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是否应该被判刑

　　雨果是人们分外熟悉的法国著名作家，冉阿让是其著名小说《悲惨世界》的主人公，一直照顾着姐姐家的7个孩子，有一年冬天，冉阿让失业了，家里没有一点面包，孩子饿了，于是冉阿让打碎面包商店铺的窗子，偷了一块面包，却被捉住了，又因为拥有猎枪，被判了5年刑。

　　服刑中，冉阿让数次逃狱，多次加刑，最终坐满了19年牢。

　　雨果无疑是同情冉阿让的，但雨果却没有过多地指责法律本身，而只是悲哀地说：“在我们的文明里，有许多令人寒心的时刻，那就是刑法令人陷入绝境的时刻。”说刑法令人陷入绝境，那是因为，如果不判冉阿让的刑，那么，另一重社会底线，即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就无法维护。总不能说，冉阿让失业了，家里有7个孩子需要供养，便因此拥有了随意盗窃其它人合法财产的权利吧。也就是说，使得冉阿让与法律不同时陷入绝境的关键在于更好的制度安排，使得他在失业的时候能够得到基本的人道救济，至少能免于饥饿、免于寒冷，于是他就不必要为了与生俱来的基本生存权利去盗窃。在此前提之下，如果他还去偷，就应该被处罚、被判刑。于是道德与法律才得以重叠。《悲惨世界》之所以悲惨，并不在于法律如何严厉，而在于严厉的同时，整个社会没有保障公民免于饥饿、免于寒冷的基本权利。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刚刚明确了五种情形依法不起诉，其中包括：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的。便令人联想到冉阿让所面临的绝境，站在生活无着者的角度上，似乎显得很温情、很人道，然而站在被盗窃者的角度上，却是相当于承认，在特殊情况下，盗窃有理、盗窍无罪。而且，谁能保证，被盗窃者的生活境况一定很好呢？譬如被盗窃的，如果正是被盗窃者辛苦借来准备用于将亲人送往医院的救命钱怎么办，类似规定会陷入在法理上不通、在人道上也不通的窘境。（《法制日报》）

　　法律本身只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起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却不太可能独立解决整个社会制度不尽合理所制造出来的种种弊端。刚性法律最终能具备道德上的合理性，也有赖于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同组成部分交相作用，最终营造出秉公执法的氛围，使得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不致因为其道德合理性的丧失而坍塌。

　　最高检的通告中强调生活无着，那么，什么是生活无着，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无着还是相对高级的享受型生活标准无着呢？如果是后者，几乎等于说，超过半数以上的中国人拥有盗窃而不被起诉的特权。然而很明显，在中国，具体所指应该是前者。作出这样的判断很令人难堪，因为人类社会正在离丛林越来越远，因为人类社会越来越懂得扶助弱小，保障任何人有与生俱来的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权利。尽管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越来越强烈地反对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极端化的社会运行模式，那样搞，迟早会引发经济灾难，然而，几乎所有人都共同认定：社会必须给予任何人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以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这是不难做到的，也是完全应该做到的。当生活无着成为慨率极小极小且极容易得到解决的事件，因此免于起诉的规定便无需存在。反之，当整个社会上存在人数庞大的生活无着群体，当法律被迫放弃刚性寻求片面的道德合理性之时，其整体意义上的道德合理性，其法理上的严肃严谨将同时被大幅度破坏，危害性是无法估量的。做一个极端的延伸，如果上述规定合理合法，没有结婚且找不到对象的人实施对他人的性侵犯可不可以同样享受免于起诉的待遇？

　　冉阿让是否应该被判刑？其实要先问一问冉阿让为什么会触犯法律，在其它情况下，是否也一定会触犯法律。正如在面对最高检的上述规定时，整个国家不妨先问一问，在现代文明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之际，在经济高速发达之时，为什么还会存在大量缺乏最基本生活保障的生活无着者，应不应该帮助他们，怎样帮助他们，使得他们不致因为生活无着而去盗窃。如果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无论怎样的细节处理方式都不可能让法律的存在符合道德准则，都不能体现出法律存在的必要性。200年前的法国就没能解决这一个问题，所以，在《悲惨世界》中，正直的警察沙威选择了自杀，因为他感觉不到社会存在、法律存在的意义了。

　　1935年，时任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在贫民区法庭旁听一起类似的面包盗窃案。因为孙子两天没吃东西，祖母去盗窃面包，法官无奈地说：我必须秉公办事，你可以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者是10天的拘役。审判结束后，拉古迪亚从旁听席站起身来，脱下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其他人说：“现在，请每个人交出50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区域。”拉古迪亚并没有指责法律与法官，因为不道德、不公正的绝不是法律与法官。(许斌) (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