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做好信访工作从挨骂开始

　　陈淳自述

　　群众工作得把自己交给群众

　　群众工作要有“四心”

　　一开始，企业改制职工上访既找信访办，又找企改办，为了便于处理问题，我就跟信访办商量，凡是涉及企业改革方面的上访，全都由我来处理。

　　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干，只知道群众来了要接待好。经过10年多的接访实践，我体会到，做好群众工作必须有“四心”，即“接待群众要热心，听取意见要耐心，解决问题要真心，改正问题要有决心”。

　　群众上访，是因为遇到困难或者权益受到侵犯，想找党委和政府讨个说法、诉诉委屈，这是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上访群众最大的意见，就是想见相关的领导见不着。群众找我上访，我从来不回避、推托，对应由我负责处理的事情我都承诺：“你们谁都不用找，盯住我就行，你们什么时候找我都行，只要有时间，我保证来一次见一次，来一百次见一百次，来一人见一人，来一百人见一百人。”

　　我说到做到，下班时接到群众电话要我到现场处理纠纷，我二话不说穿上衣服打车就走。群众堵政府大门，在门口打电话要见我，我也绝不推托。群众堵桥堵路要见我，我没有一次让他们失望。有时候，上访群众路远回不了家，又下不起饭店，中午就在接待室耗时间。群众不吃饭，我就陪他们一起饿肚子，饱汉怎么能知道饿汉饥？

　　向上访人公开手机号码

　　对我来说，接待群众上访的历程，也是磨练自己心性，考验自己耐心的历程。我接待上访是从挨骂开始的。被当作人质扣押，被骂得狗血喷头，面对各种威胁和叫板，这些情况我都没少经历。群众找政府上访，都是有问题着急解决，有的甚至是等米下锅，所以大多数都心烦气燥，态度冲动，甚至恶语伤人。

　　没有耐心，根本做不好接访工作。我经常提醒自己，面对上访群众的时候要换位思考，如果那些满眼都是渴望的上访群众就是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我该怎样对待他们？如果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上访时遭到恶语相告，大声呵斥，我是什么心情？有了这种换位思考，耐心自然而然就磨出来了。

　　群众工作的最终落脚点是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光有“热心”和“耐心”还不够，还要有真心，得把自己交给群众，群众怎么方便就怎么办，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解决问题。原九站造纸厂的几名退休职工来找我上访，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腿脚不利索，家离市区又远，大老远跑来跑去很不容易，我就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和家里电话号码给了他们，告诉他们有什么事不用再往市里跑了，给我打电话就行。从那以后，凡是来找我上访的，我都向他们公开电话号码。

　　“错误在我，责任就由我背”

　　真不真心，群众不仅要看我们的态度，更要看我们的行动。吉林市昌邑区三户企业1997年破产时，没有给退休职工接续养老保险，358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全部停发。他们找我时，我当即表态，你们别再上访了，这事儿我一定负责到底。经过与区政府多次协调，接续养老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没想到的是，资金落实后，又出现了更难处理的问题，由于企业管理不善，职工档案在一场火灾中都被烧没了，没有了参保依据。最后，我出了一招，用职工过去的工资表作依据。征得社保公司同意后，我马上组织人过去企业仓库废纸堆里找工资表，功夫没白下，工资表大多找到了，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处理上访中，凡是群众有道理的，我都实事求是地按法规政策办事，坚持有错必纠。我不只改正别人的错误，和自己有关的错误也坚决纠正。2002年，我在稳定办工作期间，吉林市燃气公司改制出现了毛病，引发了上访。我审查后发现不是改制方案的问题，而是在实施中资产处置走了样。当我要求燃气公司改正时，他们不服，说公司改制是企改办批准的。我当即告诉他们，我就是当时企改办的负责人，错误在我，这个责任由我来负！即使是我的错，错了也要改。解决群众上访的问题，涉及的历史遗留问题很多，要把错误给改过来，不把脸黑下来，不把心铁下来，根本不行。

　　旁人看陈淳

　　共产党的官不怕见老百姓

　　报告人：吉林市企业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王义

　　陈淳是我们吉林市有名的“企改专家”、“政策通”、“活字典”。这也是市里把这副重担交给他的原因。

　　2005年7月，吉林市的一户工业企业因几次更换法人代表，职工安置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职工多次到市政府集体上访。一天，他们听说市政府把这件事交给陈淳处理了，100多位职工代表带着冲天怒气，一起涌进企改办，要见陈淳。看到这阵势，我赶紧给在外面开会的陈秘书长打电话，让他不要回来。可他却对我说：“哪有共产党的官怕见老百姓的？我回去！”不一会儿，他就匆匆赶了回来，把职工请进会议室。

　　我怕陈淳有个闪失，跟着他来到会议室。里面简直像炸开了锅，有人张口大骂，有人咣咣敲桌子。一个身材魁梧、脸色黝黑的中年男职工，挤到陈淳身边大喊：“都几个月不开支了？！老婆和我离了，孩子也让她带走了。告诉你，你要再不给我们解决问题，老子今天就不活了……”说着，他突然就从身后拎出一个装满液体的瓶子，拧开了瓶盖。刹那间，浓烈的汽油味在会议室里弥漫开来。满屋子的人都被吓得目瞪口呆，一时间屏住呼吸，喧乱的屋子一下子平静得掉针都能听见。

　　在这危急时刻，站在面前的陈淳异常镇定地说：“职工朋友们！请大家冷静。你们的事领导交给我办，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如果你们相信我，就要给我解决问题的时间。”

　　听了陈淳的话，上访职工面面相觑，将信将疑。这时，一个职工说：“那好吧，你说的话，我们暂时相信你。可是，我们要在这儿监督，看你是不是真的为我们解决问题。”就这样，一天24小时，这100多人开始轮流三班倒，吃住在企改办的会议室里“监督”陈淳秘书长。可当看到陈淳为解决他们的事，天天工作十几小时，常常熬到深夜时，守了一周的他们放心地撤离了。

　　宣传自己退避三舍

　　报告人：新华社记者李亚彪

　　2006年冬天，正值吉林市国企改革、棚户区改造进入攻坚阶段，一些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逐步显现。在市委大院、社区街道听到一些机关干部、普通百姓谈起这些问题时，都离不开一个人——陈淳，而且赞不绝口。我当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采访冲动。可不少人告诉我：采访他的工作，陈淳可以讲三天三夜；可如果谈他本人，陈淳则连面都不让见。

　　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对宣传自己退避三舍、闭口不谈，这反而激起了我更大的好奇。陈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领导干部呢？他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吗？我一边继续侧面了解陈淳，一边想方设法与陈淳联系，争取采访他的机会。

　　后来，终于愿望达成。我清楚地记得，同陈淳讨论如何看待信访问题时，他说：“信访是改革中的正常现象，改革触及个人利益，麻木不仁才不正常。党员领导干部没有必要害怕甚至躲避起来，更何况不少信访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并不是死棋啊！”采访中，陈淳讲的一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党员干部不敢见群众，那是天大的笑话。同群众打交道，这是共产党的天生本色呀！”

　　凡是采访过陈淳的记者，都在他的办公室里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一批批夹杂着男男女女的喊声、叫声与哽咽声的人群挤满楼道。有人质问，有人哭诉，甚至有人谩骂。而陈淳却是一边忙着倒水让座，一边细心地听他们诉说。等上访群众稍稍安静后，他才开始仔细询问，认真解答，直到群众满意为止。我曾很疑惑地问过陈淳：“你不是专职信访干部，真的不怕矛盾，不怕惹火烧身吗？”

　　陈淳毫不犹豫地说：“哪有怕的道理？做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克难制胜的法宝，也是每一位党员干部的重要职责和看家本领。更何况，信访并不是只有矛盾，这里面大有和谐文章可做呀！”

　　上访者现身说

　　为老百姓撑起一片天

　　报告人：吉林市船营区桃源新村居民丁德林

　　我是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桃源新村小区普通居民。今天我跟大伙讲讲陈淳历时3年，接待我们100多次上访，为小区居民解决回迁安置的事。

　　我们小区原来是吉林市回族居住区，有回、汉居民200多户。2001年春天，我们得到一个好消息，房子动迁，要盖住宅楼了！不久地基打好了，商品房也预售了，可到了2002年4月份，工地停工了。一打听，是因为开发商对有关问题有异议，扔下6栋烂尾楼躲起来了。更可气的是开发商为了挣“黑心钱”，把个别回迁楼和商品楼重复出售。

　　眼看着居民们从牙缝里挤出的钱“打水漂”了，我们急了，我们想这件事得去找市委、市政府。经过几次上访，问题也没解决。这时，市委决定把这事交给陈淳来处理。2003年初，我们一帮人涌到市委信访接待室门口，陈淳知道此事后，马上从他的办公室赶过来。陈淳面带微笑地说：“走，大家都进屋说吧。从今个起，你们谁也别找了，就盯着我一个人，我保证负责到底。”

　　后来，他协调相关部门，清产核资，紧接着安排人对购房户和动迁户一家家核查，把没卖出的住房拿出一部分，分给工程队当启动资金。他还左一趟右一趟跑市里相关部门，为工程队争取来一些政策。工程重新开工了，我们心想，这回总算有盼头了。可没想到后面的难事却一件跟着一件。楼房主体完工后，要安装采暖设备；暖气片安装上了，可供热时发现，有一栋楼暖气不热；暖气装上了，可电灯还没有亮呢；居民们欢欢喜喜地住进了新楼，可房屋产权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我们一次次找到陈淳，他一次次为我们解决，陈淳为我们小区办的实事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哪！我们老百姓都这么讲，房子是天大的事，房子要是没了跟天塌了一样，是陈淳秘书长为我们撑起了这片天。

　　用真心托起明天的希望

　　报告人：原吉林市第一建筑公司子弟学校

　　校长王奔

　　2005年10月28日是我们全校师生最难忘的一天，从那天起，我校正式由企业所属划归地方管理，顺利实现了管理体制的转换。为了这一天我们苦苦期盼了八年，为了这一天陈淳秘书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吉林市一建公司子弟学校组建于1964年，具有四十多年的办学史，也曾经有过辉煌。上世纪末，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像吉林市许多国有企业子弟学校一样，我们也需要从企业剥离，移交地方管理。但由于企业办学划归地方接管，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企业需要拿出大笔的办学经费，一建公司效益不好，因此划归问题一拖再拖，一直没有解决。

　　学校的归属定不下来，人心浮动。教师每月只有三四百元的工资，最困难时甚至连续几个月都不发工资。一直到2005年8月，一建公司改制已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如果改制前，学校归属问题还得不到解决，一建公司改成股份制后，再让企业拿出大笔的办学经费就更难了。当时我们真的急了，本应知书达理的老师们也只好走上了上访之路。因为涉及国企改制的问题，就这样我们找到了陈淳秘书长，没想到这次接触不但改变了学校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2005年8月3日，在陈淳秘书长的主持下市里召开了协调会，各个部门也真的进入了工作程序。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又没有了消息。一问才知道，又回到了老大难问题，按政策规定，我们学校划归地方，一建公司还需向地方财政交纳三年的教育经费1200万元。120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

　　没办法，我们又一次找到了陈秘书长。秘书长一改平静风格，显得非常激动，一个人面对有关部门的几位领导，陈述利弊、分析情理，他的表情就像为自己的孩子争一个公理一样。最终，我们等来了好消息，经过市、区两级财政部门协调，历时八年的学校归属问题终于解决了。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林　通讯员　粤信

　　图：

　　陈淳在作报告。　王辉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