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拾荒人群调查：自认对城市发展作出贡献

资料图：行走在路上的拾荒者

资料图：拾荒家庭

　　深圳拾荒人群调查：自认对城市发展作出贡献

　　特约撰稿 陈岳鹏 刘开明

　　1980年的春天，当年近50的王大叔从河南老家平舆县来到广州，再一路乞讨从东莞到宝安县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所处的这块土地已经更名为深圳市，并将在几个月后，成为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而自己的后半生会与这个城市密不可分。

　　“那时是上午哭一场，下午哭两场，晚上哭一场。”由于河南话与广东话的巨大差异，因1979年黄河大水逃荒出来的王大叔无法和人交流，想回家又没有路费。

　　26年过去，拾荒的大叔变成了拾荒的大爷，深圳最高的建筑也从3层楼长到了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74岁的王大爷爱上了这里，“孩子们的负担也很重，不回去给他们添负担，这里能挣下钱，而且冬天不冷。想吃啥有啥，想穿啥有啥，气候好，还有钱花，挺好。”王大爷笑呵呵地看着笔者，他表示自己会在深圳拾荒直到生命结束。

　　在深圳，像王大爷这样的城市拾荒者，保守估计不少于20万。这是根据2006年3月至2007年3月，笔者所在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与深圳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开展的《“守望相助，走出贫困”——深圳拾荒人群互助网络建设项目计划》调查结果，参照北京，广州等城市拾荒群体状况所做出的统计。

　　作为职业、半职业的拾荒者，王大爷他们缺乏基本的职业技能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面临三种困境：一是居无定所，无依无靠；二是缺乏法律和权利意识，遇到危急不知如何获得法律保护和紧急救援，而因为法制观念相对淡漠，又容易触犯法律；三是缺乏卫生健康知识，易受有毒垃圾伤害，感染疾病、传播疾病。

　　这些困境严重威胁着拾荒者群体的生命安全和基本人权，阻碍他们摆脱贫穷的努力，同时也易激发与城市居民共处的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拾荒者状况

　　26年中，王大爷从村里带出一批又一批老乡，深圳南山区后海点的拾荒者绝大多数来自王大爷的老家平舆县李庄村，而当年出来的小伙子如今都抱上了孙子。

　　在深圳，超过九成的拾荒者都和李庄村的乡亲这样，选择与家人或老乡一起居住，其中男性占到七成，多为职业拾荒者，他们只在农忙及春节回家帮忙。女性多为季节性拾荒，一般会在农闲时，随丈夫短暂赴深拾荒贴补家用。而夫妻俩搭伙来深长期拾荒，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

　　七成的拾荒者选择在城中村或市郊的民房居住，二成露宿在桥洞、路边或公园内，而剩下的一成则选择在工地附近搭棚居住。拾荒者以30岁以上的中、老年为主，这个年龄段的拾荒者比例加在一起超过了八成，其中50岁以上的有近二成的比例，在身体状况和文化程度影响下，这些中年和老年人很难进入工厂就业，而拾荒进入门槛低，谁都能干。

　　早在1980年代初，王大爷刚到深圳拾荒时，捡拾书本、报纸、铁桶，平均一天收入15块钱左右，但在老家，每月不过5块钱收入而已，经济收入是他们选择拾荒的重要原因。根据笔者的调查，近八成的拾荒者如果单纯在家务农，家庭年收入只有500~1000元，而这个数目只是在深圳拾荒一个月的保守收入。

　　68岁的李大爷从1995年开始从河南老家到深圳龙华拾荒，到2004年为止，将近10年。“在家养活不了自己和老伴。”儿女不孝的李大爷只好拾荒。无人赡养，又缺乏可靠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不少农村老年人外出拾荒的重要原因，而随着逐渐老去，不断有青壮年进入，不少老年拾荒者被淘汰出局，沦落为城市的乞讨者。

　　1978年出生的小李是在3天没有吃饭，饥饿难耐捡饭吃的情况下开始拾荒生活的。小李在北京当过兵，来深圳之前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2005年3月到深圳找工作时，遇到小偷，钱全部被偷，几天下来，工作没有落实钱又没有，无奈之下他走上拾荒路。

　　像小李这样，原籍内蒙古的拾荒者并不多。深圳拾荒者中近六成来自于河南省，其次为湖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省份，其余省份零星有一些。今年1月，笔者和同事曾专程前往河南驻马店市平舆县十字路乡探访。

　　十字路乡每年的外出就业人口在1.8万至2万左右，10多岁至30岁的以进工厂打工为主，而30~50岁的则基本上以拾荒为主，拾荒城市亦分布于全国各地。据该乡王副乡长保守估计，十字路乡外出拾荒群体占总体外出务工人员的一半左右。保守估计，十字路乡，每年外出拾荒人口规模在6000~1万人。这部分外出人口的收入，相对于单纯的农业收入而言，要更高些。

　　庞大的拾荒人群影响了当地的形象，但王副乡长强调，河南省有将近1亿的人口，而且农业人口占了70%，解决绝大多数农业人口的低收入水平才是头等大事，所以只要是能挣钱的、不违法的外出务工行业，政府就支持。

　　拾荒者的阶层化

　　1994年，当40岁的魏大叔在广东佛山、南海一带开始拾荒生涯时，他只选择在晚上没人的时候捡，有两个人在场时他绝对不会去。这个在1977年~1983年期间，曾在河南周口某县当过县公安局局长的汉子说：“实在拉不下面子啊！”

　　1984年，魏大叔下海，他的解释是看不惯官场里的不正之风。下海之初，他做粮食生意，1985年开始包工程，走南闯北，做包工头。几年的商海沉浮，并没有带来梦想中的财富，反倒背了一身债务，用魏大叔自己的话讲就是水性不好，被淹了。为了躲避追债的人上门讨债，1994年，魏大叔南下广东，由于学历和年龄的原因，出于无奈，魏大叔选择了拾荒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

　　事实上，拾荒者内部也是分阶层的，所谓“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街头流动的拾荒者处于最底层，捡的东西最杂，但收入最少；走街串巷收购废品者则次之；废品收购站老板地位和收入则最高。魏大叔十来年的奋斗史可作为典型个案。

　　经过最初的阶段之后，魏大叔慢慢习惯了拾荒生活，生存是第一位的，也开始在白天工作。1997年，有了一点本钱的魏大叔来到了深圳龙华，不再做最底层的拾荒者，而开始有选择地收购废品，再转卖给废品收购站，从中赚取差价。经过几年的经营，他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2004年10月，魏大叔将深圳简上村村尾的一栋毛胚房整体租下，又与简上村的村长协商，在毛胚房周围用竹子、铁皮搭起简易平房，再将这些房子转租给其他河南籍的拾荒者或废品收购者，简上村的拾荒者聚落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而魏大叔俨然成为这一特殊社区的领袖。事实上，不少租住在毛胚房或简易平房里的拾荒者就是魏大叔在河南老家的邻居，很多人是跟随魏大叔一起来到龙华从事拾荒或者废品收购的。

　　如果单纯以经济实力来衡量，魏大叔已经不属于贫困行列了，他甚至花了2万元买了一辆二手的人货车专门从事废品收购。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目前在上海打工，小儿子则通过老战友的关系在深圳观澜做辅警，他在老家还有5亩地，主要靠大儿媳料理。

　　笔者问魏大叔，既然家里经济条件不算差，他的老伴为什么还要出去从事最底层的拾荒呢，魏大叔说他确实可以不去，但闲着也是闲着，年龄大了也没什么事可干，废品收购这边他一个人看着就行了，所以出去捡捡破烂，练练身子骨，没什么压力，习惯了也没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