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考生的1977：命运和我开了10年玩笑(组图)

朱秉衡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钱宇华南理工大学化工与能源学院院长。

　　1977年，全国有570万考生踏入高考考场。

　　这一年的9月，在浙江农场田头劳动的知青钱宇从广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通知，二话没说就赶去报名。全国考生中，知青是一股主要力量，“文革”十年大批知识青年“积压”在农村，他们要从高考中寻找出路。

　　与此同时，已经在广东番禺县沙湾公社党委工作的29岁青年朱秉衡，也为自己在高考考场上争取到一个位置。尽管他已成家立室，老婆肚子里还酝酿着新生命，但读大学的梦想在被迫中断十年之后，显得如此的不可抗拒。

　　他们两人的选择，代表着全国570万考生的心愿：一是解脱困境，一是求知解惑。1977年的冬天，考生们开始了停滞十年后的首场高考。这几乎也是最难的一次高考，全国录取人数27.297万，考录比仅为29∶1。

　　为上大学 命运和我开了10年玩笑

　　1977年获悉恢复高考消息时，我29岁，在番禺沙湾公社党委任委员，已经结婚，爱人还怀有小孩。我“静悄悄”地决定高考，很多人知道了都觉得完全不能理解，他们说我工作那么好，也有了家庭，还去读什么大学？！但别人不了解的是，我早已有了大学梦。这个梦，因为“文革”已经被中断了10年。

　　1966年，我还在佛山一中读高二时，已经被批准参加当年高考。当时我成绩优秀，考大学也很有信心。谁料到1966年的5月，“五一六”通知下来，全国停课闹革命，就这样阴差阳错与高考失之交臂。1969年，我下乡到番禺农村插队，1973年，全国工农兵大学招生的第一年，我参加了考试，是整个番禺县唯一被录取到中山大学的人。这时命运又和我开起了玩笑，这一年就因为张铁生交白卷成了“英雄”，全部考生分数不能算数，需要推荐。天啊，当时我刚离开农村到番禺县城工作，一时之间去哪里找人给我推荐呢？就这样我又被迫放弃。因此，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根本没有考虑就决定要报考，为了圆梦。

　　报考： “我想弄清楚，国家经历10年风雨，到底是非对错在哪里？所以只报哲学系。”

　　回想起来，1977年高考考生主要有三个目的：最迫切的目的是脱困，这部分人都是知青，占了所有考生的六成左右。上山下乡的生活很艰苦，十年下来相当大部分知青积压在农村，想到将来十分惶恐，急需解脱困境。当高考消息传来，对很多知青而言是长夜漫漫中忽然闪现的火光。

　　第二种是圆梦。“文革”断送了高中在校生读大学之梦，这部分人在考生中约有三成。

　　第三种为求知，“文革”是非颠倒混杂，青年们感觉迷茫，他们渴望进入大学树立新知，纠正混淆的价值观，这部分人约占一成。

　　对我来说，既为了圆梦，又为了解惑。十年间我们国家发生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我本人也是亲历者，有很多体会和感慨。我想知道，到底是非对错在哪里？又要拿什么来指导我今后的人生呢？这些困惑或许能在大学中找到答案。填报志愿时，共有4间学校16个专业可选，但我只填了中山大学哲学系，并在是否服从专业分配上填了“不服从”。胆敢填不服从的考生在当时是凤毛麟角。但我当时一门心思只想读哲学，哲学是探讨世界最根本的学问，是方法论，正符合我的需求。

　　考试：“语文考了广东省榜眼，数学却让我傻了眼。”

　　1977级的考生都知道，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我还是在职人员，根本不可能有多少时间复习。复习资料更是“珍贵”得要命，大家千方百计去找“文革”之前的中学教科书，我托人找来找去都找不全。说起来都觉得神奇，我前后的复习时间只有3天，还是专门请假的，把那几本教科书翻了几遍。没办法，心想以前的功底应该还在，能准备多少就多少吧。

　　我考得还算顺利。表现最好的是语文，考了93分，是广东省的榜眼。我觉得主要是作文给我挣了高分，当年作文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我当过知青，对当年农村的经济萧条和混乱看得太多了。后来去做了公社干部，对1975年之后的经济复苏是亲临其境。这篇文章，我以一名记者的身份，从城里骑着单车向农村去，一路上目睹从城镇到农村的变化，体现出一派新气象。作文还被选为1978年广东省中学高考辅助教材。可惜数学只有79分。最后一道15分的题目是解析几何，我在高中完全没有学过，一接到题目就傻眼了，一个字也没答。

　　录取：“我是番禺县唯一考入中山大学的，父亲知道后高兴得大醉。”

　　1977年12月，我收到了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1977年全省超过100万人参加高考，最后录取不到2万人，考上大学绝对“百里挑一”，我也是番禺县唯一考入中山大学的。我老家在梅州大埔县湖寨雁阳村，我成了村里解放后第一个大学生。

　　到中大报到后，我才回家告诉父母。我父亲非常高兴，当晚就和我喝酒，大醉。当天夜里全家人在一起说话，学的专业是哲学，但哲学是什么呢？老人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开了，我妈妈不识字，她说“哲学就是实事求是”。妈妈这句话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经常提起，太有智慧了。

　　大学：“经过十年动乱，振兴中华是我们从心底发出的需求。”

　　在中山大学的生活是充满激情又非常愉快的。1977级军训的第3周，我和同学们正在打靶，家里就有消息说我爱人生了个大胖小子。这可是入学后我们班上第一个出生的小孩，大家兴高采烈地讨论给小孩取个什么名字，最后决定命名“江讯”，有两层意思：中大在珠江边上，鲁迅是中大最有名的教授。

　　大学四年，一股理想主义的激情笼罩校园，经过十年动乱，振兴中华真的是我们从心底发出的需求。我选读欧洲哲学史，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博览群书。大学的图书馆是行情最走俏的地方，座无虚席，同学们经常为了争位置闹得脸红脖子热。

　　理论研讨的火热场景也是当年的盛况之一。“文革”后“正本清源”，一场关于中国应走什么道路的大讨论在高校中热烈进行，这股热潮激发出大家的个性和创造力，我记得毕业时有同学的论文题目是弗洛伊德理论，这在当时还属于“禁区”，没有导师敢辅导这个论文，这位同学创下了自己写论文自己批改的纪录。

　　朱秉衡：

　　老三届担当改革顶梁柱

　　1977年恢复高考，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的拐点。在一代人最迷惘的时候，在中国发展背负着沉重压力的关头，邓小平作出非常关键的选择，改变了一代人的生命历程，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在大学里学到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对我日后工作起到一个主导作用，一辈子受用。几十年之后我们一些高中同学再聚首，对照大家走过的路，感慨上过大学的和没上大学的人之间的距离确实很大。

　　而从中国的发展轨迹来说，“文革”十年人才断层之后，高考的恢复把断层带来的负面效应尽量降到了最低。老三届作为高考中的幸运儿，也是一代人中少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被历史选择为中国改革发展的顶梁柱。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主力军，在几乎各个领域都起担纲作用。如果没有这批人，很难想象中国改革开放这20年怎么走。

　　恢复高考 是知青改变命运转折点

　　用钱宇的话说，他是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好时候”，相对之前那些到偏远地区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1975年钱宇高中毕业第二年，下到他家所在的无锡县下面的港下镇生产大队，离家不远，生活环境也和家里差不多。

　　江南是“鱼米之乡”，“捕鱼抓虾”也成为钱宇下乡劳动的主要内容。“相对于早期到偏僻地区下乡的知青来说，我们已经是幸运的一批人了。在他们身上，发生过不少悲惨的故事。而我们，不用离家太远，所干的活与他们比也不算过于繁重。”

　　钱宇生长在人文底蕴浓厚的江浙地区，即使在动荡的“文革”十年，中学期间还是能够接受到相对较好的教育。正因如此，下乡后的钱宇仍怀揣着一个大学梦。从1972年开始，工农兵大学开始招生，当时招生标准为“个人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核、学校录取”十六字方针，推荐到工农兵学校，是知青们离开农村的途径。然而符合条件上工农兵大学的知青却是“万里挑一”，自己够不够格钱宇心中没有底。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这一爆炸性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开，给全国千千万万盼望改变命运的知青们打开一扇大门。

　　报考：“忽然听到田头广播里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当即决定要去考。”

　　钱宇说，回过头去想，实际上恢复高考并非忽然间的转变，从1976年开始就有迹可寻。首先1976年相继发生了好几件大事：天安门事件、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被粉碎。这一年工农兵大学的招生工作向后推迟了半年，显示政治形势已经开始出现转变。钱宇记得当时他的一个同学，虽然“政治表现不够突出”，但因为考试成绩优异，最后仍跨入北京大学的大门。

　　另一个变化是恢复高考的呼声传出，1977年8月，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

　　“对这些变动，在乡下的我、消息不十分灵通，也一直没有感觉到即将来临的大转变。1977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田头干活，忽然听到田头广播里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几乎就在同时就决定要参加高考。”

　　刚经历过“文革”，一开始进行报名之时，“文革”的残存观念依旧起作用，规定“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不可以参加高考，还有已经结婚了的也不允许。但到了最后，这些限制都取消了，只要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都可以参加高考。也就是说，年龄、结婚与否、家庭出身这一些条条框框基本上都不复存在。

　　考试：天寒地冻，七八百考生晚上基本都睡在考场里，一溜过去大通铺。

　　因此1977年报名高考的考生非常多，他们不仅有十年动乱里面被下放到农村的那些知识青年，还有当年的应届生，甚至包括在校学生。“人人都说现在的高考是挤独木桥，今年全国高校招生800万人，这和1977年怎么比？当年所招的大学生才20万，录取人数与现在相比是1：40。”

　　因为是恢复后的第一届高考，没人指点考生如何填报志愿，钱宇当时也不清楚学校专业是怎么一回事，只觉得数学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因此第一志愿选择了清华大学的计算数学专业，第二志愿选择了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第三志愿填报了无锡轻工业学院(即现在的江南大学)。

　　报名后钱宇马上投入复习，比较幸运的是他获许回到了原先的中学即无锡县港下中学，报读了复习班。由于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全国统考，可以用的复习资料非常少，当时只有“文革”的现行教材，但却不能作为考试的复习资料。港下中学一些老师从各地千辛万苦找到了1948年到1960年之间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各学校招生的考试试卷。“这些试卷成为了我们复习的主要材料。一直到现在，我都很感激当年的老师为我们的付出。”

　　由于报名人数很多，在进行省里统考前，大概在11月底12月初左右，钱宇所在的县就进行了第一轮初考。初考以后县里报名高考的1200多人只剩下100多人进入省里统考，因此当年钱宇其实经历了两轮考试。他和同学一起离开自己所在的镇，到15~20公里以外的另一个镇考试。因为必须连考两天，钱宇就只好带着被铺出门考试，他所在的考场人数大概七八百人，大家基本都睡在考场里，一溜过去大通铺。“那时候是冬天，温度都在零摄氏度以下。因为冷，大家都习惯在睡觉前打一盆热水泡脚，泡完脚以后趁着余温赶紧躲进被子里面睡觉。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才发现，昨晚放在床边的洗脚水都结冰了。”

　　录取：“全县1200个人中只有4个考上本科，我名列第三考取清华。”

　　1978年2月，钱宇在家里收到录取通知，“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当时全家很高兴。后来又知道我考了无锡县的第三名，而当年我们镇报名的人里面，1200个人中只有十个人考上了大学，其中只有四个本科生，而且这四个人竟然都是我们港下中学同一班级的学生。”

　　钱宇还记得当年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全价的慢车火车票是18.2元，而钱宇买了学生半票9.1元，再补上换成快车的费用，一共花了12元，他就这样踏上了求学之路。

　　钱宇：

　　高考不一定通向成功

　　我当年被清华大学录取，从此走上学术之路。可以说通过高考我有了个比较好的转折点，尤其是在学术上，起点就比较高。但我对高考，其实没有看得那么重大，我觉得不上大学还是有很多空间。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批优秀的人才，并不是说上了大学就是优秀。当年一同参加高考而最后没有考上的同学，并不是没有了出路。他们有的加入干部队伍，有的成为了企业家，很多没有上大学的人，同样获得了很好的成就。像在广东这边，就有很多“泥腿子”出身的知名企业家。就拿我本人来讲，假如没有上大学，我可能就不会走学术这一条路，有可能到某个行政管理部门去工作。因此高考不一定造成人生的大起大落，关键还是个人努力。(卢文洁)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