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张伯伦著书谈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

　　新华网专稿：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7月27日发表文章，题目是“"祖国"：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文章着重介绍了英国作家莱斯莉·张伯伦写的《祖国：俄罗斯哲学史》一书。文章说，该书清楚地展示了俄罗斯文化受到现代西方思想冲击时发生的复杂反应：这种文化一方面为自己在社会和科学上的落后感到耻辱，一方面又坚信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19世纪，俄罗斯是一个上演这场戏剧的小剧院。今天，剧院变成整个世界。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是一面小窗，让人们看到生活在“死屋”(《死屋手记》是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本网注)的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世界。文章摘要如下。

　　灵魂与理性

　　关于俄罗斯人有个笑话，俄罗斯人自己也不时讲一讲。一个外省的年轻人受到当地某医生的启发来到圣彼得堡，想研究“生命”。他读书，写作，终于进了医学院。上课第一天，教授宣布：“先生们，今天我们要说说胰腺。”年轻人大怒，从椅子上跳起来：“胰腺？您怎么敢提胰腺？我们来这儿不是为研究胰腺，是为研究生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会因此发笑。即使他最阴郁的小说也有幽默的插曲，描述年轻的俄罗斯人如何因为宏大的理念心潮澎湃，对明显的东西视而不见。当有人设法把理念付诸实际，这出喜剧就宣告结束。俄罗斯历史上屡屡发生这种情况，人们不禁要问：俄罗斯人与思想的关系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整个19世纪，所谓的西化者指责俄罗斯人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经过数百年的宗教正统和政治压迫变得懒惰、神秘和爱空想。他们认为，俄罗斯需要的是一剂西方哲学和科学的良药，让社会变得理性。他们一事无成，很多人逃到巴黎，在那里哀叹俄罗斯，用完美的法语。

　　反西化者则分出多种派别。有些笃信俄罗斯教会的旧礼，有些支持贵族特权，鄙视革命群众。最有趣的要算斯拉夫优越论鼓吹者。他们憎恶西方哲学日益扩大的影响，把斯拉夫头脑浪漫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们有同感，认为现代西方思想带来一种新的狂热：冷漠，物质主义，对苦难视而不见。悲天悯人和天真率直等俄罗斯人的传统优点在实用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西方生出的其他种种“主义”面前渐渐消失。了解胰腺固然很好，但是，当戴着方帽的理性主义者否认灵魂的需要，他们就变成了兽。

　　那么，理解灵魂也很好。但是，当热情妨碍理性的哲学和科学又会怎样？难道不是要付出代价吗？这就是英国作家莱斯莉·张伯伦在《祖国：俄罗斯哲学史》一书中提出的问题。这是个旧问题，她的大多数答案也不新奇。但是，张伯伦特别关注的是从笛卡尔到马克思等西方哲学思想如何被吸收进入俄罗斯人的思维。照她看，决定性的斗争不是简单的西化者和反西化者之间的斗争，而是发生在支持英法哲学传统和从模糊得多的现代德国思想家中汲取营养的人之间。

　　西方哲学在俄罗斯

　　西方哲学最初于18世纪在俄国立足，这要归功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杰出成就：她读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采纳他提出的某些教育改革，与法国哲学家伏尔泰通信，鼓励狄德罗与达朗伯编纂《百科全书》。

　　但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俄国贵族和很多知识分子背弃了明确、清晰、普遍的启蒙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当时与恐怖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张伯伦认为，这犯了大错，因为这意味着放弃理性和怀疑主义之间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是法英启蒙主义最大的优点。俄罗斯发现自己在哲学上走向成熟正是德国唯心论发展到高潮并在欧洲大陆获得普遍支持的时候。

　　俄罗斯人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什么？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德国发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到德国的是浪漫主义，以此替代笛卡尔及其继承人冰冷无情的逻辑。他们尤其受到谢林的吸引，后者提出的自然哲学、混乱的直觉和形而上的沉思与其说接近现代科学不如说接近通神论。事实证明谢林的学说适应性极强，而且难以推翻，因此成了抵抗法英理性主义的实用工具。

　　对现代启蒙主义的敌意本身是一种现代现象，尽管这往往有古老的根源。关于俄罗斯宗教如何影响俄罗斯人对哲学的态度，张伯伦竟然几乎没有谈起。她关注的是另一个核心要素：民族主义。彼拉多(罗马犹太巡抚，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本报注)的一句话：“真相是什么？”在19世纪变成一个民族主义问题：“俄罗斯的真相是什么？”骄傲和耻辱驱动俄罗斯人寻找通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用“完整的知识”取代西方逻辑，用“朴素健康的品质”代替西方的个人主义。不错，俄罗斯或许是有农奴和暴君的落后国家，但是，只要忠实于自我，她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地球上首屈一指的文明社会。张伯伦令人信服地提出，这就是俄罗斯人最重要的幻想。

　　马克思主义进入俄罗斯

　　她从这个角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直到苏联解体。这也是书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很晚才进入俄罗斯，也从未达到哲学的深度。张伯伦认为，尽管苏联教育体系以教条的方式把辩证唯物主义强加给人们，它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理想或实际都没起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给团结、牺牲、希望和集体救赎等古老的俄罗斯观念某种现代的表达。高尚的农民经过革命变成高尚的劳工，“圣愚”脱胎换骨变成虚构的每天都超额完成工作的苏联工人斯达汉诺夫。理性主义者不是克里姆林宫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而是安德烈·萨哈罗夫和叶连娜·邦纳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当物理学家，当医生，打破俄罗斯的白日梦，献身真理。

　　哲学在今天的俄罗斯怎样？张伯伦没有说。但是，她写道：“俄罗斯哲学无法形成，除非它抛弃19世纪农民社会的迷信和知识阶层头脑中的浪漫主义。如果要被当作比诗歌更有分量的东西，它必须区分价值观与事实，民族特性与真相。”但是，如同书中显示的，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近代科学出现之前的世界观和不切实际的梦想，这背后有深刻的原因。

　　张伯伦的叙述清楚地展示了俄罗斯文化受到现代西方思想冲击时发生的复杂反应：这种文化一方面为自己在社会和科学上的落后感到耻辱，一方面又坚信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19世纪，俄罗斯是一个上演这场戏剧的小剧院。今天，剧院变成整个世界。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是一面小窗，让人们看到生活在“死屋”(《死屋手记》是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本网注)的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