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皇后码头拆迁遭20余人静坐抗议幕后

　　香港皇后码头拆迁遭20余人静坐抗议幕后

　　陈竞新

　　乘坐渡轮，在香港维多利亚港一边享受海上摇曳的闲逸，一边眺望港岛，细赏中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都会景致，让人心旷神怡。然而这全球知名的胜景，近日却发生一桩香港极为罕见的官民冲突事件。

为了配合发展中环填海计划，正沿港进行广泛的拆迁工程，竟引来20余名彼此素不相识的年轻人，透过网络串连，组成名为“本土行动”的组织，在殖民时期的官方码头皇后码头前，顶着炎日海风连续露宿3个多月，其中3人到后期更采取了激烈的绝食行动，矢言要阻止政府清拆这个标志着香港沦受殖民统治历史的码头。

　　特区政府经过连串的公关安排，8月2日 ，采取了高调的清场行动，大张旗鼓，出动了数百名警员、登山队员、消防人员、医务人员、还有工程人员，花了10多个小时，细致地将他们逐一抬走，并按计划进行了清拆工程。但事件并未完全平息，一方面“本土行动”成员继续循司法途径，企图透过法院挑战特区政府决定迁拆皇后码头的决策过程，另一方面香港社会的本土文化保育意识日益茁壮，据称，有大学任教的知识界人士已跟“本土行动”联系上，准备继续将这种保育行动导向更有组织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这次直接参与皇后码头清拆风波静坐行动的，虽然只涉及以年轻人为主的寥寥数十人，却引起了社会对发展作出更广泛且多元的思辩，可能直接影响到香港未来发展的社会氛围。

　　反填海的延续？

　　当影星周润发，也在“本土行动”成员静坐期间前往签名，表达支持态度；当香港媒体连日充斥着大幅报道，评论界不论政治立场、各学科学者都纷纷发表文章；当警员清场的10小时行动，竟全程电视直播；可见一宗皇后码头清拆风波，虽然表面上只是在社会的边缘事件，却已震撼整个香港的血脉。

　　经济发展，是社会唯一的道理吗？民间这次跳跃而起的所谓“本土意识”，是回归10年的香港社会，仍存在怀念殖民地岁月的反映吗？特区政府的咨询组织“古物古迹委员会”将皇后码头列为一级古迹，却仍被清拆，这类自殖民地时期便被视为赖以吸纳民意的咨询委员会，在特区政府决策过程中到底占有多大的分量？

　　维多利亚港，一向被视为是香港腹地。英国人自19世纪殖民香港以来，便一直沿着海港发展，从上环到中环，再经铜锣湾到北角；为了扩阔这个小岛的土地，以求取得更有效率的都市发展表现，当局自19世纪末开始在维港进行填海工程，中环的海岸线便从今天的皇后大道中一直向北推移，至今矗立在面临维港的全港最高大楼华懋大厦以及国际金融中心一带的偌大建筑群，便是香港沦受殖民统治时期在中环落实的最后一次大型填海工程。

　　殖民政权不断填海的做法，曾引起香港社会广泛反对，一群富裕阶层人士，组织起保护维港协会，1995年，立法局更罕有地通过由议员提出的私人条例草案“保护海港条例”。

　　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继续填海计划。2003年宣布的中环三期填海工程，便宣示拆毁天星及皇后码头，兴建声称能舒缓中环路面交通的新海滨走廊、综合发展区以及集合特区政府行政、立法、及司法部门的新政府总部大楼计划，引来更激烈的反对声浪，一批以专业人士为主体的保护维港行动，更发起万人牵手行动，在中区海旁挥动蓝丝带游行，曾是首届特首选举候选人的前任法官李福善也参与该次游行，使保护维港的声势更受重视，计划一度暂停。

　　从环保意识、从生态保育、从爱护香港景貌，可见反对中环填海工程是香港社会近20年兴起的思潮。这次保卫皇后码头运动，由于直接冲撞特区政府的中环填海计划，有香港的经济学者认为，也是反对中环填海工程思潮的延续。然而若深入观察事件的来龙去脉，却可以发觉是次皇后码头清拆风波，与过去的反对填海工程运动存在本质不同。

　　港人身份的主体性

　　首先，此次行动的焦点，并非维港本身，却是位于维港沿岸、反映英国殖民政权海权历史的皇后码头等殖民地建筑群，是一批港人追寻香港本土历史空间，从而建立港人身份主体性的努力。

　　过去殖民时代，历任港督上任的传统，是乘坐港督游艇抵达中环，在皇后码头上岸，并在爱丁堡广场举行欢迎及阅兵等就职仪式，然后前往香港大会堂宣誓。

　　随着中环海岸线北移，这个英国官方码头虽然曾经四度搬迁，却始终象征着殖民统治的历史；1925年港英在中环皇后像广场对面开建新的官方码头，便是第一代皇后码头；如今位于大会堂外的皇后码头，则是在二次大战后启用，末代港督彭定康也正是在这里乘坐“慕莲夫人号”渡过维多利亚港，象征着英国殖民政权的结束。

　　皇后码头无疑是香港沦受殖民统治历史的政治核心空间所在，于是此次静坐行动，便引起社会上一连串反射式的声浪。有报纸发文，批评事件是由“一小撮留恋英国殖民地者……一厢情愿的殖民管治时代的随从”所组织的。

　　然而静坐人士却强调，他们正是要摆脱仍然萦系着香港的曾沦受殖民统治的阴魂。“本土行动”发言人朱凯迪便曾在香港媒体发表一篇题为《我从皇后码头看到满身的枷锁》的文章说：“皇后码头之所以要原址保留，因为它形象化地总结了过去150年的殖民统治。我们很多在殖民管治下长大的香港人，都在殖民政权刻意掩盖下，对本土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如果连皇后码头也被特区政府无声无息地拆掉或搬走，那香港的下一代，就丧失了了解并解除殖民管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空间凭据’；我们已经错过了太多反省殖民统治，反省大香港主义，建立市民自主的时机……如果再不补交功课，那就算再过10年、20年，新一代的香港年轻人仍将懵懵懂懂地不知身在何方。”

　　他引用香港新生代小说家董启章说，原址保留要捍卫的、是“反省过去的凭据、反省过去是为了创造将来”。

　　回归一代的本土意识

　　其次，此次参与行动的，以1970年代末期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为主，他们或是独立媒体工作者，或是校园青年，或是社会工作者，甚至是大学讲师，充满着理想色彩，与过去维港保护运动的中坚分子或来自富裕阶层，或来自专业界人士的背景截然不同。加上这批人士都是行动派：长期静坐、绝食、冲撞、阻拦、攀爬，向大众宣示决心，加强对社会的感染力，以持久行动改变政府政策为目标，与过去那种只是游行宣示意见的做法大相径庭。

　　1970年代末期以后出生的一代，可以说是香港“回归的一代”；就像很多“世代”社会学者认为，战后出生的一代“战后婴儿”，都有一种思潮上的特性，香港的“战后一代”成长于1960、1970年代，念大学时经过“保钓”、“母语教学”、“认同祖国”等冲击殖民体制的社会运动，参与社会后却又面对着晚期殖民政权推行社会改革、建立廉政、吸纳本地社会精英，分享殖民权力的年代，形成他们独特的“务实”个性。

　　相对于“战后一代”的务实，“回归一代”是比较理想性格的，他们既没有国共相争的包袱，也无冷战的意识形态枷锁，成长于经济起飞、信息开放，还有政制辩论及中英谈判的1980年代，整个氛围充满着期盼和思辨，他们不会有上两代港人普遍存在的对共产主义的情结。他们迎接的，反而是回归的事实与对于远景的承诺，但等他们20岁过后参与社会，面对着的却是殖民体制遗留下的残缺，以及当局甚至是社会建制下牢固的殖民性。

　　如果说这批香港“回归一代”的成长过程，在国际信息和社会开放的环境下，陶冶出一股“现代性”思维，回归后的他们，对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不会有任何怀疑，反而是面对着自己的香港人身份，需要不断地寻找，追踪香港本土的历史。

　　笔名安徒的香港社会学者，近日便在香港媒体上，特别将这种香港的“本土意识”与台湾的作出比较；他写道：“这种香港历史意识萌生的运动，源自本土意识的浮现，皇后码头象征的，正是香港作为一个城市那种开放、包容、不排他、不作去中国化的本土性，而不是乡土、内向、不宽容的本土性。”

　　就以参与绝食行动的3名年轻人为例，表面上都是激进难解的人，然而却都是“读书人”，其中的陈景辉，虽是只有24岁的大学生，却已被梁文道赞为“前途无可限量”、极具“批判精神”；至于年仅29岁的发言人朱凯迪，大学毕业后做过记者，之后到伊朗攻读波斯文；他的《我从皇后码头看到的满身枷锁》一文，便在香港社会学界引起颇大回响。

　　有效的“公民参与”

　　第三，保卫皇后码头的最终行动目标，并不是皇后码头本身。这次参与行动的人士静坐期间，已表示预期特区政府会按计划清拆码头，然而他们采取静坐3个多月及绝食的激烈行动，正是要向社会摆出意志，加强感染力，凸显特区政府决策过程未能全面顾及社会感受的表现。

　　参与绝食抗议的陈景辉事后回忆说，他们去年底在港府准备清拆更具民间性格的中环天星码头时，头一次采取行动，以“保护集体回忆”之名冲向现场，爬上推土机，透过直接行动阻挡时，本来只是期望表达意见，与政府对话，却发现政府根本不予理会，也拒绝给予响应，便醒觉到体制依然存在牢固的殖民地威权性格，必须向社会展示行动的决心，除了要在原有议题上展现坚持的姿态，更要准备下一步行动。

　　据报道，“本土行动”已凝聚更大的力量，准备指向西九龙艺术区以及湾仔旧市场，继续挑战政府长期以经济发展为最高社会价值的封闭决策模式。

　　正如香港理工大学政治系讲师潘洁说：“保卫皇后码头的最终意义不在皇后码头本身，而在于改变这种罔顾公众利益的社会发展……终极目标是要凝聚社会力量改变目标的咨询程序，找到政治代理人，从制度上解决决策程序被垄断的问题。”

　　港英殖民地政权1970年代逐步建构以威权管治为基础的咨询式吸纳民意机制，曾经成功在港维持法治和稳定，是香港金融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特区政府自回归以来，以发展成亚洲区国际金融中心为目标，继续沿用这套咨询机制。

　　然而10年来香港社会已大变，殖民时代形成的咨询式机制，是否足以吸纳民意、稳定局面，早已广受质疑。

　　知识界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个微妙的变化，即使被视为与特区政府关系密切的智经研究中心两个月前发表的一份公民参与研究报告，也强调“传统的公众咨询方式已失去效用”，特区政府需要重新考虑一套机制，提供有效的“公民参与”。

　　皇后码头风波更提醒，香港社会的“本土意识”，作为另一项极具能量的社会动力逐渐浮现，并会成为冲击决策的重要因素。

　　尾声

　　由于此次事件早已引起社会的高度聚焦，特区政府的清场行动表现极为克制，至于请愿人士只求清晰表达诉求，未予激烈的反抗，双方明显都在尽力避免引发一场冲突收场的事件，反映香港社会的成熟、理性，各方均极珍惜社会秩序稳定的一面。

　　此外“本土行动”至今采取的，始终是合乎法律规范的行动，静坐期间，他们一直寻求的是静坐行动的合法性以及特区政府强行清场行动的违法性。直到如今寻求司法复核，始终依循着既定的法律轨道办事，显示香港这波“本土意识”所挑起的风波，并未逾越一贯的法治精神。

　　更重要的是，“本土意识”的跃起，起码至今并未冲击到香港这个亚洲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流价值：社会秩序、经济发展。香港有报纸在相关社论中，强烈批评“本土行动”的请愿行动，会使“有关工程再遭拖延”，“民间团体争取公义，希望唤醒社会，切中社会所需，但切忌不择手段”。这“不择手段”的批评，可谓可圈可点。

　　从皇后码头风波引起全城关注，却受到主流媒体普遍贬抑，即使运动以保育的姿态呈现，还引来建制人士的批评，更被一种戴有色眼镜的言论质疑背后的动机是捞政治油水，可见所谓的“本土运动”，在香港仍处于边缘阶段。

　　但这股建基于回归意识基础下的“本土意识”，是不是会继续扩散？多数民调清楚反映，港人支持不拆皇后码头的至今未占多数，本土文化保育运动是否已从根本上冲击市民的价值观，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