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制品强制性安全监管致血源短缺

资料图 来源：中央电视台

　　“血浆”成为奇货可居的资源同时，“血站”就再次成为一场战役上的关键棋子。

　　“血站”是血液制品领域产业扩张的产物。北京天坛生物总经理姚桐利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临床需要的主要血液制品基本依赖进口，80年代后，我国推广单采血浆术解决了原料血浆供应问题，血液制品行业得到迅速发展。当时，国内6大生物制品研究所隶属于卫生部，在血液采集中逐渐形成了卫生部系统管辖下的各地方血站，由于血液制品利润较高，地方血站发展迅速。

　　血站扩张一度引起了血液领域管理的失控。从1995年河南发现因输血传染的艾滋病病例后，卫生部门发布的管理条例虽然约束了私自采血行为，却没有解决“血站”自身的问题。许多地方血站与卫生系统采取挂靠制，官办私营的局面比纯粹的私人采血还难以控制。“一些地区采血条件简陋，存在采脏血、频繁采血现象。”医学专家蔡秉明说，2004年5月，国家四部委联合开展了单采血浆站整顿行动，全国156家单采血浆站关停了36家。

　　监管措施继续细化:为进一步规范血站，2006年4月，卫生部会同“发改委”、“国资委”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9个部委共同制定了《关于单采血浆转制的工作方案》，旨在进一步落实《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关于重点“控制经血传播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理顺对单采血浆站的监督、管理体制”，即清理生产者与监管者的边界，斩断单采血浆站与生物制品公司及政府职能部门的利益关系，以控制经血传播艾滋病和其他疾病。姚桐利表示，具体做法就是由血液制品企业收购血站，形成血浆原料一对一的供应。

　　血制品短缺被普遍看做是2004年以来这一轮国家严格整顿血液市场的滞后效应，但把“血荒”完全归咎于2004年关停36家“血站”并不公允。“现在的血浆短缺并非全是‘资源型’的，某方面，它是‘制度型’。”蔡秉明认为，以血液安全为初衷的“血站改制”遇到了地方现实，它引起了新的失衡。

　　他说，县级单采血浆站有两副面孔，一方面，它是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事业单位，在编制上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受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监管。另一方面，它几乎全部为自收自支、自给自足的独立法人，在为生物制品企业提供原料时，又是企业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采血过程变得漫长。“拿山东的6家血浆站来说，齐河、章丘、阳谷、莘县、郓城和夏津的血浆站，从供浆员处收取580毫升(600克)血浆，只需付90元，然后再以每吨血浆20多万元的价格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每袋赢利在40元以上。”

　　没有地方血站在改制中愿意轻易放弃这样的“‘三产’摇钱树”。蔡认为，单采浆站主要集中在广西、贵州、四川，仅贵州一地血浆资源就占全国的1/3左右，由于血液资源不均衡，在企业与血站签约中，地方政府往往以满足本省血液制品为前提，一些大的血液制品企业像上海生物制品所、华兰生物、上海莱士反而丧失了原有资源。据了解，长春生物制品公司停止生产人血白蛋白的原因，是原来供货的3家血站中，一家倒闭，两家由于地方保护签了本省企业，使得长春生物手中的原料不能满足生产。

　　争夺又一次回到“血站”上来，能够拿下多少“血站”意味着企业可以开放多少产能。姚桐利说，一对一供应等于血液制品企业重新划分血浆资源，在国家不开办新血站、关停不规范血站、血站减少的情况下，血浆资源炙手可热。

　　这加剧了资源紧张，血液制品企业不得不在收购“血站”中花大价钱，血站则抬高了收购价。天坛生物目前收购的4家血站花费已经超过2000万元。今年4月，华兰生物公司以4360万元竞拍到重庆市唯一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重庆益拓的全部资产。当时，该竞拍的底价仅为23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