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之心需要自我激扬

　　实现公益捐助是一个由捐赠者、公益机构和受赠者组合的和谐链条，无论厚助薄助或者仅仅是一句帮助别人的暖心话，捐赠人理智的状态是淡看期望不做“上帝”，无论主动被动无论接受怎样的帮扶，受助者健康的状态是学会感恩笑迎人生。

　　■ 本报记者 宋 扬

　　救助弱者，本来就是要实现人人平等享受社会公平，但是在捐赠人帮助弱势群体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摆正心态，已经成为捐赠链条中所有人包括社会上大多数人开始关心的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格桑花助学组织中的捐赠人、一名受资助的大学生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他们的声音或可为健康的公益态度作一个有益注解。

　　捐助人：

　　做上帝还是期待张张笑脸

　　格桑花助学组织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个捐助人找到义工惠峰，表示希望捐助一个成绩优秀、特别懂事、长得比较漂亮的小学女孩。惠峰说格桑花一贯不提供孩子的相貌供捐助人选择，只有认捐过后才提供照片。对于小学生不提供成绩，孩子还小，可塑性大，并且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不论孩子是否懂事、学习成绩如何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那个捐助人生气了，说：“我捐了钱，你们就应该有对待上帝一样的服务意识！”惠峰没好气地对她说：“要不我给你家小孩200元，你也把我当作上帝一样？”

　　这个捐助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捐助人，大部分人不会因为捐钱而自恃为上帝，也不会有特别的期待。

　　薪玲在一家网站上班，由于工作的缘故，经常会去外地出差，也去过许多偏远的、贫困的地方。在置身于那些贫困家庭中，薪玲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帮忙，有时就直接塞钱给贫困者。此外，她也常常通过公益组织捐钱、捐物给需要帮助的人。

　　当问到是否期待受助人和她联系，表示感谢？“没有。”薪玲回答得很自然，她说，自己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于薪玲来说，帮助别人的事情，做了就做了，没有任何期待。

　　受助人：

　　我应该感恩，也应被尊重

　　冉力省曾是一位受资助的大学生。在宁夏大学学习期间，通过“新长城”项目得到资助。资助方是一家公司。冉力省收到捐助款后，写信给这家公司表示感谢，同时，谈了自己学习、生活的情况。他没有收到回信，但写信的习惯一直持续了下去。“我觉得我有义务、有责任这样做。”冉力省说，“学校里接受‘新长城’资助的同学，绝大部分和捐助人都有联系，一些人和受助人书信往来很频繁。”

　　“新长城”工作人员也表示，根据抽查的结果，绝大多数“新长城”的受助学生都曾给捐赠人写信。

　　小吴是一个大三学生，目前受某个公益组织资助。记者找到她时，她要求不要写真实姓名。“要是资助方看见我说的话，肯定说我没感恩之心。”小吴说，她曾被拉到捐赠仪式上，按要求说那些感谢捐助人的话，表态要努力学习。

　　当时她哭了，“那不是感动的泪，而是屈辱的眼泪。”

　　“我在台下，仰着头，看着捐助人。他们在高高的台上俯视着我，表示爱心。然后，我上台，在刺眼的灯光下接过钱，无数的照相机对着我，每一张照片都写着我是弱者。他们是帮助了我，我应该感谢他们，可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小吴说，她需要被尊重。

　　公益组织：

　　要做的不仅仅是筹钱

　　许多人，把钱和物品交到捐助人手中时，没有期待千恩万谢的话语，期待的只是受助人的张张笑脸。但对于公益组织来说，却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捐助人知道自己的钱得偿所用，这是捐助人的权利。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新长城项目向贫困大学生提供资助，特色是“一对一”，即每个捐助人都捐助一个特定的人。“新长城”要求受助人在领到资助款后写信给捐助人。

　　一方面，让捐助人知道自己的捐款用到了哪里，同时，通过书信的往来，捐助人丰富的阅历也可以给正在上大学的学生们解疑释惑。另一方面，捐助人收到受助人的信，也会增加对公益组织的信任，持续地进行捐助，甚至捐助更多的人。

　　格桑花也同样要求受助的学生给捐助人写信，最初，作为一个网络助学组织，让捐助人收到受助人的信，也是展示公信力的一种必要举措。

　　因为格桑花资助的孩子，大部分在青海、西藏，低年级的孩子用汉字写信可能有困难，所以格桑花只要求高年级的受助者写信给捐助人表示感谢。同时要求捐助人给孩子们写信时最好附上信封和邮票，以免增加受助人的经济负担。

　　“但我们绝对没有勉强孩子们写信，我们知道，不写信给捐助人绝不代表他们不感恩。”格桑花义工洪波说。

　　再筹集更多的钱，帮助更多的贫困者同时，公益组织要做的，还包括理顺捐助人和受助人关系，关注到受助人的心理。

　　冉力省表示受助人需要多一些和捐助人见面、交流的机会，而不仅是捐赠仪式上的接触。而对于捐助人，不是简单的一捐了事，不是高高地坐在主席台上表达自己的助人之心，多一些和受助人的接触，那么和受助人的距离，必然会拉进一层，也会更容易体会到受助人的“感恩之心”。而这之间的工作，就是公益组织努力的方向。

　　链接

　　近期慈善风波盘点

　　●在深圳打工的山西女孩郭小娟不幸患脑瘤。众网友两次为其上街募捐，筹得善款15万元。组织者与小娟口头协议，剩下的钱要捐给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可是，手术成功后，小娟把剩下的10万元善款带回了山西老家……

　　（《南方都市报》，8月8日）

　　●四年前，重庆万州贫家学子段霖夏考上了北大研究生，收到了数万捐款。四年后，当年的资助者之一李富华发现，段霖夏4年只修完1门课程，并已退学失去联系，感觉善心被骗，将其告上法庭。

　　（《新京报》 8月15日）

　　●刚刚考入大学的毛青，在得到河南省慈善总会“爱心接力慈善助学基金”时，签订了一份“道德协议”。协议规定，毛青毕业后，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要回捐不少于受助数目的慈善资金。

　　（《河南商报》 8月23日）

　　●因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湖北襄樊几名受助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资格。（《楚天都市报》 8月23日）

　　●一位大连妇女在向青岛慈善人士王明殿索捐无望之后，守在王明殿的小饭馆前声嘶力竭地哭喊着责骂着。王明殿因“热心慈善”被报道后，2007年以来已有138人上门“索捐”，最多的一天达到了12名，最远的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国青年报》 8月27日）

　　●影视明星温兆伦来到四川广安，为身患白血病的4岁广安女孩吴韩筹集医疗费发出“爱心动员令”。之后，温兆伦第一个向捐款箱里投进红包。“令人大跌眼镜的是，5个红包中，最高金额为150元。”有人借此认为“巨星”温兆伦太小气，没胸怀。

　　（《华西都市报》 8月27日）

　　●山西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在“圆梦行动”资助行动中，发现今年上报待助的2200余名贫困生中，有75人属于重复受助，有57人回校复读。希望工程办宣布取消这132名学生的受助资格，并联合其他开展资助行动的单位共同杜绝重复受助现象发生。

　　（《中国青年报》 8月31日）

　　●7月，南京一位老太太将青年彭宇告上法庭，称他撞倒自己，要求其赔偿十几万元的损失。彭宇则称自己是好心帮助那位老太太，却反被诬。法官在老太太并没有拿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

　　（南方网 9月6日）

　　（晓晨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