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参与度极低
政府或社区主导的活动,一般都将农民工排除在外,这使生活圈子狭小的农民工更难接收相关信息
调查还发现,农民工能参加的文娱活动非常有限,看电视、聊天、睡觉是他们主要的休闲方式,精神上普遍感到自卑、孤独、寂寞,常感心情压抑,情绪低落,很多农民工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
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社会参与程度非常低。“老乡会”是青年农民工较为青睐的活动,但只有近两成受访者参与过此类活动。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青少年维权联系点、职业技术学校、读书俱乐部、企业职工夜校等,农民工参与比例低于一成。
政府或社区主导的活动,一般都将农民工排除在外。这使生活圈子狭小、信息渠道闭塞的农民工更难接收相关信息,更难有机会参与社会活动。
调查还发现,相关部门和青年组织为农民工推出的一些扶持政策、资源帮助和文体活动,农民工中鲜有人知。
徐晓军分析说,低社会参与度使农民工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工作生活圈内,难以融入城市生活。
农民工远离父母、妻儿,生活上缺乏照顾,精神上缺少交流,如果业余活动又被社会所排斥、孤立,长此以往,容易产生心理疾病,甚至诱发极端事件。 (记者 刘紫凌、黎昌政)
年轻农民工,何日才“出头”?
记者近期与有关部门一道对武汉七城区青年农民工生存状态进行调研时,接触到不少在城市发展成功和失败的案例。通过了解他们的经历,分析他们的得失,有利于寻找问题的症结,帮助农民工走好城市谋生和发展之路。
青年农民工张先锋,十几年前就到省城打工,工作换了不少,但始终没找到满意的。一天,他逛花市无意看到一株花木可卖到几十甚至上百元,便想学点技术回去发展。后来他回乡创业,成为“农业科技示范户”,获得政府在技术、资金上的支持。不到五年时间,他就拥有了20多亩花卉基地、40多亩苗木培植基地,业务扩大到省内各地,年收入超过8万元,现已是身价百万元的“花老板”。
湖北襄樊人刘某,男,25岁,初中毕业后辍学。他性格懒散,不愿吃苦学习一技之长。晃荡一段时间后,2004年和同乡一起来汉打工,由于没有技能,只能找些体力活。几年里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赚的钱不够自己花,还得找家人要生活费。后来竟和一些同龄人纠结在一起,喝酒打牌,到高校偷自行车、手机、电脑等,现在已不愿干正经事了。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徐晓军认为,农民工的出路在于使其变成产业工人,但在当前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城市难以吸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市自主创业或回乡创业,是破解农民工出路难题的重要渠道。
从正反案例中,政府部门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要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鼓励农民工自主创业。以李松柏为例,他成功变身为企业家不只解决了自身的出路,还为很多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岗位和谋生之道。二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信息服务。当前职业培训还存在着资源分割的问题,应整合资源,为农民工提供实用技能培训。信息服务要克服“距离感”,为农民工提供有效的求职信息。 (记者 刘紫凌、黎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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