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双年展：国画REBOOT

　　成都双年展：国画REBOOT

　　“国画也是当代艺术的一种，无论其有着如何深厚的文化底蕴，都不能放弃注入新的活力。它需要拥有更为开放的价值取向，才能积极投身于国际艺术之中，并在市场的考验之下，找准自己的定位。

　　撰稿／王悦阳（记者）

　　2007年9月13日，一次以“REBOOT”（重新启动）命名的艺术大展在成都拉开帷幕。这是“成都双年展”继2001年和2005年之后举办的第三届艺术展会，也是日趋成熟的文化品牌一次全新的亮相。展览的内容包括由61位艺术家参加的“主题展”、2位艺术家参加的“特展”，以及49位全国艺术院校的学生参加的“新人特展”三大部分。

　　REBOOT展以“水墨”为主题，对“中国画”这一极为传统的艺术进行新的阐释，试图从学术层面上重新定位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展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与世界性之间的相互融合和置换关系。因此，该展既可视为一次向中国画传统的敬礼，更可视为一次中国画未来的“导航”。

　　作为本次活动的艺术总监，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冯斌参与了从策划讨论到接待安排的所有工作。冯斌对“国画”有着不同一般的见地和实践，在四川美术学院，他既是中国画系的系主任，更是以力主“更新”、“创新”国画而在全国独树一帜的“新国画”代表性艺术家。在双年展巨大宽敞的展厅中，冯斌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

　　关注中国艺术的未来

　　新民周刊：“成都双年展”是一个怎样的展览？它的缘起和特色是什么？

　　冯斌：成都双年展从创立至今，举办了3届。如果以1999年底成都现代艺术馆建馆后举办的“世纪之门：1979—1999中国艺术邀请展”算来，已经有8年了。无论是世纪之初艺术市场和艺术活动处于低迷之时，还是时下艺术市场日益活跃、社会各界对文化建设日趋重视之时，我们一以贯之地坚持着初衷：中国经济的活跃和发展，必将作用于文化艺术。同样，只有中国自己的文化发展壮大了，才会有中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谐共荣的景象。中国的崛起离不开文化的崛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支持和推动中国本土艺术的发展，促进和繁荣本土文化事业，就成为成都现代艺术馆、成都双年展一直坚持的理念。这也是为什么8年以来，我们不懈地以一己之力投入和宣传艺术的缘由。

　　同时，从第一届成都双年展始，我们也把关注艺术的目光投向了新人。如果说，“主题展”呈现的是一种观念意识上的“重新启动”，那么“新人特展”更类似一场生机勃勃的行动的复苏。49位艺术院校的学生怀揣最真实的艺术直觉和心灵冲动，义无反顾地在画布上宣告了自己的再生。之所以是再生，是因为在艺术的荆棘地里，他们的生生死死，失败困苦已难计其数。这一次的展出，是对他们才智和艺术的肯定。我们从千千万万新人中遴选他们、力推他们，正是由于他们美妙而神奇的艺术灵感，使得中国艺术生生不息，持续发展。关注新人，就是从发展的角度关注着中国艺术的未来。因此，“新人特展”也成为我们成都双年展的最大的特色与亮点。

　　新民周刊：展览为什么叫做“REBOOT”（重新启动）？

　　冯斌：我们使用电脑时几乎都有这样的经验：在使用电脑过久、或电脑的负荷过重而运转不灵的时候，需要把电脑“REBOOT”（重新启动）一下，或者“更新”系统，这样才可以保证电脑的持续高效的工作。这就是我对这届成都双年展主题的理解，也是从电脑而到“国画”的启发：传统艺术有必要“重新启动”，也有必要常常“更新”，这既未损原来的系统，又能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并保证其持续高效地运转。

　　新水墨、新国画

　　新民周刊：当今国际艺术品市场的热点是油画艺术，国画在很长一段时间已从市场的主体逐渐边缘化。而且，以罗中立先生为代表的“四川画派”也以油画见长。展览为何舍弃了具有较多地方优势的油画而选择了以国画为主题？

　　冯斌：我们习惯地说“国画”，到底是指代特定的绘画方式，还是指代特定的绘画类型？或者还是如“国语”、“国文”一样是指代“中国的绘画”？虽然理论家们都加入到了这场历经一百多年的论争，其实就连名称是“国画”、“中国画”或“水墨画”，到现在也是众说纷纭。所以，“国画”对于我们来说，在今天依然是个需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说“国画”是指代特定的绘画方式或者绘画类型，那艺术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艺术没有一成不变的方式和类型，而是不断创新的、扩展的，“国画”亦然。

　　如果说“国画”是指代“中国的绘画”，那何其繁多的方式和类型，该是哪一种可以担当？又何以担当“中国的绘画”呢？

　　在去年底我们讨论本届双年展主题时，“国画”就成为了题中之义。我在草拟这届双年展的计划时就明确说明：“‘国画’从一百多年前被提出，她作为传统文化、本土文化的概念，在与‘西方文化’的抗争及自身的转变中，其文化命题却在政治的、经济的种种干扰下没有得以澄清，‘国画’在国际化的语境中如何进行当代转换也问题依然——这显然与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崛起的进程不相称。”

　　所以，在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崛起，并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关注的大背景下，以“文化”的命题重新提出如此纠缠难解的“国画”的问题，就是在于探讨表征这一现状的中国文化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有悠久传统文化的国度，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其文化又该何去何从？在经历了艺术市场的潮起潮落后，在当代艺术的风风火火中，“国画”是不暇他顾、或者是怨天尤人自期自艾？——此时此刻，关注“国画”，更有全新的意义。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国画”不是可以笼而统之的“中国绘画”，也不是某种既定的方式和类型，而应该是可以从传统资源中获得转换更新的、在今天世界多元文化中具有当代意义的、又有自己特色的开放性艺术。这届双年展正是希望把现有的各种“国画”形态作一个客观的概括，以此有相互之间的比较，并在比较中突现出问题的重点——在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崛起的进程中，什么是其代表性的文化？

　　另外，我还要指出的是，新水墨究竟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与艺术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如果一个学者只是坐在书斋里，对已然出现的新水墨现象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肯定会出问题。对于这一点，人们只要认真研究本届展览参展艺术家们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就会明白。他们在充分尊重水墨媒材特点的前提下，很好地开拓了水墨艺术的可能性。

　　国画的定位

　　新民周刊：中国的传统水墨画艺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众多发展与变化。从内容上，经历了由“政治宣传”向“表现生活”的变化；从形式上，从最初的徐悲鸿、蒋兆和等人的“素描加淡彩”，到以方增先为代表的“浙派”，直至今日，诸多艺术流派争奇斗艳。反思这一发展过程，您认为当代水墨艺术的定位是什么？

　　冯斌：台湾学者龙应台女士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了“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的观点。这与我们一向强调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观点明显不同。两者的前提条件正好相反。我很赞同龙应台女士的观点。因为她的观点乃是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不仅对传统观点作了有益的补充，也对中国的水墨画在当下全球化的格局中如何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反思自“文革”以来的中国画艺术历程，我认为有这样四个变迁：

　　自80年代初起，由于脱离了“文革”思想的桎梏，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艺术家对于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与表现有了空前的提高，人文精神的复苏给传统国画注入了全新的力量。我认为，当时国画界的整体状态，可以称得上是积极投入社会变革，并紧跟时代步伐的。同时，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艺术家吴冠中先生提出了“要注重绘画艺术的形式美”，倡导国画艺术摆脱政治束缚，为国画表现方式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到了1985年，国画界发生了一件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一篇《中国画走向了穷途末路》的评论文章彻底否定了传统，年轻的作者站在了传统艺术的对立面，并在文章中影射、批评了一位当时极为著名的山水画老艺术家。面对攻击，那位老画家并没有正面回应，而是抛出了另一位比之更为传统写实的山水画家，老画家不仅大力推广其人其艺，甚至还亲自为之撰文，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他的目的很明确，希望当时的年轻人能看到传统艺术的优秀一面，认识传统艺术的博大精深。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传统还是创新的争论展开了，围绕传统艺术的取舍问题，国画界开始陷入了喋喋不休的争论怪圈，国画也由此开始逐渐脱离了社会。

　　直到80年代末，当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大，西方当代艺术不断冲击着中国艺术家的视野，众多年轻的油画家开始了新的艺术探索与个性解放。但此时的国画界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小脚女人”、“红肚兜”！一大批所谓的“新文人画”应运而生。这群过着现代生活的国画家们不断地重复着古人的脚步，这完全就是逆时代而为！我们的水墨画谈何发展？

　　好在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迅速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艺术市场的发展。国画也因此成为了社会商业品，享受到了艺术品市场的“第一桶金”。根据市场的不同需要，国画也逐渐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到了本世纪初，由于市场的鱼目混珠，以及中国当代艺术的蓬勃兴起，国画逐渐退出了市场主流，油画取代了它的位置。作为我国独有的艺术，国画在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不仅没有很好地表现、反映日新月异的生活，甚至完全游离于社会进程之外，令人担忧。

　　或许，我们的展览并不能对于当代水墨画艺术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家认识到：国画也是当代艺术的一种，无论其有着如何深厚的文化底蕴，都不能放弃注入新的活力。它需要拥有更为开放的价值取向，才能积极投身于国际艺术之中，并在市场的考验之下，找准自己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