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综合经济实力滑落10名以外 体制改革是关键

　　武汉象一个没有坐标的城市。现代与原始在这里融合，先进和落后在这里交织，武汉成了一个大门紧闭、门槛已弃的初级开放城市，“城市病”和“乡村病”俨然并存。

武汉风光 来源：CFP

　　有人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毫无疑问，武汉的开始是让人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但是，好的开头只是成功的一半。

　　兴衰，似乎就在一夜间。

　　起得早 醒得晚

　　2000年的一项排名，让“天下第一街”汉正街遭遇当头一棒：汉正街从全国十大批发市场的“老大”退至“老八”。20年前，浙江义乌市场，销售额仅是汉正街的45%，而在20年后，义乌市场销售额已是汉正街的3倍。

　　而它的兴衰正是武汉变迁的缩影和写照。

　　1984年，武汉工业总产值还位居全国第四位，尚有75个国优名牌产品驰骋大江南北。到2003年，从城市综合竞争力来看，武汉市排名已经落后至第16位，到2006年已下降至第22位。

　　莺歌电视、荷花洗衣机、希岛冰箱、长江音响，这些曾经令武汉人引以自豪，而且在全国也叫得响的品牌，相继淹没在无情的商海浪潮中，并从此销声匿迹。一大批老“武字号”中央企业苦苦挣扎，小“武字号”市属企业几乎全军覆没。

　　武汉的服装企业有1600家左右，年产值超过70亿元，从业人员达20多万，在业内形成了“汉派服装”概念，但惭愧的是，至今没有一个名牌能与杉杉、雅戈尔相提并论。

　　本可以依托汉正街的前店后厂发展武汉服装制造业，可武汉人因小而不为，结果汉正街有了前店而没了后厂，汉正街这一得天独厚的品牌风光不再，汉正街文化由此败落。

　　武汉的教育科研实力在全国排在京、沪之后的第三位，然而武汉的高科技产业却较少享受科教优势和人才优势的阳光雨露。当北大系、清华系、中科系高科技企业在股市上呼风唤雨的时候，武汉高校的科技产业化之路却如蜗牛一般爬行，名扬天下的武汉大学也没有一支股票上市。以武汉邮科院和长飞公司为龙头的光电子与通讯产业虽然技术力量在全国处于一流，却因起步晚，而落在华为、中兴等国内通讯设备商的后头，未能成为龙头老大。

　　武汉基本上没有面向世界市场的产品，外商投资的目光较少瞄准武汉，在境外资本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武汉却是门可罗雀，异常冷清，全球500强企业仅有30余家小规模进入武汉。

　　武汉是中西部的金融中心，却没有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运作推动城市和产业的发展。武汉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改造始终在等政策要资金，完全未能利用资本市场的“四两之力”拔动产业发展的“千钧之鼎”。二十年来武汉基本处于贫血状态，走得跌跌撞撞。

　　与政策擦肩而过

　　发展战略非均衡论，一直是专家学者们分析“中部塌陷”和武汉退步的一个相对一致的观点。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央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所有的政策措施似乎都与武汉有关，也似乎都与武汉擦肩而过，武汉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一位长期生活在武汉的学者对记者说。

　　探讨武汉这20多年来的衰落，不能脱离开中部塌陷的背景。“中部是被遗忘的角落”。

　　确实，这么多年来，国家每设立一个经济特区，每实施一个区域发展战略，也一定会给予一系列配套的优惠政策。“中部崛起战略”是国家最后一个提出来的区域经济战略。“或许如果不是中部发展严重滞后，己成塌陷之势，说不定还要继续被遗忘下去。”采访中，一位多年生活在武汉的老教师略带情绪地说。

　　回顾1979年以来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实施过程，就是中部、湖北和武汉被不断边缘化的过程。武汉的命运其实正是中部地区命运的一个剪影。

　　而这个政策性的宿命，被认为是中部塌陷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批以深圳为代表的四个经济特区和第二批以上海为代表的14个沿海城市以及海南岛的开放，给武汉带来的负效应是明显的——在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内地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技术知识资源向沿海开放城市流失。内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也相应显著下降。

　　“优先发展东南沿海城市的‘大政策’，让近代史上最早开埠的中部核心城市武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迟了十几年。”

　　虽然目前还存在中部经济这个名词，但中部诸省之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联系似乎正在解体——江西在加强和浙江、福建的经济联系，湖南主要是融入大珠江三角洲，安徽与江苏、上海频繁往来接触。湖北和河南则是依旧徘徊。

　　一边是东部大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其中心城市强大的辐射作用为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高速引擎，创造了一个整合全区域资源、快速提高竞争力的平台，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中心，极大地提高了东部地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一边是中西部地区不仅缺乏大都市，而且还缺乏构成都市圈必需的中小城市群落，没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态群，难以带动和整合区域的资源和优势，也难以形成连接整个地区的产业链，变成了个别优秀大企业单打独拼，难以依托区域整体竞争力成长的艰难局面。比对搭乘政策快车道的东西部地区，武汉想要恢复从前的地位尚且须拼死一搏，更何谈超越。

　　背不动的体制包袱

　　在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武汉也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只顾人员多、包袱重、装备落后、附加值低等因素，认识仍是制约武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瓶颈。早在1984年，“成本控制论”就在武汉几家企业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当它被扣上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无奈退出改革舞台时，武汉似乎也无人惋惜。而当它作为“邯钢经验”再放异彩时，却又有一批批的武汉人回过头来回去邯钢取经。

　　1995年率先提出资本营运的武汉，营运成功的实例寥寥无几。几年之后，不少的武汉人反而在浙江和广东体会到了资本营运的真谛。

　　国企改革中的阵痛在武汉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老工业基地，“武船”、“武钢”“武锅”等武字当头的重工企业成为几十年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相当一部分老国企处境艰难。

　　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没有了，技改拨款、利税返还等政策早已也一去不复返，当政企分开，真正断奶被推向市场的时候，许多企业显得一筹莫展。

　　洗牌、淘汰也成为必然。

　　“九头鸟”与“码头文化”

　　如果说政策天平的倾斜是武汉乃至整个中部地区一蹶不振的外在原因的话，那么人文因素则是影响武汉发展的潜在阻碍。

　　在去过和没有去过武汉的人眼里，武汉和武汉人的口碑都是贬多赞少。曾经一度有人戏称“鄂”字有两个口，好争吵、告状、拆台；人有两只耳朵，兼听则明，但“鄂”字只有一只耳朵，只爱听好听的，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猖獗：“鄂”字下面有一个“亏”字，结果湖北的干部、群众都落得个吃“亏”。持此论者，也曾有人对中部的文化背景作出这样的诠释：缺乏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氛围，内在的文化品格中有太多的“小富即安，不求进取”，不拘小钱、小事、小节的草根品格，让中部人染有浓郁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表现在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欺生排外、恃勇抖狠，对人缺乏信任和宽容，防范心理重，耍小聪明，精于算计。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占了眼前的这点小便宜，最后却吃了大亏。武汉人的这种性格形成缘于历史上形成的码头文化，汉口是个大码头，汇聚八方人流，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骗子众多，要想立足必须百倍小心、高度防范。

　　武汉人外号“九头鸟”，贬义居多，欺生狡诈，导致外地人不敢也不愿同武汉人打交道，不愿到武汉来发展。不光外地人对武汉印象不佳，就是武汉人自身亦对武汉人评价不高。

　　谈到武汉的治安现状时,在武汉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著名作家胡发云告诉记者, “在我小时侯很难听到杀人放火之类的凶讯，可是现在的《楚天都市报》每天都有死几个人的报道，六毛钱死一个人，两句话死一个人，一把牌死一个人……市民看得都不要看了，如此没有安全感的城市又怎么吸引人才和投资呢？”

　　胡发云分析到，武汉象一个没有坐标的城市。现代与原始在这里融合，先进和落后在这里交织，武汉成了一个大门紧闭、门槛已弃的初级开放城市，“城市病”和“乡村病”俨然并存。昔日的教育强市、人才强市，今天更像一个为他人作“嫁衣”的裁缝。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是个大码头，各色人等聚集的环境造就了武汉人的江湖气，更重要的是，它虽然在地理上位居中国中部，却远离政治中心，很少受到庄严典雅的庙堂束缚，因此，武汉人在保有一种楚人灵气的同时，也保有了一份楚人的蛮气。

　　“在城市的发展问题上，武汉人鲜少有主人翁的意识。”这一点从武汉的地理格局和成员构成可以解释。“大武汉”盛名远播的20世纪初叶，武汉的面积只有60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百万。现在的武汉市，是市管县后的区划膨胀。在武汉，小商小贩随处可见，进城民工街头揽活；擦鞋女工结伴成群，交通主道经常塞车；高楼大厦林立之间，棚户老屋大煞风景。

　　世俗文化尚且只是从生活环境层面将他人拒之“市”外，作为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大量科技人才直接因武汉创业条件艰难和发展前景黯淡而“东南飞”。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末，武汉出现了严重的人才外流和科技成果外流。教育、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死结尚未解开，致使这一重大优势并未给武汉带来应有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弱则人才外流，没有优秀的脑力资源又直接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整个城市的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