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曾经表示过这样一个观点：不提倡媒体报道单个困难学生并呼吁社会救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这位发言人又建议，民间捐助应该借助国家助学政策，如果能够变给为贷，一字之差，教育功能更加明显。他还以刚刚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贫困生段军鹏为例，希望大学生在遇到困难时，第一反应不是接受别人的施舍。

　　倘若所有的贫困生都能像段军鹏一样，敢于面对贫困，并勇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贫困，那自然再好不过。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大学生确实缺乏一种在逆境中生存的自我勇气，所以，鼓励洪战辉式的自立精神，也是重塑大学生价值观的内在呼唤。

　　但是贫困生有很多，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段军鹏、洪战辉式的坚强和机遇。然而我们却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向那些贫困生提供资助。理论上讲，国家资助和民间捐助是不以对象而论的，只要够得上贫困生的条件，他就有权利申请资助。

　　反过来说，受助的贫困生也无须有接受施舍的意识，不论是助学贷款，还是社会捐助，都是以慈善的名义来帮助贫困生，而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富人姿态来施舍，只不过前者是以国家的名义，后者是以个人或者社会团体的名义。

　　事实上，王发言人之所以提醒贫困生不要有施舍的第一反应，这正是缘于我们时下的很多慈善，恰恰是抱着施舍的态度而做好事的。前一段时间，湖北襄樊5名贫困大学生因“不知感恩”而被取消受助资格，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有这种意识在其中支配。

　　将慈善视为施舍，进而将其与感恩的道德标准绑架起来，对受助者提出自己的要求，这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慈善的本意。慈善作为一种社会救济，它的直接指向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不应该附加上过多的个人情感。贫困生因为经济原因而面临着有学不能上的境遇，国家助学金和民间捐助就应伸出援助之手，而且这种援助是不带任何其他要求的，出发点就是“不让每一个贫困生失学”这么简单。其实，这也正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提出的“穷人教育学”本意所在。穷人也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只有从教育这个最基本的权利上帮助穷人，才有可能助其脱贫。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助学政策重要，民间捐助同样重要，没必要将民间捐助纳入到国家助学政策的体系内，更不可以将所有的“给”都变为“贷”。一方面，国家助学政策不可能覆盖所有的贫困生，另一方面，没有理由在助学上排斥民间捐助。因而，资助贫困生的途径就应该多元化，让他们既可以申请助学贷款，也可以无偿接受社会团体乃至个人的捐助。“给”“贷”并存，多个选择，就等于多个机会。

　　本质上讲，慈善事业之所以能够发展下去，很大原因在于民间慈善组织的独立性，而不是将所有的慈善活动都纳入行政途径，进而通过行政权力来分配慈善的名额，以确定什么样的贫困生才能享受助学贷款。所以，在资助贫困生上，要分清国家救助与慈善的边界，国家助学政策必不可少，但不能忽视慈善的作用。哈佛大学等名校就是凭借慈善捐助而办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民间捐助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而当慈善文化足够成熟了，也就不会存在什么施舍的意识了，贫困生接受资助心安理得，民间捐助也不会提出感恩的附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