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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时评

  来源:观察与思考

  观察时评

  公积金拒绝二套房符合公平原则

  ■浙江杭州 盛 翔

  公积金拒绝二套房,是对职工首次置业权利的保障,也更符合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设计初衷。

  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规定,自9月1日起,南京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曾办理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再次购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暂不批准办理;夫妻双方有一方曾办理过公积金贷款的,再购房也暂不办理公积金贷款。

(9月4日《扬子晚报》)

  业内普遍认为,南京推出公积金贷款新政,是收紧银根的一种体现。网络上,网友们也对这一新政的“打击炒房”作用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我看来,公积金贷款的低利率对炒房者固然是一种吸引,但在非理性的房价飞涨诱惑下,公积金贷款与商业贷款的利率差对炒房者的影响十分有限,更何况商业贷款无可比拟的方便性(很多售楼现场都有银行工作人员当场盖章发放贷款),正是炒房者所需要的。

  其实,公积金拒绝二套房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打击炒房,而在于维护公平。提到住房公积金的不公平,我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缴存数额上的巨大差距:垄断企业职工月均缴存6389元,而普通企业职工才11元。很大程度上,公积金已经成为高收入者的“第二工资”,成为合法的避税区(公积金免税)、藏匿高福利的黑洞,以及一些人侵吞国有资产的妙招。其实,真正体现公积金“杀贫济富”性质的,还不在公积金的缴存,而在公积金的使用。

  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的44. 9%发放给了排在缴存额前20%的高收入人员,排在缴存额后20%的低收入人员仅得到3.7%的贷款。这意味着,由于承担不起首付和利息,多数低收入者无法享受公积金贷款的利率优惠,优惠利率被那些高收入者频繁使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积金拒绝二套房是对当前公积金制度设计必要的矫正,是对高收入者使用公积金必要的约束,这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

  或许有人会说,住房公积金是“归职工个人所有”的,那么,公积金拒绝二套房不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侵犯吗?这样的理解似是而非。没错,住房公积金永远属于职工个人,即使公积金拒绝二套房,也不意味着个人账户里的钱被“没收”或“充公”,它还是属于职工个人的,到一定时候同样可以被提取,比如“离休、退休”、“户口迁出”等等。但这和二套房不得再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并不矛盾。

  住房公积金贷款是以住房公积金为资金来源,这部分钱分属于所有缴纳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因此在本质意义上,所谓住房公积金贷款,正是向那些缴纳了公积金而又没有使用公积金的职工贷款。同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低利率负担,是源于公积金储蓄的低利率回报。如果不限制高收入者频繁使用公积金贷款,结果就是:多数无法获得公积金贷款的低收入成员只能被迫以低于市场利率的水平进行储蓄,为能够获得贷款的收入较高的家庭提供补贴。这显然有失公平。说白了,公积金拒绝二套房,是对职工首次置业权利的保障,也更符合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设计初衷。 ■

  布莱尔屋顶烧烤

  遭投诉何以没脾气

  ■四川成都 周明华

  权力是公民赋予的,是公民靠手和脑子选出来的,那么权力就是用来回馈公民的工具。

  听说过曾贵为一国首相的退休者因烧烤遭投诉的稀罕事吗?反正我没听说过。据9月4日《中国日报》报道,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最近迁入新居后遇到麻烦事。位于伦敦市中心康诺特广场的新居房顶上,布莱尔加盖了一个露天平台。但有邻居认为,从那里也可以俯瞰邻居的住户,易对他们的隐私构成侵犯。他们还纷纷向有关方面投诉,抱怨布莱尔夫妇在露天平台烧烤,不仅声音嘈杂,而且有味,影响他们的生活。

  堂堂一国前首相,卸下官帽入住居民人家,在自家楼顶的露天平台上烹制食物,竟然会招来邻居们的毫无顾忌的投诉,丢人不丢人?郁闷不郁闷?当然丢人,当然郁闷。布莱尔或许不明白这种被邻居有眼不识泰山式的投诉的“丢人”和“郁闷”的来源,如果按中国官场总结的“人走茶凉”的权力生态去考量,可能布莱尔会有想明白的那一天。当权力渐次远去时,布莱尔和他在康诺特广场的邻居们之间的关系,除了邻里相安便别无它处。

  很明显,依然帅气而洒脱的布莱尔并没有一戳即跳,甚至因被邻居投诉弄“鬼饮食”而生气的程序都不会启动。不会像国内我们所熟视的诸如影视大腕、巨星商贾们那般因财富显赫而盛气凌人,也不会像江西广丰县村民李元武用农用车倒车镜的螺丝钉刮到该县建设局局长余祖华的私宅外墙,几块瓷砖被刮出一条小痕后,就遭局长“沟通”交管部门,让李支付2000元天价“鉴定费”,和赔偿墙体损伤费2000元的荒唐权力闹剧。

  布莱尔好歹也算个大人物吧,怎么就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的“权贵光环”呢?怎么就面对邻居的黑脸投诉没了脾气呢?依我看,全部的因由出在一种对待权贵的认识观与现代制度性文明的基础之上。人要成为权贵或许不难,难的是取得世人由衷的尊敬和仰视。

  说到制度性文明,我们不得不说制度设计过程中必须有的对待权力的态度和预防。权力是公民赋予的,是公民靠手和脑子选出来的,那么权力就是用来回馈公民的工具,它没啥了不起。如果公权者有私用行为,理应被公民用手重新给“选”下来。这样的权力运行过程,应是在平常、公平、阳光的轨道上运行。

  再说权贵与尊贵。权贵是因权在手,人们不得不以你为“贵”;而尊者,尊重也,是人打心眼里对你佩服。要想得到尊贵,或为人类做出特殊贡献,或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或为人民谋得了福利等。否则,人们凭啥尊敬你呢?同样,布莱尔或许早就习惯性地意识到,我从首相的位子下来,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居民,偶而弄一顿香喷喷的烧烤,而邻居的投诉也没啥可生气的,咱耸耸肩,扮个鬼脸,道声歉,少烧烤几顿不就行了。 ■

  贪官悔过书也抄袭

  ■安徽砀山 刘效仁

  贪官这种“到了黄河才死心”的忏悔,到底是真心悔过还是作秀式的表演?

  致悔过书也抄袭的张(绍仓)总:狱中好!

  我之所以仍称你“老总”,是因你曾任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等职,也是潜意识使然。之所以引起我的注目,兹因你真是“太有才”了。不仅利用职务便利,1992年下半年借为某公司解决350万美元外汇额度之机,收受人家支付的调剂费人民币700万元。1989年至2006年间,还单独或伙同其妻、儿子收受他人贿赂,共折合人民币278万余元,更因在法庭作最后陈述时,你含泪所念长达4页的悔过书,居然涉嫌多处抄袭。

  在一次会议上,作为安徽的作者,我曾因批评安徽的贪官受到不屑,别人称“我们在外,总是立挺安徽”,那言外之意,你怎么能出安徽的丑。这一回,我定要不甘落后力挺一下你,这个悔过书也抄袭的老总。

  不知道,你是否学习过,是否颇得他人真传。但你的好学还是让人心动。比如记者发现你的悔过书和2007年5月29日《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刊发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有几处“雷同”。你竟然那么快地“取人之长”,用在7月11日的阜阳市中级法院的法庭上。怪要怪媒体及记者多事,不仅将你的悔过书删节刊出,还特地将涉嫌抄袭朱福忠悔过书的内容加在了括号里,以便读者对照。

  也是的,贪也贪了,占也占了,乐也乐了,福也享了;抓也抓了,关也关了,审也审了,罪也受了,要说不悔是假,贪得占得退了,临了还身陷囹圄,闹了个身败名裂,哪似先前大会上做反腐报告时的光彩照人,哪里还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无限风光,早悔个肠子青了。可要说悔,只是悔在自己倒霉上,有什么事做得不那么机密,而行贿的混蛋又太缺乏硬骨头。那么多的贪官大的小的中不溜的没抓到,自己倒撞在枪口上了,岂有不悔之理。可这些能在法庭上说吗?

  再者说,贪官们也都特会忏悔,悔过书动不动洋洋数千言。什么放松了世界观改造,不学法不懂法(山东那雇凶炸死情妇的什么长,曾经分管政法工作,居然也称不懂法,谁信),什么贪图安逸,早忘了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死到临头了,有的居然申请回乡当农民去,想得臭美),什么当了一把手就没人监督(谁监督你谁就活该倒霉了),反正是好词用尽好话说绝。叫你张绍仓总经理还怎么忏悔?可好不容易捞到个作最后“报告”的机会,不抄袭也实在难为了你。

  评论说,贪官这种“到了黄河才死心”的忏悔,到底是真心悔过还是作秀式的表演?其实,如果你张总的话句句都很真真切切、朴实无华,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满怀感情,那么,当初你还会腐败吗?所以,人家说你的这份涉嫌抄袭的悔过书有作秀之嫌倒也恰如其分。

  书不尽意,早过千言,就此打住。因无法投送,只好将此信公开,请不必介怀才是。 ■

  婚恋调查报告的

  深层解读

  ■广东广州 叶 扩

  就男女结婚年龄和机会的最新调查背后,折射出一种现实的无奈。

  现实中一成已婚人士目前的伴侣是“网恋”而来,2/3的人接受姐弟恋,婚前同居观念得到普遍理解和接受……由北师大心理学院、计世资讯和百合婚恋研究院联合撰写发布的《中国社会婚恋调查报告》日前出炉,调查数据显示,今年女性眼中最理想的男性结婚年龄推迟至31岁,而女性的结婚机会从25岁起逐年递减。(9月4日《东方今报》)

  这是一份值得玩味的调查报告。我们既可以看到颠覆传统婚恋观念的一面,也可以发现我们这个社会的宽容度越来越大。比如网恋和姐弟恋,以及婚前同居等“新”的婚恋形式和观念,得到不少人的理解和接受。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就男女结婚年龄和机会的最新调查背后,却折射出一种现实的无奈。

  我们把2006年版和2007年版的两份《中国社会婚恋调查报告》的调查数据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女性眼中最理想的男性结婚年龄已经在往后递增了五六岁,相比之下,女性理想的结婚年龄则在递减。由此可见,男女之间的婚恋出现了时间和观念的有趣落差,女性对男性婚恋年龄的宽容,实际上也是在加大了自己婚恋年龄的压力,收紧了选择的机会。这道理很明显,如果女性想找而立之年的男性作为婚恋对象,那么她就应该在25岁之前“该出手时就出手”,否则就会有可能错过良缘。

  但是,女性给了男性积累事业基础的时间,也意味着男性要面临空前未有的社会压力。如果在30岁至35岁前事业未成,就会被年轻的女性OUT掉。

  这是一种以男性主导的晚婚晚育的时代。其实,人们选择晚婚晚育,不仅是计生国策影响,更多的是社会压力使然。现代社会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是不确定性。就今天而言,我们所处的社会转型期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因为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制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是现实的制度和秩序意义上的,同时也是观念和思想框架意义上的。在制度处于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任何稳定的预期和判断都难以形成。

  于是,一系列独特的社会现象随之而生:女性以物质条件,而不是年龄特征作为婚恋的主要标准;人们用短期行为来防范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这可以解释婚前同居等为什么这么流行;还有人们用畸形的高储蓄防范不确定的制度风险,比如通胀、养老、新三座大山等等,都是可能的风险。

  不过,这种调查报告,只是反映了现实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在人们的心里,需要通过时间来检验。它虽然反映了一种较为宽容的婚恋心态,但现实很复杂,不是报告所能涵盖的。婚姻这事,不是仅靠年龄和物质维系的。因此对婚姻还是不要太现实主义、太功利主义为好。 ■

  

(责任编辑: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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