游勇”们，不但没有涨工资，也错过了分房的机会。

　　面对这一明显的不公，老员工们无奈之余，惟一的希望就是在食品厂好好干，干到退休，“到时政府就会保障我们的退休生活了。”对他们而言，这也是“深圳户口”惟一的价值。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发现连这一点期待也变得越来越缥缈，“因为跟外来的临时工相比，公司觉得用我们老员工还是太贵。”申庆东说。

　　申庆东的判断来自他的观察，“深圳户口的老工程兵都跟我们一样，一家人至少要分一间宿舍”，而当那些老工程兵们被以不同的理由辞退或“自动离职”后，公司便可以在同一间宿舍里安排五六个工人住。

　　据记者在公司宿舍楼内的调查，四名老兵的宿舍确实是整幢公司宿舍楼里硕果仅存的四间“单身公寓”。

　　就是为了这一丝“优待”，老兵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长期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低温工作环境令黄有品早在2002年就患上了心脏病和高血压，由于担心公司得知病情后找借口辞退自己，49岁的黄有品一直带病坚持工作。

　　在公司里他并不是惟一这样做的，包括申庆东、姜永康在内的许多员工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心血管类疾病，还有一位任冷库管理员的老兵，在被辞退后不到一年就死于心脏病，年仅40岁。

　　他们曾经怀疑过这类病跟长期低温工作环境有关，但找不到相关的检测机构，“听说广州有一家机构能做，但我们也付不起那个钱。”罗云仙向记者说道。

　　2006年11月7日，由于一个近乎“莫须有”的理由，身为嫩化班副班长的黄有品当即被公司领导宣布“不用来上班了”。当罗云仙替丈夫到公司索要辞退证明时，公司却又不给。

　　“他们是希望黄有品自动离职，这样就不用付劳动补偿了。”罗云仙说，几年前黄有品的班长、老兵邹万财就是这样被炒掉的。

　　现在龙岗开了一家小杂货铺的邹万财向记者证实了这一判断：“哪有什么补偿，拖到合同到期就当你自动离职。”邹是2001年12月离开八佰伴公司的。

　　老实寡言的黄有品怎么也想不通，2006年11月12日心脏病突发，被送往孙逸仙心血管医院急救。事隔半年多后，记者找到了黄有品的主治医生罗颖，在看完黄的病历后，罗医生立刻想起了当时的情形。“当时他的情况很危险，扩张性心肌病已经到了三级，加上有高血压，问题就更严重了。”据罗医生介绍，这种病的具体起因还不清楚，但病人大多数是因为长期劳累，加上感冒发烧时没有及时治疗所致。

　　“心脏就像一个皮球，心肌就是球壁。”据该院护理部主任张静介绍，该病是由于心脏长期充血过度，导致心壁肌肉变薄，并失去弹性。“这种病无法根治，三级以上失去劳动力，四级以上只能卧床，到了中后期只能更换心脏。”

　　得知黄有品的病情后，公司方面口风突转，宣布要他回去上班。当黄有品于2007年1月底回到公司上班时，发现自己已经从嫩化班副班长变成了修肉班的一名普通工人，工资也被从1050元降到了800元——比深圳最低工资保障线还低10元。

　　这还不算，本打算靠加班来增加少许收入的黄有品发现，即使在厂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自己也失去了加班的“权利”，“人人都被要求加班，除了我。”身体虚弱的黄有品无奈地向记者说道。

　　表面上恢复了的工作对黄有品变成了一场“消耗战”：当耗光微薄的积蓄，800元的收入无法再支撑家庭开支时，家庭经济崩溃和自己的“出局”只能是惟一的结局。

　　一退再退之后，罗云仙和黄有品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被迫离开公司只是早晚的事，他们只剩下一个选择：为了尊严和权利，举起法律的武器。

　　“我们知道，即使打赢官司我们也不可能留在公司了，但我们就是受不了这口气。工作了20年之后，不能被他们像条狗一样地踢出门去。”罗云仙说。

　　2007年3月5日，黄有品在福田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公益律师张立飞帮助下，率先向深圳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要求八佰伴公司按照公司合同和劳动法规定，补发黄有品病休期间工资，恢复原工作职位并补发被降职期间的工资差额，总共一千余元。

　　由于黄有品的“前车之鉴”，加上公司即将搬到东莞的传言，其他的老员工也开始担心起日后的命运来，“到了东莞哪还会要我们呀。”姜永康说。

　　3月15日，申庆东、姜永康、黄有品和另一老员工（中途退出）依照劳动法第二十条规定，向公司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申请。在多次申请被公司驳回后，三人通过法律援助中心再次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判决公司与三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