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源地污染逼近 城市水危机流行

　　2007年7月17日，长春市某小区居民到小区外的井里提水。作为长春市重要水源地之一的新立城水库，近来突现蓝藻。目前长春市已停止取用该水库源水，并紧急调用其它水源。受此影响，城区西部有十万人将生活在低水压区域，约两万四千人则面临无水局面。目前长春市政府已采取多种措施解决市民用水问题。中新社发吴兆飞 摄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2007年夏天，中国的太湖、巢湖，以及滇池，蓝藻成患。不久之后，老鼠们开始雄踞洞庭湖。环保部门的解读是，中国的三湖(太湖、巢湖、滇池)四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生病了。这些湖泊和流域，是周边人口赖以生存的水源地。区别于供水系统引发的饮用水危机，由水源地污染导致的水患，并不是一两个应急方案可以应付的，如果没有根治之法，如果周边城市各自为政，自私发展，那么，水危机的大规模爆发将难以避免

　　城市水危机流行 接连不断的城市停水，向城市发出警告，危机就在你身边

　　记者/蒋明倬

　　8月8日，立秋，凉。

　　肖树宏，坐在吉林省长春市水务集团副总经理办公室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个夏天终于过去了。”

　　在他40多年的人生经历里，从来没有这么迫切地盼望过秋凉的到来。

　　从那天以后，因蓝藻泛滥而停止供水近一个月的吉林省长春市重要水源地之一——新立城水库开始恢复向城市供水。

　　8月9日，长春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新立城水库水源地藻毒素浓度已降为标准限制的十分之一，藻细胞密度明显减少，并继续呈下降趋势，立秋后的降水和气温趋向不会产生藻类爆发的气候条件。

　　长春已经悄然翻过“水危机”这一页。

　　另外的一个省会城市——山东省济南市却没有这么幸运，即使秋来，也还在“水危机”中继续挣扎。

　　仅今年夏天，江苏省无锡市、湖北省宜都市、江苏省沭阳市、湖南省冷水江市，吉林省长春市，山东省济南市等城市或城市的部分地区都先后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饮用水危机。

　　2005年，因松花江水污染导致哈尔滨全市停水的时候，很多人相信那不过是极端事件。此时才发现，因水源地污染引发的水危机，已经潜伏在自己身边。

　　我们的水源地也不安全？

　　住在长春市绿园区锦江小区的李光辉吃了大半个月消防车送来的水，但是他仍然理解不了，为什么新立城水库的水会有污染。

　　从七八岁上小学起，每天他几乎都会和同学去新立城水库玩一次，直到去年，周末他也会去钓鱼，水库的周围并没有任何工厂，只是无边的田地。

　　两年前，吉林市化工企业有毒物质泄漏污染松花江水，引起松原市和哈尔滨市大规模停水，周围的邻居恐慌，长春市离吉林市那么近，会不会有问题？

　　“根本没事儿，长春吃的是石头口门水库和新立城水库的水，上游是饮马河和伊通河，不是松花江”，那时候李光辉这样觉得。

　　即使是肖树宏这样和水务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都没有能预计到这场危机的来临。

　　之前在无锡蓝藻爆发的时候，肖树宏觉得此类的事情不可能出现在长春。多年以来，长春夏天最高气温也不过30度，从未出现过这类问题。

　　根据肖树宏介绍，本来对于源水的检测按照国家规定都是一季度检查一次，后来出去开会的时候听别的城市水厂的人讲，各地水源地污染都比较严重了，于是长春市自来水厂也加强了监测，变成了一个月一次。

　　7月初，在水库里就发现了有藻类，但是各项检验都达到标准。7月16日，蓝藻爆发到了最严重的程度，但程度远不及无锡，水体并没有发臭，溶解氧指标也很高。与6月初恢复供水后的无锡自来水厂贡湖取水口周围依然泛着恶臭的水源相比，新立城水库的水仍然是相当清澈的。

　　按照国家标准，藻毒素含量低于1微克/升的水才可以作为饮用水，而根据检测，新立城水库未经处理的源水藻毒素含量是0.282微克/升。出厂水藻毒素含量是0.196微克/升，达到饮用水标准。而在无锡蓝藻大规模爆发的时候源水藻毒素含量甚至超过了4微克/升。

　　“市长拍板了，说为了安全，还是停了吧”，与无锡相比，长春的这种谨慎也依赖于还有另外一个水源地石头口门水库，可以从那边调水。

　　但是，仅用石头口门水库的水，长春市用水就出现了6万吨缺口，长春市绿园区中、西部缺水严重，断水区域生活着2.47万人，长春市政府启动了1000万市长备用资金，调消防车运水到这个区域来解决居民用水问题。

　　尽管长春水危机最终受影响的是少部分的居民用水和部分企业的工业用水，实际影响和经济损失的数额并不是特别巨大，但是对整个长春市市民的冲击却依然是巨大的。

　　李光辉忽然发现——“我们的水源地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安全！”

　　你的城市停水了么？

　　和李光辉有同样感受的并不仅仅是长春市民。

　　继2005年哈尔滨全市大规模停水事件之后，也有若干城市水源地受到污染而停水，但是所造成的影响都无法和哈尔滨事件相提并论，直到无锡蓝藻爆发，才引起全国关注。

　　今年5月28日，太湖水域蓝藻爆发，导致无锡大部分城区自来水水质发生变化、变臭，致使无锡300万人守着太湖没水吃，备感羞辱。

　　太湖蓝藻爆发不久，巢湖、滇池蓝藻也相继爆发，国家环保总局的6个检查组分赴黄河、长江、淮河以及海河流域调查流域污染现状，最终得出的结论令人震惊：四大流域的整体污染现状已经成为常态，“影响到了老百姓生存的命脉”。不足一个月之后，湖北省宜都市也陷入了一场停水风波。6月22日，宜昌境内发生大面积高强度降雨，导致长阳境内某锰业公司渣场矿渣夹杂大量污水外泄，冲入清江。23日，数公里长污染带流入清江宜都市境内，为了保证饮用水安全，该市停止全市供水，直到24日才恢复。

　　人们最初认为无锡水危机是给中国饮用水安全敲响了警钟，后来才发现那其实是水污染向城市供水公开叫阵的第一声鼓点，其后的“咚”“咚”之声绵延而至。

　　7月2日，江苏沭阳因为水源地上游工业污染，自来水发黄发臭，成为又一个陷入水危机的城市。当天下午城市供水系统关闭，7月4日中午才恢复，整个沭阳县城停水超过40小时，造成县城20万人断水。

　　随后受停水蹂躏的是湖南省冷水江市和新化县。

　　7月26日晚，湖南娄底市冷水江中泰矿业有限公司铅锌矿发生尾砂泄漏事故，部分含铅、锌等元素的尾砂流入资江，使得从资江取水的冷水江市及下游新化县城被迫停水，直到28日才恢复供水，共计40万人无水可用。

　　“停水都成家常便饭了！”在冷水江论坛，一位网友抱怨。此前在2005年11月，冷水江就遭遇过一次全城大停水，起因为一氮肥厂违规排污，导致资水污染物严重超标，最终停水12小时。

　　截至记者发稿，另外一个受水危机困扰的中心城市是济南。

　　7月21日，济南市城市供水水质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卧虎山水库出现大量鱼类死亡现象，死的鱼多是长30厘米以上的鲢鱼。经山东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专家检测，发现死亡的鲢鱼鱼鳃长有一种藻类，确诊为“中华藻病”，疑是受水库水中藻类污染所致。

　　8月1日，市供排水监测中心再次提取卧虎山水库水样检测，发现水样总氮、溶解氧两项指标超标，水样臭味达到三级，水体浑浊度增高，水中含有明显的鱼腥味。8月3日，有关部门停止卧虎山水库向自来水水厂供应源水。

　　济南市与长春市一样，有多个水源地，也采取了紧急调换水源的办法，8月5日中午，自来水厂供水恢复正常。换水期间，多个小区因水压不足而暂时停水。在哈尔滨停水的时候，其他地区的网友看到这一消息，多数评论在追问事件的原因和主要责任方，关心哈尔滨人的生活用水。

　　不久之后，广东北江镉污染导致下游10万人饮水受威胁，韶关、清远和英德市部分停水。流域治污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媒体和网上评论发展至下一个停水的城市会是哪个，但并没有人对自己所生活城市的饮用水源地忧心忡忡。

　　长春，做不了水源地的主

　　“换个角度，这样的水危机事件也许是好事，起码能让各级领导更重视起来。”肖树宏反倒是从长春这次水危机中找到了新的希望。

　　探究长春蓝藻爆发原因，除了今天7月长春出现的特殊的高温天气，和考察水库周围生态就可以发现的农业面源污染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水库上游伊通河的污染源。

　　伊通河先要流过一个以这条河命名的县城——伊通县，这个有11万人口的县城，却没有污水处理厂，生活用水和工业污水都尽数排入伊通河，流向新立成水库。

　　尽管新立城水库是长春市的取水地，离长春市市区只有16公里，但是水库的管理归吉林省水利厅，而伊通河上游的伊通县也并不隶属于长春市，属四平市管辖。长春，做不了新立城的主。

　　长春一直是一个缺水的城市，解决长春的水问题，从来都不是长春市自己能解决的，要吉林省政府出面来协调才成，但是，一直到现在，长春的供水仍然紧张。

　　“我还记得那些年都是分片定点给水，一天就只有几个小时是有水的。”一位长春市民回忆起2000年左右的情景。

　　“那几年水库基本就没水，枯了”，新立城水库工程管理处处长王珍宝回忆说，“到了2004年以后水量才充沛一点”。但是，这之后污染又严重了，水体日益富氧化。

　　“现在正在考虑上引松入新(引松花江入新立城)的三期工程，已经向国家发改委申请了，这个申请下来也许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肖树宏说。

　　事实上，这也不是万全之策——松花江水污染导致哈尔滨全市停水的事件还历历在目。长春水危机只不过是全国大中城市的一个缩影，水源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在各大城市都非常严重，饮用水源地环境污染问题也都非常突出。两个月来多个城市的水危机事件不过是问题的集中爆发。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6年6月发布的《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月报》，有16个城市水质全部不达标，占重点城市的14%；有74个饮用水源地不达标，占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的20.1%；有5.27亿吨水量不达标，占重点城市总取水量的32.3%。即便如此，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居民仍然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毕竟这些城市水质还经过检测，发现不合格还能够停止饮用。

　　更令人担心的问题是，还有很多中小城市用小水厂的水，水质甚至还没有经过检测。以江苏省为例，有7400个小水厂直接打井取水，没有水质检测，直接供居民饮用。

　　问题暴露出来了，就还能想办法解决，最可怕的是那些还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

　　 合肥：欲望城市的污染隐忧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正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高歌猛进的合肥，成为同省另一个兄弟城市巢湖市的心病。合肥工业越发展，城市人口越庞大，带给巢湖的威胁可能就越深，伤口也就越疼

　　记者/刘彦

　　如果凭力气打一架，安徽省的巢湖市一定打不过省会合肥。论地位，合肥是安徽省所有城市中的老大，位置更优越；论经济总量，2006年，巢湖市GDP总量344.90亿元，合肥GDP总量1073亿元，巢湖市仅相当于合肥的三分之一。

　　两座城市间的矛盾起于巢湖的污染。巢湖，中国第五大淡水湖。三分之二被巢湖市包围，西侧有三分之一被合肥市环抱。其中，巢湖环抱的部分称为东半湖，合肥环抱的部分称为西半湖。

　　巢湖的郁闷

　　巢湖污染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后。全湖平均水质仅达地面水5类标准(5类水为重污染)，总氮、总磷含量严重超标，蓝藻水衣每年成倍递增。

　　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1997年五大淡水湖泊环境质量，污染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巢湖、洪泽湖、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居五大淡水湖污染之首。

　　以巢湖为主要饮用水源的合肥、巢湖两市曾深受巢湖污染之害。合肥市一、四水厂曾因水源污染严重被迫停产，后合肥另取水源地南淝河上游的董铺水库和大房郢水库，剩下巢湖市独自以巢湖水为生。

　　巢湖人固执地认为，巢湖污染，多半来自合肥。但今年巢湖蓝藻危机爆发后，7月3日环保总局重拳出击，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部分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了“流域限批”，巢湖市名列限批首位，合肥市却榜上无名。

　　“合肥怎么会没有事？”巢湖市环保局原总工程师陆茂松对“环评风暴”提出疑问。

　　陆茂松回忆，早在1988年，全国政协常委、生态学家侯学煜到安徽考察巢湖污染情况，曾对当时陪同的安徽省副省长和合肥市副市长说，“巢湖的污染75%自来合肥！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治理，巢湖50年后将不复存在！”

　　安徽省环保局水环境保护办公室副主任吕小平否认巢湖“冤枉”一说，认为巢湖市自己存在污染问题。但在安徽省环保局向国家环保总局就巢湖污染问题的汇报材料里，认定4条流入巢湖污染最重的河流中，除了双桥河之外，十五里河、南淝河与派河，皆由巢湖西岸的合肥市境内流入巢湖。

　　“2004年至今，西半湖出现过4次重度营养状态??巢湖市环境监测结果亦显示，东半湖除少量死水区发现蓝藻外，其他区域没有大面积蓝藻水华。”安徽省环保局文件中这样说。

　　也就是说，巢湖生病，发病在合肥市排污的西半湖，而少在巢湖市所包围的东半湖。巢湖市虽有不满，也只能忍气吞声。巢湖市环保局副局长丁志松说，“巢湖生病了，巢湖市自己吃药！”

　　合肥的污染一来自工业，二来自生活污水。

　　“安徽省工业和生活污染的比例是40%和60%，生活污染占据污染的大头”。吕小平对本刊介绍，由于农业面源污染不好统计，仅就工业和生活污染来看，生活污水的压力已经高于工业污染。

　　合肥市的平均日处理污水量48.8万吨，全市污水处理率为60%，实际处理能力有37万吨左右。在肥东等县，由于管网不配套和运行成本等原因，有六七个县的生活污水，直排巢湖。当公众一直关注工业污染的时候，生活污染问题已迫在眉睫。

　　合肥增肥术

　　然而，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问题，并未能让城市化的步骤发生调整。现在，很少还有哪个城市像合肥一样，喜欢用“大”这个字眼来张扬自己的欲望了。

　　近年来，合肥市新政先从“大接访、大拆违、大招商”开始，逐步迈进为“大发展、大环境、大建设”，几乎每次工程，用的都是大字。比如合肥的“大建设”，已经持续了1年零4个月，随处可见修路架桥，有人戏称现在的合肥，首先是一个“大工地”。

　　在其他省市迅猛发展的格局下，安徽省省会合肥市已经蛰伏得太久。人均GDP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70%的安徽省，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排名20位以后的合肥市，已经远远不能承载安徽在“中部崛起战略”之后的自我定位。合肥市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带动安徽发展的“中心城市”。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合肥综合竞争能力低下是因为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合肥的工业化水平为51.3%，但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仅为0.62，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4?2.5的合理水平。以相当于世界1950年代初的城市化平均水准，自然难以担当大任。由此，一场“立足全省、着眼中部、面向长三角”的合肥城市增肥计划，拉开帷幕。

　　合肥增肥计划有三：一是广设工业园区，工业强市；二是向农村扩展，将农民变为市民；三是向巢湖延伸，建设滨湖新城。

　　“合肥一年一个变化。每条路都在修。招商引资特别厉害。全球500强好多到这边来投资了。”合肥市桥头集镇朝南园村村民申庆松对本刊记者说。

　　申庆松所在的桥头集镇与撮镇相交，是安徽的省级开发区合肥市化学工业园所在地。合肥化学工业园位于合肥东郊30公里处，在巢湖之滨的肥东县境内。

　　8月7日晚，记者来到位于撮镇上尹村和刘集村的合肥市化学工业园。沿着和裕路东行，一出合肥老城区，铲车、推土机和各种道路修建人员，在夜里九点的夜光中依然忙碌。这是合肥市道路建设的一部分，据悉，十一五期间，合肥市将对12条国道、省道和重要县道进行改建。

　　规划20平方公里的合肥市化学工业园内，目前只有一家生产除草剂的久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产，其余的企业都只是将牌子立在广袤的荒草中。久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对面，是上尹村村民姚志尚未拆除的家。因为认为政府强征土地后的补偿不合理，残疾人士姚志将家挺立在荒草和推土机以及铲车的轰鸣声中。

　　“但愿这里将来不会变成合肥的东门。”居住在合肥市大兴镇东门附近的申庆松，对东门的污染感触颇深。大兴镇东门附近，在70年代曾经是合肥市最富裕的地区，拥有合肥火柴厂、安徽纺织厂、合肥钢铁公司、合肥市化工厂等国营企业。但是，老东门附近的污染也是远近闻名，从化工厂和钢铁公司发散出的刺鼻味道，令附近居民难以忍受。

　　合肥市化工园只是合肥11家工业园(含经济开发区)中的一家。近年来，以企业命名的海尔工业园、长虹工业园使得合肥成为中部重要制造业基地的地位看上去越来越稳固。这些园区往往以大投资和大规划著称。

　　“合肥的新区越来越多，一天一变，我们制图都跟不上。”安徽省第四测绘院总工程师汪跃平从事测绘工作整整20年，经他手编制的合肥地图达到了几十个版本之多。

　　2002年3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合肥市新行政区划版图开始调整，分区后的合肥城区向周边农村扩延。人称合肥市在拆除“围墙”。没有了“围墙”，合肥城区扩张的速度越来越快，新的区域大片大片地出现。

　　随之而来的工业和生活污染也可能同时扩张。

　　8月11日，记者来到十五里河上游的合肥市姚公村，这里距安徽省著名的化工企业红四方集团、原安徽省合肥市化肥厂只有一箭之遥。在该企业通向十五里河这条并不宽阔的小河中，有两条直径达半米的排污管道直接通向河中，黄色的水味刺鼻难闻——十五里河是安徽省境内流经合肥市、流向巢湖的环湖支流之一。

　　继续向巢湖推进？

　　老渔民卫世员将做不成渔民了。

　　2007年夏秋之际的十五里河沿岸，下游入巢湖口处。8月10日，合肥市包河区烟墩乡庙卫村老渔民卫世员，瞅着村里水街郢上的死鱼发呆。8月6日，一场蓝藻突然袭击了巢湖西岸的湖畔，打捞上来的鱼就此横尸街头。村中这条叫做水街郢的小街上，无数死鱼的尸身被过往车辆压扁、碎尸万断。

　　卫世员做不成渔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所栖身的渔村将变成合肥市滨湖新区的一部分，渔村、渔船、活鱼或死鱼，都将成为往事。

　　2006年，包河区首次将自己定位为“全国惟一濒临五大淡水湖的省会城区”，提出要打好“滨湖”牌、建设“安徽浦东”。

　　规划中的滨湖新区，是未来合肥“通过巢湖、走入长江、融入长三角地区”的水上门户，是合肥市“向水域要土地、向水域要园区”的一部分。

　　2002年4月，合肥市聘请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三家国内设计机构，分别为合肥市设计战略规划，三家设计单位不约而同地出谋划策说，合肥要实现社会经济更快增长，必须摒弃局限于安徽省的地域观念，从更大范围考虑合肥市的定位和发展，城市空间格局因此必须进一步拓展，拓展的方向是——巢湖。

　　目标则是，向湖推进，借湖起飞，融入长江三角洲经济带。按照规划，大合肥城区人口发展规模为350万人，周边县城、卫星城镇人口发展规模为60万人，合肥城镇人口总规模将达到450万，GDP至少1000亿，不输南京与武汉。

　　2006年一年，合肥市城区便新增人口17.8万人，预计今后每年新增的人口都将会超过这个数字。

　　巢湖曾是合肥的水源地，同时也是合肥的排污地。由于城市膨胀和人口增长，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经南淝河等河流入巢湖，当地人戏称，之前合肥人一直在喝自己的洗脚水。近年来，安徽省向亚洲开发银行贷款1.4亿美元用于治理巢湖。但即便巢湖工业废水排放全部达标，也只解决了巢湖污染物中磷和氮的10%。

　　“城市的规划、人口的增长必须考虑环境的支撑能力，不能无限度地向湖泊索取了。”国家环保总局污控司工作人员王谦对本刊说。在王谦眼中，滇池就是被云南省会昆明的无序规划和无度膨胀吞噬的典型。

　　20年间，滇池流域人口增加了11倍、昆明城市扩大了16倍。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滇池病得越来越重。1980年流域人口156.8万人，滇池水质III类水；1990年流域人口185.7万人，滇池水为IV类水；至2000年217.7万人时，为劣V类水。

　　 胡涛：水源地污染，源头在制度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就水源地污染现状，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

　　没有责任追究制度

　　中国新闻周刊：造成目前水污染加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胡涛：是体制。

　　中国有政策，有收费(排污收费)，有技术设备，有环评，但我们没有良好的治理体制。今天还有人认为我们是技术、设备不到位，这样的观点，我们不能苟同。

　　据我们研究，中国目前比较缺乏的是一种GOVERMENCE(管治力)，包括政府、立法和司法，这比政策、资金、管理、技术更厉害。

　　中国新闻周刊：举例来说……

　　胡涛：排放污水的企业，都通过了环评报告。那么，太湖也好，淮河也好，应该不会继续被污染了啊。可是新的污染就在那儿明摆着，从哪儿来的？

　　这只能说明，很多环评是靠不住的。谁在做环评？是环保局下属的环科所在做。环评是一种生意，环科所拿企业的钱，环保局负责审批，形成了一个利益链。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出了假环评，怎样追究责任？

　　胡涛：从理论上讲，这件事挺简单：谁批的？谁做的环评？我们可以倒推，很快就可以推出来谁应该承担责任。但是，我们没有责任追究制度。起码，这造成了部门利益的最大化。还拿环保部门为例，大家都知道排污要收费，如果环评得到认真执行，从而关了超标排污企业，环保部门找谁收费去？

　　不要忘了，我们可是在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上缴罚款之后，大部分是可以返回给自己部门的。断了这条线，环保部门肯定会说：我没钱办公。但环保局的职责是为当地环境质量负责，没钱可以找人大、政府要去。

　　多头管理的责权分歧

　　中国新闻周刊：以上说的只是体制问题中的一部分吧？

　　胡涛：是的。体制问题还包括部门之间的分歧、地方之间的分歧。

　　中国新闻周刊：部门间的分歧是怎样的？

　　胡涛:说部门的分歧，得先从立法说起。

　　我们的立法有很多问题：一、法律之间有矛盾，有冲突之处；二、认识模糊；三、操作性差；四、执法问题就更多。如果喊一声“谁来执行”？很多部门就都出现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就是所谓的多头管理？

　　胡涛：《环保法》里面倒是写了，由环保总局统一监督管理。可环保总局哪能统一得了。

　　比如退耕还林，还林还草，这是一个有钱的事。有个部门就自己管起来，既不让林业部门插手，也不让环总做。再比如水质污染，环总和水利部门总“打架”。环总说，就是水利部调水导致了污染；水利部则反唇相讥，说水污染的问题就是环总的责任。环总和海洋局之间也有争论：海洋局认为是陆地污染顺流而下导致的海洋环境恶化；环总则找出了近海养殖和油田污染的证据。最典型的要算保护区。除了环保部门，甲部门搞一个风景名胜区，乙部门搞一个国家公园。

　　只要由两个部门管事，就会有冲突，这种事儿多了。缘由在于责任不清楚。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到水污染，地方之间又有哪些分歧？

　　胡涛：安徽蚌埠没水喝，安徽可以说：污水从河南来。河南可以说：我有责任，但你自己也在往淮河里排污水。至于下游的江苏，迎着淮河的入海口，更想问由谁负责？到底是环保总局负责？还是河南、安徽、江苏负责？

　　河南省政府可以这样说：这个责任不是我政府造成的，你可以关掉周口味精厂。表面看谁都有责任，实际谁都没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件事情上，中央和地方又有怎样的分歧？

　　胡涛：国家在1997年开始大规模治理淮河，想让淮河变清。但如果我是淮河流经地的省长，就会算一笔账，企业开在我这里，利税算我的，污染流到下游去，我干吗要关掉我的利税大户？

　　谁来监督，谁来检讨

　　中国新闻周刊：虽说现行体制下责任不好认定，但是否有应急的办法？

　　胡涛：办法是有，那就是环保总局一竿子插到底的检查。看看环总近些年来的环保风暴吧，也只能是环总查出来一批，关掉一批或整治一批。

　　问题是，环总有200多个公务员编制，加上事业单位不过两三千人，就算统统派到下面没日没夜地检查，能覆盖多少企业？多少村庄？你查得过来吗？

　　10年前我就提过，说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儿吗？中央、地方、企业的责任都是什么？我当时就建议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责任。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所在的课题组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

　　中国新闻周刊：刚才说到了政府，说到了立法，体制上还有哪些问题？

　　胡涛：监督管理体制也有问题。

　　刚才说到了环评总能过关，这背后的利益，有人监督吗？淮河、太湖、滇池污染越来越严重，谁来检讨？如果说监督体制上的亮色，那就是每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的持久压力，好歹还让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不至于放肆无度。

　　中国新闻周刊：司法方面是否可以予以惩戒？

　　胡涛：刑法上是有“破坏环境罪”的，但据我所知，只有山西运城一例，企业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你可以看到，环境污染问题很多，但官司极少。你要去告企业，可企业有成千上万，即使在西方，也很难打这场官司。

　　中国新闻周刊：找不着被告，就吃哑巴亏了？

　　胡涛：找不着被告的情况下，美国人就告美国环保局。美国环保局也因此经常当被告，也经常输官司。最近的一次，是民间团体状告环保局不作为，对CO2不控制，环保局被判败诉。

　　实际上，在这场官司中，环保局希望输掉为好，因为法律没有规定由环保局管二氧化碳，美国法院一宣判，按照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环保局从此就可以去管CO2了。

　　回到中国，前一阵浙江农民状告地方环保局不作为获胜，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建立很好计算的利益链条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研究有哪些建设性意见？

　　胡涛：在“国家环境执政能力”课题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央政府不能再负无限责任，中央和地方职责应该互不重叠；各省职责不交叉；管理责任层层递解到污染企业；中央实施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动态调整。必须要采取市场机制下的手段，让政府和企业一样，都成为具备实质意义的民事主体。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到淮河或者太湖，怎么理解你的研究成果？

　　胡涛：我们还以淮河为例。按照目前的技术装备和水平，在河南安徽两省之间，对淮河进行断面监测是已经在做了的事情，其中的数据，正好可以为我们所用。

　　对淮河进行的断面监测，可以看出河南的排污总量；同理，在安徽江苏之间进行断面监测，就可以得出安徽的排污总量。

　　这样，中央就可以根据断面出水口水污染浓度向各省征收排污费——注意，在这一模式下，排污费由向企业征收转而向省征收，这是这一机制实现的关键。

　　中国新闻周刊：政府只负有限责任的概念如何操作？

　　胡涛：省级政府，以及下级政府都只负有限责任。省级政府也可以如法炮制计算出市级政府的出水口水污染浓度。

　　通过对每个水污染当量的计算，打个比方说，河南省政府需向安徽省政府每年支付10亿人民币的补偿，具体到下级政府，也照此操作，每个行政单元都有市场化的责任。同时在转移支付制度中做出限制，如果这10个亿不赔，中央对河南的转移支付就少10个亿。此外，还要干部考核标准、刑事责任也都要跟上。

　　在这一模式下，每个地区都有利益传递，都处在一个很好计算的利益链条上。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研究进入实施阶段了吗？

　　胡涛：当然还没有。我们正在向中央反映，能不能拿一个小一点的流域给我们做个试点。试点中，一些细节上的漏洞可以得到完善，我们也相信，这一办法，能够从源头上治理好中国的水污染、流域污染。

　　中国新闻周刊：若将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部，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吗？

　　胡涛：我不这么看。环保总局升格，如果没有市场化手段支撑，不过是重复行政手段治理的老路。(感谢国家环境执政能力研究课题组毛寿龙、李善同、毛显强的帮助)

　　（来源：中国新闻网）

　　 淮河：一个湖库化病人的咆哮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中国，已经呈现流域湖库化的现状，被扎紧血脉的淮河脾气暴躁，并未能与人类和谐相处

　　记者/刘彦

　　“你能想象一个人的血管被密密麻麻扎住几十年之后的样子吗？你去淮河。它全身的血管被分成了5700截。”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工作人员王谦说。

　　王谦眼中，河流是有生命的。河流必须保持不断的径流流量，才算血脉畅通。但自1951年新中国开始大规模治理淮河以来，干流全长1000公里、支流580多条、流经豫、皖、苏、鲁四省的淮河，已经被5700多个大小闸坝所截断。在3500多个中小型水库和36座大型水库的血管拥堵之处，库容达270亿立方米，占到淮河的天然径流量600多亿立方米的近一半。

　　也就是说，一个人一半的血液被中途截留起来了。

　　但是，被扎紧血脉的淮河脾气暴躁，并未能像人类想象的那样，与人类和谐相处。

　　生病的淮河，病症集中表现为“水多”(洪涝灾害)和“水脏”(水体污染)。

　　历史上淮河流域曾经是“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富庶美丽。现在的淮河正洪灾频发。一遇洪水，左支右绌。水退之后，必然又是一次水利工程建设的高峰，然后是下一次危机。

　　由中国环境规划院、北京大学环境学院与世界银行合作的《中国水污染防治政策创新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正面临大规模水利开发建设和水资源调配管理的挑战，在全国出现了“江河湖库化、湖库富营养化”的水情。也就是说，当扎住了血管的淮河径流几乎消失之后，大大小小的水库也像巢湖、滇池和太湖那样，出现了富营养化的特征。

　　“淮河已经快接近有水皆污，有河皆枯的海河了。”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调研员牟广丰说。

　　反复被淹的宋滩村

　　“再也不用每隔一年淹一次了，搬了。”8月10日，淮河沿岸的蚌埠市禹会区长青乡宋滩村村民刘照霞，站在臭味熏人的家门口，指着丰元集团污水处理厂对面的楼房对本刊说。她家的门楣处，明显有一道潮湿的水印儿。那是一个月前洪水肆虐后的身影。

　　刘照霞家所在宋滩村，连着“千里淮河第一港”的安徽省蚌埠新港。一个月前的7月13日，淮河支新港段出现大面积漫堤，宋滩村被洪水淹没，840户人家大多被困，最深水位达3米多，屋顶爬满被困村民。

　　由于新港码头的帮助，宋滩村今年将要搬迁进楼房新居，但另一个缠绕的鬼影并未消失——刘照霞家对面的村中，仍有一大汪洪水过后的余滩，黑臭逼人。

　　“一来洪水，不知道哪家企业又偷排污水了。”刘照霞对此了然于心、熟视无睹。

　　宋滩村身在蚌埠市的市区之内，背靠新港，村前就是蚌埠市柠檬酸生产企业、拥有上市公司丰原生化的丰元集团。宋滩村新盖的楼房，正对着这个企业的污水处理厂。

　　丰元集团的污水处理厂处理过后的水进入淮河支流席家沟中。席家沟有防闸，可是，一旦洪水期来临，防闸根本不起作用。

　　水库中的水平时舍不得向淮河中释放，往往洪峰时超过淮河主道，来不及排泄只好开闸放水，“全是带臭味的水”，当地人说。

　　常年闻着刺鼻味道，加上每次洪水过后的臭不堪闻，使得刘照霞觉得，迁到一个污水处理厂对面，也并不是那么不可以忍受。

　　在巢湖市，由于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项目与巢湖娃哈哈的污水处理厂正对，此公司负责人不依不饶，直至主管副市长出面调停，将巢湖娃哈哈的污水处理厂罩上盖子。

　　宋滩村是淮河流域原来很多湖泊和沼泽地成为了蓄洪区、行洪区、泄洪区的一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淮河中游的湿地和湖泊面积有3000多平方公里，现在减少到不到1000多平方公里。修了大堤，把边上的湖泊和湿地进行了开垦，种上了庄稼，成为了分洪区。

　　淮河流域水资源匮乏。“以蓄为主，重蓄轻排”成了分洪区的现实选择。被缚住血管的淮河由于流域生态改变，对自然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是涝灾，地下积水过多生渍灾，地下水位过高则成了碱灾，这些灾害使大量耕地退化。同时，过于密集的水库，不断造成淮河断流，致使全流域生态恶化。

　　淮河近年来每每发出咆哮，一到发水时，这些地区就要为洪水反复做出牺牲。

　　“淮河已死”

　　60岁的蚌埠市龙子湖区仇岗村村民张功利，对于死亡的味道一点都不陌生。3年来，他亲眼见到了无数身边的死亡：其中，既有他熟悉的53名村民，包括跟他一起游玩、长大、娶妻的小学同伴的突然离去；也包括邻居王宗荒家2亩鱼塘的鱼和村办小学仇岗小学的树木。2006年，王宗荒家的鱼塘因为流进了村中九采罗化工厂的一点废渣，全部鱼浮尸塘面；2006年7月2日，化工污水侵蚀仇岗小学，污水过后，校园内的树木相继死亡。

　　张功利所在的村，有九采罗、海川等3家化工企业和一家历史悠久的农药厂。每逢雨季，从排污沟鲍家沟中溢出的污水四处流散，污水过境之处，蔬菜死亡，鸡狗灭绝。一口机井打下去，“半碗是水，半碗是药。”张功利说。故此，淮河沿岸世代饮淮河水的仇岗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引用蚌埠市的自来水，杜绝了自打井。

　　今年7月初，国家环保总局将蚌埠市列为流域限批城市，仇岗村的几家企业也在停产整顿之列。然而，张功利和村民发现，这些“有背景的”企业有可能再次逃过一劫，过后会重新生产。为了自身的生命健康，张功利和村中1801个村民一起，给蚌埠市市长写了一封信，并加盖了1801人的手印，集体要求坚决关停这些污染企业。

　　“只有66个人没按手印，其中包括村长。”张功利说。就在他们酝酿递交给市长的信之时，村中企业的老板派人与张功利谈判，希望可以弥补村民的健康损失。

　　张功利没有答应。接着，砖头和子弹便来到张功利的小院中。

　　8月10日下午，蚌埠市刚刚下过一场雨，空气凉爽。但当记者来到鲍家沟的水利干渠时，仍然看到一汪如酱油的黑色河水，空气仍然刺鼻难闻。“这是常年沉积下来的废渣造成的，足有2米厚吧。”在鲍家沟打工的浙江宁波人柴仲坤说。

　　鲍家沟不是一条自然河流，是一条10多公里长的水利沟渠。抗旱时候，从淮河里抽水到鲍家沟为两岸田地灌溉；防汛时用于排涝，直接排入淮河。

　　鲍家沟只是通向淮河的一条典型的排污渠，大量淮河沿岸的排污，使得淮河严重被污染。曾任新华社记者的朱幼棣，90年代就报道过淮河流域的治污，如今，12年过去，淮河污染情况并不见起色。在朱幼棣眼中，淮河径流长期缺水加上污染严重，无异于宣判了淮河的死亡。

　　污染团难题

　　湖库化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污染之后的湖库，在每次洪水来临之际大量泻往下游，形成对下游污染更严重的污染团。

　　由于淮河干流的水被支流中的水库所截，各个闸坝而成的水库，最后大多成了各地的污水池。在大雨即将来临之际，各地的闸坝都通过调节提前释放出一点水流，希望减轻洪水下泻时带给下游的污染压力。

　　但人工调节往往不能适应自然界的突然变化。2004年7月中旬，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降临淮河，淮河上游的沙颍河、涡河等支流相继开闸放水，滔滔黑水，浊浪翻滚，在淮河干流形成了155公里的黑色污染团。污染团中的污染物总量达38亿吨，使河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指标在平时的基础上增加了7倍。污水团所到之处，一切生物遇毒皆亡。污水汇入洪泽湖，当地鱼鳖虾蟹悉数毙命，直接经济损失达31亿元。

　　“主要原因是各地太看重库区内的水量，平时没有放出一部分水到淮河径流中。”朱幼棣说。由水利部们掌控的水库水，首先通过城建部门卖给当地所在城市的污水处理厂，各个污水处理厂又依靠污水处理费营利。如果淮河全流域开闸保持一定的径流量，则会使这条产业链利润受损。

　　王新庄污水处理厂就是一例。坐落于郑州市东南的王新庄污水处理厂，主要处理郑州市东南部城区和新区的城市污水，处理后的污水排入淮河上游的二级支流贾鲁河，在河南省周口市汇入淮河的一级支流沙颍河。该厂是2005年之前淮河流域建成的最大的污水处理厂。

　　2001年该厂开始运行，2003年实现年处理污水1.1亿吨。然而，由于贾鲁河上游来水被截留，基本没有天然径流，实际上成为郑州市区的污水沟；贾鲁河和沙颖河沿岸的城市河工业污水又大多没有处理，虽然污水在王新庄处理厂经过二级处理达标排放，贾鲁河还未出郑州段就又回到劣Ⅴ类水。

　　“主要是国家配套资金不能承担起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管网的费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副局长程绪水介绍，在淮河流域建设一个10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国家给予的配套资金是1亿元，但是地方配套资金往往不到位。另外，即便建起了污水处理厂，将污水从住户和企业输入污水处理厂的管网建设，更需要2?3倍于建厂的资金。受制于这部分资金，淮河流域建成的163座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能力仅达一半。

　　这说明，若没有水利部门的配合，以及全流域的同步治理，单靠几个污水治理工程是难以实现流域水污染控制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