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化乱相反思：在娱乐与安全间寻找平衡(图)

“中国性学第一人”潘绥铭

带有性暗示的信息已经深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我们时代的性文化乱相反思

　　◎文/本报记者 刘迪

　　◎供图／CFP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

　　在这个时代中充满了空前广泛、强烈、普遍、五花八门的性暗示，甚至是性的展示；它同时也几乎淹没了一切非商业的、非大众传媒的性研究成果。这就造成了：“眼球聚焦”＋“时尚崇拜”＋“不求甚解”＝“认同的焦虑”。——潘绥铭

　　一边是似懂非懂的断章取义

　　一边是七招八法九秘诀等你实践

　　性乱相时代的我和你

　　9月5日，四川省内两家广播电台因为制作播出渲染性生活、性经验、吹嘘性药功能等内容，被国家广电总局责令停播，各级播出机构也同时被严禁策划、制作类似栏目。

　　“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专家们一谈性知识，大家上床都不会了，都不知道第一下该摸哪里了？我以前也写过很多这样的文章，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我要谢罪。”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有着“中国性学第一人”名号的潘绥铭在一次论坛上这样说。

　　两年之后的今天，他与他的团队公布了横跨6年时间的社会学调查《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2000-2006》的调查结果，登录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网站，你就能看到所有的调查简报，标题有《预防艾滋病的福音：安全套使用率激增》、《中国人：性与爱的发育》、《夫妻性爱：满意≠满足》……这一次，潘绥铭用科学的方式来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与此同时，另外一种“专家谈性”则招来了一纸禁令。9月5日，四川省内两家广播电台因为制作播出渲染性生活、性经验、吹嘘性药功能等内容，被国家广电总局责令停播，各级播出机构也同时被严禁策划、制作类似栏目。一时间争论者众，但有一点是各方都基本认可的：性不是不能谈，但不要是这种讲法。

　　其实，中国人早已过了谈性色变的岁月，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电影电视作品无不以谁谁裸身出镜作为炒作首选，图书出版从“身体写作”到“下半身写作”都在一路狂奔，网站增加点击量的手段极简单却很实用：美女图片＋劲爆标题，时尚杂志则把三教九流的作者都招来开办两性版面，写着似懂非懂、亦真亦假的文章来教导读者如何提高性爱质量，让性生活充满情趣。

　　于是，中国人对性的认知在台前和幕后就被划分成了两个场景：一边是似懂非懂的，断章取义的，大众媒体不敢明目张胆介绍的，每个人只能自己偷偷摸摸地，通过音像制品或色情读物自学成才的；一边是时尚达人和标榜国际化的杂志们，他们最喜欢倡导事事要与国际接轨，变着方法凑出《酒吧勾女36计》、《20种让他不可自拔的激情秘笈》……恨不得天天都有七招八法九秘诀等你实践，说得不像人话，干得不像人事。性成为了时髦话题，却与普通人的生活无关。

　　当全社会“空前广泛、强烈、普遍、五花八门”的性暗示和性展示就这样扑面而来，让之前连性知识ABC都还没搞清楚的人们马上迷失了方向：各种技巧是不是别人都已经有了尝试？各种体验似乎只有自己没有经历？每个人都开始为了自己在这场性生态变革中的位置感到焦虑，去找那些号称“新女性袒露真性情”的小说来看，然后开始担心“如果我的妻子和女儿是这样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如此的性现状？是随波逐流还是故步自封？是身先士卒还是稳扎稳打？每个人都竭力在变化中的社会性生态里重新确认自己的位置和态度，却因为缺乏参照物与道德标准而感到焦虑与迷茫。焦虑源于恐惧，恐惧来自无知，只有在一个性不再压抑，情爱允许沟通的社会中，当一切都不再会被夸大、扭曲、屏蔽、断章取义的时候，性才不会被当作牟取利益或者吸引眼球的工具，而是成为社会和谐的契机。

　　老标准过时了，新标准却不存在

　　潘绥铭：所有人都在说话，有人都没在听

　　从调查数据来看，一夜情还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但是没人关心这个，他们就是觉得既然别人都这么干了，自己就是落伍了、吃亏了，那就先别管它对错了，自己也干了再说吧。

　　结束采访的时候，潘绥铭说：“今天是这轮关于这个调查的最后一个采访了。” 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他，已经习惯了因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言论，总会不时吸引来一波波公众与媒体聚焦的视线。

　　他在网上被网友们称作“千年老妖”，还被总结出了众多经典语录：如“爱情是最大的艾滋风险因为信任是爱情的起码条件，因为信任所以不采取安全措施”等，还有和这次专题很贴切的一句：“不是不能看黄色录像，而是要教会大家怎么看黄色录像，不要看了就对自身产生焦虑，看了李连杰你就能飞那么高吗？”

　　在这一次由他主持的《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2000-2006》调查中，包括了艾滋病与性病、社会婚前性行为、大学生性状况、夫妻性关系、中国人性行为革命等多方面内容。在全国范围内20－60岁的6010人被随机选中，参加了面对面的访谈调查，他自信地说：“我们的实际调查对象应该是7553人，应答率是79.6%，约有1500人不愿意来。不过这个应答率在全世界来说，可以排第一。”

　　在潘绥铭眼中，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在经历一场从性保守、性压抑到性开放的革命性转变，落实在学术研究中，就是一条明显的上行曲线。和我们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所经历的众多事物一样，在这个剧变的过程中，充满了冒进、浮躁与支离破碎的诠释与传播。当“性”不容分说地从一个科学话题向时尚话题演进，却留下了更多人站在缺乏标识、模糊不清的地带里，瞻前顾后，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