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基金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建立和谐社会(图)

我国首位残奥会冠军平亚丽

　　主持人：平亚丽女士还记得近三个月之前在这样一个晚会上你获得那笔资金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平亚丽：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1984年，只有那一届是残疾人奥运会，先一届的奥运会在美国举行，但是当时我们没有一名新闻记者愿意随团采访，就是我们出钱他们也很难去。

　　我当时拿到这笔奖金的时候觉得好像是我84年拿的奥运冠军，直到2007年点亮星空那场晚会上蒋总才发给我这个奥运冠军，我有这样的感受。

　　主持人：给了你一个很大的精神支持？

　　平亚丽：的确。这些年来我可以说是历经坎坷，这个不是我，而是整个这个群体。当我成为一贫如洗的奥运冠军的时候，首先令我最伤心的就是许多政府官员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想起来走访残疾人，走访谁呢？平亚丽。平亚丽有报道的价值，带着很多的新闻记者，带着三百块钱，带着一桶油或者一袋米，到了那儿之后还得把三百块钱都打开了，在我接钱的时候很多新闻记者给我拍照。

　　走了之后我和这些油和米还有领导干部照一张相，后来残疾人在一起说，任何一个稍微有志气的残疾人都非常反感这种助残。他们形象比喻成“粘糖葫芦”，助残的时候，官员只是在助残日或者春节的时候才想起粘糖葫芦，有头脑的残疾人作家说：“平亚丽，当他们走的时候，没有一个回访电话问你，平亚丽你需要的是什么？”到今天也没有人这么去问过我，粘糖葫芦式的慈善事业我不喜欢，这是对于有志气、有头脑、有知识残疾人的一种伤害。

　　当蒋总叫我们来打比赛，我当时特别兴奋，当时有人大的教授，还有博士，我想他们的文化都比我高，但是我非常平等地在一个平台上去打比赛。我的优势只有我一个女同志，我希望打一张情感牌，我要征服评委。第二，我对这个项目非常熟悉，我有强烈的创业欲望。而且在我创业的时候，许多运动员在从事搓澡或者什么行业觉得特别委屈，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奥运冠军在就业，我只是觉得我是母亲，我要就业，我要创业，我创业之后可以改变我儿子的命运。

　　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那天比赛过程当中，我非常自豪地把我这个项目推荐给别人，我甚至还为我的项目做一个广告词。“请辛勤劳动的人们在疲劳的时候花费一小时，我们还你一身轻”。

　　主持人：这个创业口号非常好，你也是经过三轮激烈的竞争获得这笔项目资金，当时拿到这笔项目资金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怎么利用这笔项目资金？

　　平亚丽：因为当时拿到这个冠军的时候，我可能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我经常接受采访千锤百炼，所以闪光灯一亮的时候我看不到评委的表情，我只是表达清楚我自己的创业愿望就行了，可能因为那天我表现比较好。

　　当我获到这笔钱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压力，就在于当年我去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我不是搞政治的，我不知道我这枚奥运金牌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我也不懂得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的人，我只知道如果我拿了奥运冠军，回来之后我们国家相关部门会给我们残疾人拨训练经费，盖体育场，当时我是带着这个任务去的。

　　现在我又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全国像蒋总他们这样帮残助残让我们光荣地接受了这笔助残的两百万，我最大的幸福感就是它给了我荣耀，它在助残的同时给了我们残疾人荣耀、信心、尊严、责任和坚强，同时也展示了我们的企业，这个是我最大的幸福。

　　我怎么用这笔钱？当时残联领导找我谈过话，平亚丽，这个和你拿奥运冠军是一样的。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人像蒋总这样给你这么大的一笔创业资金，如果利用好了，对北京市的残疾人事业有很大的好处。它开创了一种新的助残模式，残疾人会纷纷效仿你积极创业，争取这笔基金。只有残疾人团结起来，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奋斗，那主观意识就和被动的残联过去要了什么政策，争取来什么给残疾人什么，现在是我们自己主动争取自己的幸福。如果我用好了，用这笔基金改变了残疾人的命运，最后还会得到像蒋总这样的慈善家给的善款。如果用不好的话，将来的善款可能不会给我们。我责任很大，必须把它用好。

　　我现在已经从基金会得到了50万的一期创业基金，是我争取到的两百万资金的25%，我希望创一个新店，改造两个原有的按摩店。因为我原有的按摩店，大家都知道我们盲人的手法好，劳动态度、就业精神好，但是我们服务环境很差，所以他们戏称盲人按摩是一个瘸腿不平衡的产品。我希望这50万把我新建的店和我的两个老店改成既有服务又手法好的品牌店。

　　主持人：平亚丽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她在创业期间的艰辛，包括她未来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就像平亚丽刚刚所提到的，其实外界对他们的关心，他们明白这是一种慷慨的捐助也罢，对他们的帮助也罢，但是他们内心始终有一种比常人更加强烈的自尊和敏感。其实企业家也一样，就像刘东华社长曾经说过的，在企业家非常强悍的外表之下包含的更是一颗比较孤独甚至更加脆弱的灵魂。企业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抱着非常好的态度和意向，受助者也是愿意接受，但是其中有一些不太合理的渠道会伤害到双方的感情和积极性，刘社长非常了解企业家做慈善的行动，您觉得两方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渠道更好将两方结合在一起？

　　刘东华：企业家的确承担非常大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仅仅是给钱，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做慈善的方式。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施舍本身有的时候表面看上去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消灭施舍的理由”，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把施舍的对象当作一个弱者，你又以不适当的方式帮助他，表面上看你帮助了他，实际可能助长了他的懒惰，甚至他想要欺骗你，你帮助他骗人。你帮助他骗人，意味着他有了理由去骗更多的人。

　　用什么样的方式做慈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刚才我说的，企业家尽社会责任，在什么样的阶段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今天的企业，今天我们很多企业家做形式上的好事是被迫的，是被我们错误的舆论引导的，本来那个企业如果不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企业上，本身企业的生存就是问题。本身企业正常发展的逻辑，需要他投入更大的资源，而他本身的资源还不够用，他就要把更多的精力分出去迎合舆论，把更多的资源拿出去，结果使这个企业变得不那么健康，其实这是企业家在错误的舆论压力下做的非常不应该但是又是无奈的选择。

　　搜狐是新媒体，我们《中国企业家》包括背后的上级单位《经济日报》是传统媒体，我们媒体都非常有责任，如何让这个社会做好事成本越来越低，现在做好事成本非常高，做好事的压力有的时候很大，说句难听的话，烧香引鬼，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做坏事、说坏话成本不高，第一可能抓不住，抓住之后惩罚很轻但是获益可能很大，得到的快感可能很多。如果做好事得不到尊敬、欣赏、鼓励，做坏事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成本上不去，我们的社会良好氛围就很难创造出来。

　　蒋总地远东慈善基金拿出八千多万，作为一个企业家有那么多的事情，但是他拿出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做这个事情，前一段时间遭到那么大的疑问，好像是忽悠，远东集团和中央电视台合伙做了一个骗局，怎么可能呢？只要有一点点正常思维，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知名的一个企业家和中央电视台一起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做一个骗局，怎么可能呢？只要有正常的思维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居然会引起那么强烈的一种共鸣。

　　我觉得一方面媒体如何不断改善舆论氛围，另外一方面比如说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企业家做好事的方式不一样，包括刚才平亚丽说的，我觉得你那个世界冠军的奖金和这笔资金其实是不一样的，刚才你也谈到。

　　比如这个奖金我拿回家去怎么用是我的权利，这个是因为是远东慈善基金帮助残疾人解决就业我们评选出来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本身就有示范效应，而且这些项目的负责人本身作为创业者有责任把这个钱花好，就像平亚丽说的，把这个钱花好。而且捐助远东慈善基金背后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和成功的企业家，这个企业家有责任对结果负责，我捐出去的二百万、六百万、几千万，如何让这些钱不是买几块面包吃了，买几块面包吃了是其它的方式，而不是我这个慈善基金要做的事。

　　我这个慈善基金怎么帮助我筛选的这些创业者，把这个钱有效有步骤地花好，这才证明我们评委对项目的判断，对创业者的判断是有眼光的，我们选对了，然后才会产生非常良好的示范效应，就像刚才平亚丽所说的。如果这个项目非常成功，远东可能会把更多的钱拿出来，同时有越来越多其它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为解决残疾人就业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