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化乱相反思：在娱乐与安全间寻找平衡(图)

带有性暗示的信息已经深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采访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您在报告中写道，全社会在性问题上的眼球效应和躁动，造成了人们在自我认同上的焦虑感，能解释一下这段话的意思吗？

　　潘绥铭：所谓焦虑，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怀疑，或是自我定位的丧失。

　　我们在生活中会接触到各种各样关于性的信息，比如“花心男人”或者“一夜情”，无论你走到哪里，发现大家都在大张旗鼓地谈论它们，这时你就会想了，怎么人家都知道了呀，是不是好多人都这么干了？事实上从调查来看，一夜情还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但是没人关心这个，他们就是觉得既然别人都这么干了，自己就是落伍了、吃亏了，那就先别管它对错了，自己也干了再说吧。

　　人们对性的焦虑，或者自我怀疑，是因为我们在关于性的很多问题上，老标准早就过时了，新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所有人都在说话，却分不清谁说的话是对的，也没有人在听，就算是对的，也全都被淹没了。

　　青周：什么样的人更容易产生这种焦虑呢？

　　潘绥铭：主要是现在的年轻人。生于70年代之前的人，他们的青春期已经过了，基本都了解性是怎么回事，可能还无知，但不会迷茫了。他们知道一夜情之类的事情不适合自己，是懂得拒绝的。

　　而70后、80后们，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适合的，那么就全都要吧。他们打小没有革命任务，成长环境宽松，海量的信息获取——现在上网搜什么没有呀？但问题是，看了听了那么多之后，他们反而迷失了，杂志里教的谈恋爱的办法哪个管用？网上写的故事到底哪个是真的？没人知道，大家只能再接着继续攀比、猜测、怀疑、焦虑……

　　青周：你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应对这样的焦虑呢？

　　潘绥铭：应该是分三个层面的，政府、民间组织、个人。在性的问题上，政府会比较难管，性属于个人私密，政府管不好就变成“喊口号”，因为我们通常只会和熟悉的朋友、亲人谈论这种话题。

　　分散的民间组织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互信互助互相解答问题，比如现在预防艾滋病的民间组织在中国的效果就很好。

　　最终的解决方向，应该是性的私人化：每个人都明白性是怎么回事了，每个人在性问题上的内心标准和道德标准趋于统一，大家都知道了自己和别人的位置，就不会再有人迷茫或者焦虑了。就比如现在的北欧，这一点连美国人都还没有做到。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时，交谊舞在中国都算淫秽，现在没事了，过去的人听到“做爱”这个词都要掩耳朵，现在都接受了，社会开化总是逐步的，没有别的办法。

　　纸面上的欲望革命

　　潘绥铭眼中的《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 2000-2006》

　　关于婚前性行为：关注那些“无婚无性”的人

　　2000年，在所有未婚者中，已经发生过性交合的人是32.6%；到了2006年，增加为51.4％，每年平均增长7.9％。

　　2006年，男性未婚者的婚前性行为发生率（57.6％）比女性多出13.5个百分点，但是在2000－2006年的6年中，女性发生率平均每年增加17.7％，远远高于男性5.3％的增长率。

　　从受教育程度看：在没上过学的人中，发生率为20.5％，在过去6年中平均增速为34.4%；大专与大学文化程度者发生率为58.5%，年增长率仅为1.5％。

　　从收入水平来看：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婚前性行为发生率每年平均增长25.9%。反之，在收入最高的那10％人口中，每年仅增加2.0％。

　　在18－21岁未婚者中，婚前性行为发生率为15.0%，再高出一个3岁组是39.0％；下一个3岁组是58.7％；到27－29岁组则是73.0％了。

　　潘绥铭说：

　　中国现在的法定结婚年龄（男22岁，女20岁）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晚的，我们却总是盯着那大约15％的在法定婚龄之前发生性关系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来多关心关心那些27％的超过27岁还“无婚无性”的人们呢？

　　在这27％中主要包括两类人：民工和高级白领。民工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弱势群体。高级白领则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首先就要整治那些大老板——赚钱可以，你总得给员工留点时间解决生活问题吧？

　　普通人的“性爱婚”是统一的，但对于这27％的人来说，这三者却很可能因为现实的困境而分离——先解决性还是先解决爱？这又会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

　　关于艾滋病： 认知的矛盾

　　在对四个有关预防艾滋病的常识性问题的回答中，在2000年，只有7.3％的人全部回答正确，虽然其后每年平均增长16.7%，但是到了2006年，全部回答正确的人也仅仅是18.4％。

　　其中：

　　女性的全部正确率只有15.2％；

　　46岁以上的人只有11.8％；

　　上过小学的人是7.4％，而没上过学的人则仅为1.4％；

　　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是8.6％；

　　收入最低的那10％人口的全部正确率是9.5％。

　　潘绥铭说：

　　很多情况下，人们的焦虑都来自无知。目前对于艾滋病的宣传，强调艾滋病的普遍性与传播必然性的太多，说清楚它的小概率的却太少；搞得人人自危的宣传太多了，成了社会性的“高危行为”。结果搞得较低阶层的人们仍然不明所以，只好用“与世隔绝”来保护自己，直接就把艾滋病患者认定是“道德上的坏＝身体上的脏”，在这种氛围下，我们又去讲什么“关爱”与“爱心”，讲艾滋病感染者其实并不脏，那么听众只能在心里笑话你是个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