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保安“蹭课”励志的隐喻

　　2002年，男子韩非如愿考上了北京某重点大学美术学院。但仅仅读了一年，弟弟也考上了大学，韩非决定放弃学业成全弟弟。后来，他为了能在北大“蹭课”，竟在北大当起了保安。(《中国青年报》8月8日)

　　北大保安韩非的事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华大学的“英语神厨”和“馒头神”张立勇等众多自学成才的人物，而这些人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印记：“励志”。实际上，近些年来，励志类的影视剧、书籍等，风行一时，异常火爆。笔者以为，这背后却隐喻着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迟缓和无奈的深层问题。

　　而北大保安韩非一例，恰好就是一个值得剖析的“励志”样本。韩非先是为了成全弟弟上大学，而放弃学业，之后为了能实现考研的梦想，在现实的无奈之下，只得“另辟蹊径”，转而成为一名北大保安，以此获得“蹭课”的更多机会。

　　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也算是一种廉价的教育成本投入。以小投入获得大回报，正是“励志”的最大原始动力。也就是说，韩非们因为难以负担体制之内的昂贵学费和教育成本，只得转而寻找另一条成才的曲线。但是这条成才的曲线，必然意味着要承受另一种生存压力，并且这条路会更加曲折，充满“传奇色彩”。

　　实质上，励志和成才的意义，在穷人眼里往往就是脱贫致富。因此，我们可以说，贫困首先是一种物质生活的状态，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现象。

　　“我就是一本励志书。”韩非们的招牌观点，正好为自己打上了他们这个群体的标记，而在社会结构中，这个人群往往成为“穷人”的积极代名词，“励志”往往成为这个特定社会分层结构中的构成要素。现代社会中的分层或人们的社会地位，往往又是与社会流动紧密联系的。

　　所以，“穷人”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在于穷人改变自己生活和社会地位的难易程度的不同，在于穷人要求改变自己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方式和机制是什么。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已经处于贫困状态的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当然可以通过种种“励志”和奋斗，去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但是要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又是很困难的。

　　有专家认为，要真正实现“穷人”社会地位的改善，就涉及到教育机制，使得他们的子女有可能向更高的社会地位流动。但韩非们并没有更好地得到教育机制带来的收益，影响了他们向上层流动的机会。这种教育体制的“瓶颈”，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和困惑。

　　新闻里提到，北大清华不是只有一个“馒头神”，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穷人成为“馒头神”，但在韩非们励志的同时，如果我们的社会能为他们多做点什么，比如从细处着眼，降低学费，让更多的人享有教育和就业的机会，比如从大处入手，改变体制内的僵硬状态，降低城市门槛，公共财政政策进一步向底层群体倾斜，或许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速度更快些。励志的动力会更强劲些，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的蓝图则必然会更为清晰。(叶扩） (来源：新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