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林天宏
书业刮起奢靡之风 在很多年以后，学者丁东面对自家书房里那两个挤得满满当当的纯白色书架，也许依然会想起曾经的尴尬。
左侧的书架上，放的多是他几十年来陆续购买的旧书，清一色的32开本，入目素雅，分门别类地排列，如同仪仗队般整齐划一；而右侧的书架，景象却截然不同。
这个“乱纷纷”的书架上，横七竖八地插着近三四年他购置的新书，书本大小不一，装帧也五颜六色。
书的摆放，究竟是按照类别，还是按照大小？丁东在美观或实用的选择题上大伤脑筋。而遭遇这份尴尬的读书人，恐怕并非他一人。
近年来，中国出版市场上的图书开本，差异越来越大，从之前通用的32开，衍生出了大32开，甚至更大的国际32开。不少出版社还打出“与国际接轨”的口号，用上了杂志大小的16开本。
图书的大小差异只是变化之一。如今，图书的封面已从数年前占据主流的铜版纸覆膜，衍生出了种种花样——烫金、烫银、烫膜、压纹……一些图书还采用皮革、金属等异型材料，甚至出现了号称含99.9％黄金封面、标价1．96万元的《孙子兵法》。
在装帧日渐奢华的同时，许多图书的内容却日益简陋。翻开诸多大开本图书，其中文字往往只有数万字。放大字体，增加行距，再配上环衬、夹页、扉页，外加书腰、书签、书目、记事本等许多“附件”，便稀稀疏疏地撑成一本厚书。还有不少书，配上数百幅精美插图，却与文字内容毫无关系。
“看到这些书，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不法奸商的灌水猪肉。”丁东说，“图书用包装而不是用文字吸引读者，我觉得真是这个年代的悲哀。”
今年8月初，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外国文学出版委员会发出一份《关于慎用大开本，少用薄膜书封的倡议书》，呼吁出版界同行们“应刹住图书装帧的奢靡之风”。这似乎也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丁东的判断。
出版界的困扰 作为图书市场生产环节中的一员，北京天则书店的图书编辑王立，经常遇到图书装帧样式上的困扰。
她多次与出版社的销售人员发生矛盾。王立比较喜欢朴素淡雅的设计，可对方要求她在封面包装上采取各种花哨的工艺，并采用各种特种纸张，“即使成本增加，只要提高价格，我们的利润率会更高”。对方说。
“可我不想涨价，我卖的是知识，不是花样，我不想让我的读者们为了同样的东西多花钱。”但她也表示能够理解对方，“一年25万种新书，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市场。一本书的包装，要3秒钟就抓住读者眼睛。”
的确，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图书营销人员的话语权日益扩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编告诉记者，在他供职的出版社，营销部门对图书装帧有一票否决权。他眼中再好的设计，只要营销部门不中意，就得重新修改，甚至被“枪毙”重来。
“图书的首要功能应该是传递知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但这个理论现在异化了。”他叹口气，说，“在很多人眼里，卖钱才是硬道理。”
这种“异化”的表现还有许多。数年前，丁东曾在书店看到一本国内某位知名女性的个人传记。这本仅有5万字的图书，换到上世纪80年代，“顶多也就是一小册子”。然而，在出版方的包装下，行距拉开，缩小版心，字体放大，留些空白，再配上近两百幅图，却成了一本近300页，大32开，售价近30元的厚书。
几年来，丁东发现，这样的现象越来越泛滥，无论什么性质的图书，无论是否确实需要图片，都要凑上百来幅图。
“可现在不是说进入"读图时代"了吗？”有人这样问道，“很多读者就喜欢看字少图多的书，比较轻松。”
“"读图时代"并不意味着"图片时代"。”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冯克力这么回答。冯克力被誉为中国“读图时代”的开创者之一。十多年来，他编辑出版的《老照片》一书长盛不衰，已出版了57期，极受读者欢迎。
“图片的意味，有时是文字不能传达的，这样的书理当会受到读者欢迎。”冯克力说，“然而现在一些豪华包装的书，选择的是二手甚至三手的图片，多次翻拍扫描，图像已经不清晰，有的图片与文字内容风马牛不相及，这明摆着是在向读者骗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业人士还告诉记者，以正常的32开本书为例，以前通常选用5号字，一页在700字左右，而现在，一些出版社通过放大字号、扩大字距，一页不到400字，把书“硬生生”地撑厚。
“数年前，一本近20万字的书，书脊才可能厚到可以印上书名、出版单位等信息。”他嘿嘿一笑，“现在五六万字的书都能做到了。
丁东也用他书架上的书，向记者做了一个形象的说明。两本关于鲁迅研究的书，由同一家出版社分别于2000年和2005年出版，厚度均为2厘米左右。2000年出版的那本，共480页，定价为26元，而2005年出版的书，由于使用了某种新式轻型纸，仅有320页，定价却为48元。
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常用的一套英语教材，名为《精萃英语》，小32开，一套4册，售价共两元，携带阅读均十分方便。如今，却有出版社把它改成了16开的中英文对照本，一套4本，每本50多元。
“实际上，这些年的印刷费用和纸张费用涨价并不明显，但书（涨价）却十分明显。”丁东说，“前几年，主流图书的定价是20多元，现在涨到30多元。你看吧，用不了几年，肯定会涨到40多元。”
冯克力也告诉记者，在出版了《老照片》系列图书后，尽管市场十分叫好，但由于每本定价仅为8元5角，许多书店就说“利润少”，不愿意经销。直到出了合订本，将5本书合在一起，定价40多元，书店才愿意卖。
“羊毛出在羊身上，高成本损害了读者的利益，最终伤害的，是整个出版业。”于是，尽管也深受其害，但在翻看街边那些用薄纸和简单装饰印刷出来的盗版书后，丁东甚至对盗版书商产生了“某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盗版人人喊打，可我们的出版商，什么时候能有他们的节约意识？”
怀念80年代 在丁东的解读中，这种图书“过度包装”的奢靡之风，是某些刚性机械管理政策副作用下的必然产物。“这些年，出版社一方面要面临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一方面又对内容的把握如履薄冰。出于慎重考虑，他们不敢接受具有文化原创性的书稿，只好在形式上动脑筋，变花样了。”其结果，在他看来，“出版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作为一种可以延续的精神脉系，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他不由得怀念起上世纪80年代的出版环境。当时，丁东揣着《顾准日记》书稿，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找到了经济日报出版社的总编辑初志英。在那个年代，出版顾准的书无疑冒着极大风险，但初志英当即拍板，给此书开了绿灯。如今，顾准已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
丁东回忆，在那个年代，像初志英这样“有见识，有担当”的出版社一把手，比比皆是。如今，却是“死一个少一个，退一个少一个”。
他认为，近年来出版界最后一次明显博弈，是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书。此后，便“悄无声息”。
这样的情形下，有时会呈现出某种怪诞。据说，一本在书商手中积压了数万册、滞销多年的长篇小说，由于某地的官员对其进行了批评，一时间竟洛阳纸贵，销售一空。
在王立的感受里，追求形式，不注重内容，确实成了当下出版界的一种风气。她对此深恶痛绝，“现在时兴什么书，就弄一系列选题，再配些图片，外包装弄得花哨一点，宣传上舍得花钱狂轰滥炸一通，效果肯定也差不到哪去。”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图书编辑也告诉记者，每逢举办书市和图书博览会，领导就会安排她前往参观，分析订货量最大的书的品种，再学习一些奇异包装，尤其是一些畅销书的另类怪招，回来就盲目模仿，出上一批类似的书。
曾有一个朋友和王立聊天，问王立为什么不愿意跟随“潮流”，“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慢吞吞的年代了。作为出版方，你得先做出一批市场认可的、卖得好的书，才有资格谈出版的理想吧？”
朋友的相劝，让王立觉得有些“无言以对”。“希望读者购买，还是希望读者阅读，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出版理念。后者无疑是一种理想境界，我也在坚持，可还差得很远。”她说。
“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样的出版行为，已经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他们失去了判断能力，不知道什么样的书才是好书。”丁东显得更加悲观。
读者会帮助市场成熟起来 过去并非一切都美好。在冯克力的记忆中，倒回20年前，中国大陆的图书包装，还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国际书展上，他带去的图书，夹杂在欧美、港台的图书中，显得十分寒酸，也无人问津。“改革开放后，在图书装帧方面，我们用了十几年时间，走完了人家几十年走的路。”冯克力感叹。
“这种过度包装，应该还是在市场激烈竞争下不可避免的产物吧。”冯克力显然不像丁东那么悲观。在他眼中，现在的读者，其阅读目的已远非过去那么单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趋势。有些读者的阅读是为了求知，有些读者是为了消遣打发时间，甚至，有些读者买书就是为了装饰。
“需要是很广泛的，求知和提高修养，只是其中一种比较精英的方式，不能强求所有读者都一致，也不能简单地用计划经济年代的标准来衡量现在。”冯克力说，“难道，我们还要开历史倒车吗？”
近期，冯克力出版了一系列老照片画册，用了极为高档的铜版纸和先进的工艺，因为“用这种方式来传递历史照片，能更加完整”。尽管这些书价格不菲，通常的售价都在60元人民币以上，但市场回馈的信息还是让他感到乐观。其中一本售价68元的图册，已经连续五周登上北京三联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一个月的销量大概在70本左右。
“我相信，读者们会逐渐形成理性的判断，他们也会帮助这个市场逐渐成熟起来。”冯克力说，“所以，如果"过度包装"不能被读者接受，它总归是要被淘汰的。就让市场来检验吧，这既残酷又公平，但，也需要时间。”
而王立碰到的一件事，似乎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冯克力的判断。上周，她和几个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去一家平面设计公司聊天。在封面设计师的桌面上，放着一本上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围城》，藏青色的封面，用毛笔小楷写的“围城”两字，在一堆眼花缭乱的封面中显得那么“与众不同”。于是，同去的几个编辑朋友都不约而同地商量，在即将出版的几本书中，也要采取类似的简约理念。
“宁静而有分量，高贵而稳重……”王立连着用了几个形容词，“虽然什么工艺都没有用，但20多年过去了，那种气质却依旧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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