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身也是一个农民”
记者：听说你的员工都来自农村？
周立太：员工一共有43人，其中律师不到30个，全都来自农村，95%是重庆农村人，没有一个是城市人。
记者：律师事务所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周立太：去年深圳分所受理了700多件案子，收入134万元；重庆总所受理案件438件，收入不到100万元。今年到目前为止，深圳分所已经受理了400多件案子，收费70多万元。这些收入根本不够，去年借了30万元的债，现在还没还。目前还欠员工两个月的工资共20多万元没有付。40多个人要发工资，一个月房租、差旅费要16万元，不能按时发工资，律师也消极呀，兄弟！
我压力很大。开这个律师事务所，把老子的头发都开白了，我现在是染了的头发。每个月都有人打来电话说，老大，那个人又跑了。律师这个行业没有财政的保障，如果谁每年捐三四百万元，我一分钱不收。
记者：开骂为宣泄还是引起社会关注？
周立太：我是被逼急了。这些人不给钱就跑了，我发几句牢骚，骂几句话，很正常，天经地义。骂他，说老实话，老子都想打他。
现在，一些农民工的社会道德丧失到了这个地步，哪里知道感恩图报呀。通过这个事来唤醒整个社会，引起广泛关注。
记者：有人说，你这么做是为了炒作？
周立太：说我炒作的那些人根本不了解，我早就出名了。你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关于我的新闻起码有1万条。老子是气火了。老子炒作？!老子早就出名了。
记者：你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农民吗？
周立太：我不歧视农民，也不歧视农民工，我本身也是一个农民，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第一批农民工。老家现在还有包产地，去年为了孩子读书，才把户口从农村落到重庆市区。老子不怕，我心宽，万一不行了，我还可以回去种地。
(说到这里，身高1.70米,体重182斤的周立太激动地一下子把上衣扒了下来，露出白花花的肚皮。)
“我不雷锋，我只是个律师”
记者：有网友说，欠逃律师费不对，但骂人同样不对，你觉得呢？
周立太：我还是坚持。我不仅停留在语言上，我还要采取一些行动。
我谈三点。第一，律师事务所履行了义务，乙方当事人就应按照合同规定支付律师费，天经地义。律师事务所要生存，律师是人不是神。我要声明我不雷锋，雷锋还有津贴。
第二，履行合同不仅是法律责任，还是社会责任。人要讲诚信，如果大家都欠费，社会就不和谐。我们有义务培育诚信、公平，相互尊重，履行法律责任和社会义务。
第三，追讨律师费不仅是律师责任，也是政府责任。我们要纳税的。谁高尚到老子的律师事务所来，磨都磨死他。“不生儿不知屁股痛。”人穷，法律的规则不能穷。
记者：可不可以打官司追回被欠律师费，而不用骂呢？
周立太：打官司一是要花路费；二是要花诉讼费；三是打赢了也可能执行不了，告他们根本不现实。但我不会放弃通过法律途径来索回律师费。
记者：你认为他们为何欠逃律师费？
周立太：我觉得他们受了不诚信环境的影响。他们在企业打工，有的老板不给加班工资，有的欠薪跑了，有的不签合同，不买社保，不买养老保险。
记者：法律援助能满足需要吗？
周立太：现行的法律援助，还不能真正保障农民工打官司的需求。虽然它的机制很完善，但法律援助的律师由地方财政出资，如果农民工告当地政府部门，你说这律师会努力打官司吗？如果有免费的法律援助，农民工干吗还找我？
记者：你觉得怎样才能解决欠费问题？
周立太：我曾写过建议，希望对上诉机构制定一个规则，把执行款发到律师事务所账户，银行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扣发，以保障律师事务所的正常收入，培养诚信机制，还可以杜绝偷税漏税。
专家透视
不能简单看作农民工缺乏诚信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伟民说，周立太骂人的方式不对，但是情有可原。叫骂事件不能简单地看作一些农民工缺乏诚信。农民工是弱势群体，讨薪是因为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产生一种情绪；又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社会的其他方面。农民追讨工资应该通过正当途径解决，只有在正当途径解决不了时才要打官司。律师事务所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组织，打官司其实已偏离了正常的解决渠道。有关组织和执法部门应加强对不法企业主的打击力度。
同时，事件也凸现为农民工打维权官司的律师事务所的生存问题。武汉大学法学硕士、法律工作者刘超说，可建议由政府出面对农民工打官司给予补贴或资助。其次可建立公益诉讼基金。周立太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样的律师太少。律师的收益很不平衡，做经济类案子的律师大多收益颇丰，为农民工打官司时间长、付出劳动多，但是收益却很少。建议建立公益诉讼基金，从所有律师的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建立基金，专门解决农民工打官司支付律师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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