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公务员网上举报上级 领导起诉下属索赔1元

向春／漫画

　　下属网上举报 书记起诉维权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成功 刘 刚 实习生 沈文金 发自江西宜春

　　此案的意义在于，官员选择通过法律途径来应对举报，有利于举报信息和调查结果的公开，从而进一步约束官员，促进制度完善。专家认为，举报腐败应该减少对组织途径的依赖，只有公开才会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

　　9月8日上午，江西高安市大城镇政府办公楼内，农业干事兰洪波一如既往上班，若无其事。二楼，镇党委书记周爱国进进出出，忙着布置工作。

　　和其他37000多个乡镇一样，这是中国最基层政权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工作图景。但是表面的平静掩饰不住新近发生的一起“政治风波”。

　　几周以来，这个距离南昌38公里的小镇备受关注。今年4月，兰洪波携手同事黄斌四处举报镇党委书记周爱国的“二十条罪状”；4个月后，周爱国将下属兰洪波告上法院，诉称其“侵害名誉权”。

　　镇党委书记起诉下属索赔1元

　　8月1日，兰洪波收到高安市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原告是他的上司、镇党委书记周爱国。

　　周爱国的民事诉状称，兰洪波“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罗列周爱国所谓的“经济腐败、生活作风、沽名钓誉等二十条罪状”，兰洪波不仅“口头造谣，而且多次在网上公布文字材料，语言尖刻令人发指”。

　　周爱国认为，兰洪波的行为损害其名誉，给他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他要求兰洪波立即停止名誉侵害，公开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失费1元”。

　　事情源于网络上一个帖子。6月中旬，网民“做了就做了”在江西省地方新闻网“大江网”论坛上，发表了一个《纵然天地毁灭，正义也要得到伸张》的帖子。该帖细数大城镇党委书记周爱国的“公款私存、水库承租、瓜分国有财产”等二十个问题，该帖迅速被各大网站、论坛转载，网友的评论异常激烈。

　　自称不会上网的周爱国此时接到许多亲戚、朋友和家人的来电，询问究竟发生何事。网上的材料最终让他无法忍受，“兰洪波侮辱了我”，周爱国对来访的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特别在意网上说他“生活作风上有问题”。

　　“我现在压力很大，每天接到很多记者的采访电话。”周爱国觉得他的生活、工作受到影响，于是决定诉诸法律，以维护自己的权益。根据帖子上电子信箱的拼写，他断定是兰洪波所为，遂将其诉至法院。

　　高安市人民法院法官纪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案已进入法庭程序，具体开庭时间未定。他称此前曾与兰洪波沟通，兰洪波承认网上发帖确系他所为。

　　举报上司之前，兰洪波曾经设想过各种风险：被领导穿小鞋子、打击报复、调离岗位，甚至遭遇不测。但他偏偏没有料到，等来的是一纸诉状。

　　下属实名举报顶头上司

　　事实上，从今年4月开始，兰洪波就和同事黄斌联手实名举报镇党委书记周爱国。

　　34岁的兰洪波1996年从江西宜春农校毕业后，一直在大城镇工作。他把举报动机归结为“自己是个愤青”，看不惯社会上种种不公，尤其看不惯“周爱国的飞扬跋扈”。

　　黄斌在大城镇财政所负责管理财务票据，被朋友称为“理想主义者”。黄斌说他“在目睹了大城镇财务混乱后，更是对周爱国动辄骂人的工作作风有意见”。于是“热血沸腾”，收集了大量的财务证据，和兰洪波一道走上举报之路。

　　周爱国对本报记者则称，是他主政的改革得罪了兰洪波。“说白了，就是过去两年，镇党委和政府班子调整，没有考虑提拔兰洪波进领导班子。”周爱国说。

　　兰洪波承认自己曾为提拔的事找过周爱国，但他说这是故意为难周爱国，“因为我当时还不具备晋升的资格”。兰洪波质疑周爱国的说法，“如果说我是为了提拔，那黄斌为什么要举报？财政所的人事权可在市财政局。”

　　4月3日，兰洪波和黄斌将二十多封实名举报信寄往江西省、高安市纪检部门。同一天，黄斌被调往邻镇财政所。

　　很快，省纪委信访部门有答复，“我们只管厅级干部，你们的举报材料已经转到当地纪委了。”省检察院的答复说举报材料已转到宜春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称赞他们的举报材料“很专业”。

　　兰洪波和黄斌决定主动找高安市纪委书记黄志红。黄志红看到举报材料“很震惊”，“这可不是小事”。他表示要向领导请示，并召开市纪委常委会讨论才能答复。

　　4月29日，市纪委约见兰、黄二人，答复说举报材料“部分属实，部分失实”，“周爱国个人没有经济问题”。

　　纪委的答复让兰洪波很失望，他拒绝在调查材料上签名。“听到这个结果，只想哭。”兰洪波说。

　　两人没有放弃，继续补充举报材料。6月15日，一批五十多封的举报材料寄往省市纪委、反贪部门、新闻媒体。

　　举报材料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纪委办案人员曾私下里找过兰洪波和黄斌，要求他们不要再四处举报，“我们已经找周爱国进行训诫谈话、批评”。办案人员还向二人“交了个底”：我们是不可能免掉周爱国职务的，你们再搞也没用。

　　兰洪波和黄斌绝望了。他们商定，把举报材料捅到网上去。

　　“四治”书记的反击战

　　很快，周爱国被下属举报一事从“组织内部材料夹”走进了高安市民的公共生活。无论是兰洪波还是周爱国，发现周围人都在谈论举报的话题。

　　7月30日，高安市委组织部、市纪委在大城镇召开中层以上干部民主生活会。会上，就兰洪波举报以及纪委调查情况向干部们做了通报反馈。通报说，兰洪波举报的问题有一部分是属实的，有一部分是失实的，“就是属实部分，也是集体违规，并非个人违规”。

　　周爱国在大会上高调发言说，作为一级党委负责人，工作中难免有失误。“党内有些同志出于关心，作为朋友提出这些问题，我们要宽容，不能打击报复。”

　　话音未落，两天后的8月1日，周爱国以“侵害名誉权”将兰洪波告上法庭。在周爱国看来，纪委对举报材料进行调查，对他个人已有结论的情况下，兰洪波等人继续在网上散布材料，“我无法接受这种侮辱人格的做法”。

　　曾经从警十年的周爱国认为运用法律手段是“澄清事实的一种好方法”。有朋友劝他不要打官司以免惹来麻烦，但他执意起诉，“我是有底气的。我没有问题，经得起任何组织的调查。”

　　周爱国还借助媒体以恢复声誉。8月3日，宜春市委机关报《宜春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四治”书记》的文章。报道称，8年来，大城镇的巨大发展变化得益于一个“四治书记”——周爱国。文章总结了周爱国的执政经验：“社会稳定要治乱，经济发展要治穷根，农民增收治水患，风气转变要治腐败。”

　　报道还称赞他“行得端，走得正”，始终做到“七不”：不搞特殊化、不大吃大喝、不索拿卡要、不插手干涉工程项目、不进娱乐场所、不参与赌博活动、不收受公私礼物。“8年来，尤其是任镇党政正职以来，他上交退还各种礼物折合人民币 10余万元。”

　　8月10日，《宜春日报》再次刊登《走强镇富民之路，唱和谐平安大戏》，以整版篇幅报道大城镇的政经发展。

　　尽管周爱国否认此组报道是他邀请当地记者所作，但一位熟知内情的当地干部透露，该文主要是由大城镇政府宣传干部操刀完成。

　　具有启示意义的“官告民”

　　“兰洪波举报的‘公款私存’和‘水库承包’两个问题，目前还在调查之中。”高安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欧阳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欧阳东表示，兰洪波在纪委作出调查结论后，仍将举报材料发到网上的方式不妥。

　　9月7日，周爱国对市纪委正在调查的“公款私存”和“水库承包”问题作出回应。举报材料称，大城镇将高达118万多元的资金存在镇政府机关出纳私人存折上，没有入账。周爱国说这是“不得已之举”——因为当时大城镇欠外债，法院要来查账划钱，所以把钱存在出纳处，造成资金在账外运行。

　　举报材料里提到，大城镇曾将4个水库公开招标承包，总中标额为236万元。但实际上镇里只收到158万元，其余78万不知其踪。周爱国解释说，当时为了卖个好价钱，镇里特意请人来“托标”，所以实际中标的都是第二中标人。

　　“身为科级干部”的周爱国自称是“中国最小的官”，他承认由于自己理解政策的能力、执政水平有差距，“可能会出现违纪违规行为”。

　　“在乡镇基层，很多政策的执行都需要变通。”高安市委外宣办主任符成生说。高安市委副书记钟陈辉同样不愿对此事作出回应，“省领导对此事已经作批示，我们很慎重，不会轻易表态。”

　　此间法界人士普遍认为，举报人在网络上传播未经证实的材料可能需要承担侵权风险。但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看来，这起“官告民”的案例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毛寿龙认为，作为举报人，一方面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反映情况；另外就是以个人署名方式，公布举报材料，将举报变成公共事件，“通过公开来监督各种职务行为，当然涉及个人隐私的材料除外”。

　　毛寿龙说，被举报的政府官员也有三种应对路径：一是私下里打击报复举报人；二是通过组织途径来解决。但是组织途径往往不公开，一些举报信息在系统内部逐渐被消化了。

　　毛寿龙说此案的意义在于，官员选择了第三种方法，通过法律途径来应对举报，这有利于举报信息和调查结果的公开，从而进一步约束官员，促进制度完善。“应该减少对组织途径的依赖，只有公开才会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毛寿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