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碎语
雷 铎
中国史书，最古老的，是《尚书》；最伟大的，是《史记》；最浩瀚的，是《资治通鉴》；最简明易懂的，是《纲鉴》。史官中，除了先秦“铁笔太史”之外，最了不起的，是司马迁，他之所以了不起，第二是天分，第三是毅力，而第一，则是极端的“忍辱负重”——背后强烈的使命感所推动的超人精神。
《史记》的巨大贡献在于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史记》既是历史的“实录”，又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它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对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司马迁少慧，十岁习古文，后随董仲舒、孔安国学《公羊春秋》和《尚书》。二十岁，游遍名山大川，考察古迹，采集传说。父亲太史令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看了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些都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辩护被处以腐刑(也叫宫刑，即阉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
关于自己无端遭受人世间最最耻辱的阉割之刑，司马迁在其后来被编入《古文观止》、读了令人为之动容、为之潸然泪下的《报任安书》中剖白道：“少卿足下……仆闻之，诟莫大于宫刑……最下腐刑，极矣。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仆诚已著此书，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司马迁生前没有看到《史记》付梓刊行，而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直到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52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之于世。
班固作的《汉书》，体例基本上继承《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的写作，也有一个前赴后继的哀伤而美丽故事：班固于和帝永元元年因事入狱死，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班昭是中国“二十四史”中唯一一个女史官。
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的《资治通鉴》，最为人知的，是毛泽东和它的密切关系。
关于资治通鉴，其考评前朝之兴衰得失，镜鉴于后人，有资于治道，历代点评批注它的帝王、大臣、鸿儒不胜枚举。新中国的创始人毛泽东则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它。他熟读资治通鉴，旨在以史为镜，借鉴前人得失，古为今用。人有评焉：毛泽东精读资治通鉴，鉴以立国、治国颇有成效。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
而我国史籍的总汇，当首推“二十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三个王朝的《十三史》；到了宋代，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明代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加入《明史》、《旧唐书》和《旧五代史》。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并刊“武英殿本”。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史学家一般只提“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太繁复，明、清人便采用朱熹《通鉴纲目》而编历代史，称《纲鉴》。如王世贞的《纲鉴》，哀易的《纲鉴补》，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皆是。这种纲鉴体的历史课本，提纲挈领，简明易读，影响中国社会，至为深远。而我个人，30年来案头必备的，便是《纲鉴易知录》。
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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