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体富：税收应该藏富于民

　　安体富：税收应该藏富于民

　　本刊记者 刘晓阳 实习生 肖渝峰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全国完成税收收入249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615亿元，同比增长29%，已超过2003年全年的收入总额(20462亿元)，其增收部分则超过税改初年1994年全年的收入额。

　　为什么税收的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将带给经济和民生怎样的影响？中国的税负水平究竟如何？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安体富。

　　三个因素促使税收增长

　　在连续4年实现20%以上税收增长率的基础上，中国的税收收入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税收持续高增长的同时，利息税的酝酿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大幅变动、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上调……诸多事实让人们日渐发现，税收正在成为更加公众性的话题。财税政策的调整，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每一个人。

　　记者：你认为哪些因素使2007年上半年税收增长速度如此之快？

　　安体富： 影响税收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经济发展、政策制度和征收管理。从经济发展来说，首先是经济增长比较快，上半年GDP达到了11%的增长，这自然拉动了税收的增高。但今年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股市持续火爆，印花税等证券交易的税收提高。

　　税收的高速增长，还来源于现有税制所提供的极大的征管空间。1994年设计现行税制的时候，一方面要控制当时严峻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要解决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缺钱的困境。所以，“抑热”与“增收”也就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两大着眼点。而在当时，由于税收征管水平比较低，很多应该征的税没有征收上来，实际征收水平只有50%左右；随着税务机关征管水平的迅速提升，这一比例上升到70%，税收收入自然迅速增长。

　　记者：税收增长这么快，这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有何影响？对老百姓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安体富：如果税收增长和企业效益相适应的话，那对企业就应该影响不大。现在的主要影响是，在国家财政的分配和使用比例中，企业和居民获得的份额是下降的，而政府的花费却不断提高。这就导致民间投资乏力和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始终没有改变，企业破产和居民就业形势严峻。

　　企业个人税负都偏重

　　2007年《福布斯》发布的税负痛苦指数报告称中国税负排名全球第三，是亚洲经济体中税负最重的国家。这个数据出来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税负排名不应该这么高；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福布斯》的计算方法有片面性，但中国税负较高也是事实。

　　记者：《福布斯》的这种计算方法是否科学？

　　安体富：《福布斯》的排名用的是他们自己设置的指标，如果按照这些指标去衡量，这些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全球税负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但就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税负不可能高到这种程度，显然是被夸大了。

　　世界各国的税种一般都比较多，由于税制结构不同，各种税种的征收对象各不相同，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各不相同，因此没有可比性。另外，《福布斯》所采用的是最高法定税率，而不是实际税率，两者之间是有差距的。例如，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法定税率是45%，但实际上使用该税率的人微乎其微，绝大多数人的税率都比这个低。有些数字与实际情况也有出入，比如社保基金的征收率是，企业30%，个人11%，而《福布斯》公布的数字，企业44.5%，个人20.5%，差距还是很大的。

　　记者：那应如何看待我国的税负水平？

　　安体富：衡量税负水平的指标，国外通常用宏观税负，也就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如果仅从这一点看，目前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为18%，社保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两者相加，大约为22%。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平均为17.9%，很明显，我国的这一比重是比较高的（在我国，社保基金属于“费”而非“税”，一般不纳入税收的统计范围之内，而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通常把社保基金划入到“税”的范畴。所以，我们在衡量宏观税负水平时，要把税收和社保基金各占GDP的比重相加）。

　　但目前，由于我国政府收入形式的规范性还有待提高，税外收费的比重较大，单纯用税收收入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也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企业和国民的税负情况。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情况，衡量宏观税负的指标，不仅要包括财政收入，而且还应该包括预算外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制度外收入、债务收入等，也就是税费总收入。把这些都算进去，我国的宏观税负恐怕在40%左右，税费总负担是相当沉重的。

　　另外，我国主要税种的税率也偏高，目前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也就是在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环节重复征税，而国外一般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只在产品销售环节征税。所以，我国的增值税率要略高于西方国家（我国为23%，西方国家平均为20%）。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9%(根据最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从明年1月1日开始，中国将对境内内资和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25%)，考虑到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低，则更显得我国企业税负偏高。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法定税率最高为45%，而美国才35%，考虑到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低，也就显得个人税负过重。

　　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增量中很大一部分，被税收拿走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都比较重。

　　现在是税改好时机

　　国家税收总量的“一路高歌”与地方财政的“屡创新高”不断传递着一个信号：国库富足了，国民有望享受到更多的民生福祉。此外，我国的《税法》也明确规定，我国税收性质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何更好地让这种具有普惠性的税收政策得以公平地落实，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关键问题。

　　记者：税收增速如此之快，如何将其合理地用之于民成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你觉得税收的使用安排如何才能更好地体现这一原则？财政预算和审计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的地方？

　　安体富：我国现行税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设计的，实行十几年来，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税收增长率已经两倍于GDP的增长率，税收的过快增长将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再以过去的税制来征税，显然是不合适的。从2004年开始我们尝试了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优化税收制度，减少财政收入。现在税收增长这么快，是税制改革的很好时机，应该加快税制改革。现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应该增加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公共服务开支，多向教育、医疗、卫生、社保以及环境保护、社会安全等方面倾斜。这几年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是向这些方面倾斜的，但是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大。

　　再就涉及到税收使用的效率问题了。我国行政管理的花费过大，改革初期只占税收的4%，现在达到17%。目前我国的财政预算和税费走向，还不太透明。应该多举办听证会或座谈会，加强税务知识普及工作，提高税收使用效率。

　　记者：我国当前的税负水平相对较高，那你觉得，在现行体制下，税收保持到一个什么水平比较合适？

　　安体富：从经济与税收的关系来看，未来3─5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有可能不断提高。这一比重肯定不是越高越好，要有一个合理的界限。这个界线怎么界定呢？要考虑到几个问题。

　　首先是社保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目前我国这一比重在4%左右，而美国超过10%，北欧国家更高。今后随着我国社会保障面的扩大和完善，这一比重应该有较大提高。

　　同时还要考虑到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如果税收过高，企业购买新设备，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其基础就在于建设创新型企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必须相应提高。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都在10%，而我国只有1%。类似的还有提高折旧率和风险基金的比例等。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提高职工工资，特别是提高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因为同样是10%的税率，假设中国人均收入1000元，交完税后可支配的只有900元，美国人均收入10000元，交完税后仍可支配9000元。所以即使中国与美国在税率上完全相等，但由于本身收入基数的差异，中国的绝对税负水平也要高于美国。目前我国商品之所以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在支撑，但这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不符合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要求，不利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拉动内需的战略目标。

　　安体富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税务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