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郑筱萸案看防止国家权力部门化

　　7月1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被执行死刑，成为近年来我国第四名被判处死刑的副部级以上官员。《人民日报》还为此配发评论员文章——“为害巨大，依法当诛”。郑案的社会危害广泛而深远，其背后暴露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把国家权力部门化，表现为行政审批权力配置不科学、制约不合理、运行不公开、监督不到位。

　　所谓国家权力部门化，主要是指个别部门利用法定职权和掌握的国家立法资源，在起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时过于强调本部门的权力而弱化相应的责任；制定部门规章、编制行业规划、实施宏观政策时，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力图通过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来巩固和扩大本部门各种职权以及本部门、相关企业、相关个人的既得利益。郑筱萸数罪之一就是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于不顾，利用职权大搞权钱交易；玩忽职守，草率启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地标换国标）的专项工作，擅自降低审批标准，滥批药品，严重危及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国家权力部门化存在着严重弊端。首先，不利于市场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求一个规则统一、发展均衡、地域广大的市场。然而，有些部门在参与国家法律、政策制定时，往往过多考虑本部门的权力，为了本部门利益人为地制定倾向于本部门的政策。而且不同的部门都在强化自己的利益要求，扩大本部门的权力，因此造成部门之间隔阂、政策冲突甚至相互指责和推诿，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在这种“条条”分化中被消解、弱化、蚕食。其次，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法制国家建设要求法制的统一性和体系性、政府的有限性与有为性，以及行政的法治性与责任性。由部门利益驱动的权力扩张和部门权力争权并存，将使原本膨胀的行政立法趋向混乱局面，造成法律与行政法规、法规与法规（不同部门参与制定的）、部门规章之间的冲突，破坏法律体系等级有序、协调一致，损害法治的权威和尊严，悖离法治精神。第三，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较大阻力。历次行政机构改革一次次落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根本在于部门保护主义，在于行政机构设置的科学化、部门行政职权的法定化、人员编制的精简没有根本实现。国家权力部门化，造成国家权力异化和公共权力的流失，最终将出现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利益主体集团化的怪圈，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第四，对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构成严重挑战。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市场的弊端也愈加明显。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出现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这种权力异化危害巨大，不仅仅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隔阂，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文件着重从体制上、机制上来保障社会公平，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并要求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险等几个重点领域进行一系列的重要改革。这表明党的执政理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同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纷纷进行一些政策探索，包括建设新农村、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拨款、重新启动医疗体制改革、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十一五”规划要求，统筹协调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搞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和政绩考核间的配合。这意味着在我国现行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下，由部门负责起草法律法规、制定规章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潜在弊病将得到调整和改变。这将从制度上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相应的保障。

　　如何防止国家权力部门化和部门利益国家化，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统一的权威及确保国家政策的公正性、科学性和社会性，这是当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任何法律法规、国家政策的权威及效力不仅取决于本身的必要性和强制性，更取决于它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现阶段改革过程中暴露出的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等问题，其主要矛盾也都是由于部门主导。部门利益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改革政策的提出和制定上，势必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对于改革深化采取抵制态度。郑筱萸一案的深刻教训是：如果离开独立、专业、公开和制衡，从监管权到寻租权仅一步之遥。不解决谁来监管监管者这个问题，所谓制度革新都会演变为“新瓶装旧酒”式的权力争夺——无论这个监管机构叫什么名字，或由哪个部门主导。（作者系市体育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