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制作:谢正军 |
金字塔结构后的失衡中国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彻底摆脱了高度平均主义的历史负累;而基尼系数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度。矛盾在1990年代中后期已经变得异常尖锐,利益均沾的改革模式已经结束
1980年代初,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系教授G・罗兹曼在撰述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著述时,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没有确定的信念。他注意到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中国面临如何保持增长率不断下降的严峻挑战,但他还是犹疑着认为中国积累的经验也许会使其将来在增长率上更上一层楼。
1980年代初的确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时期。在1978年经济增长率11.7%的高峰之后,中央开始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进行调整,增长率在1981年已经降为5.2%。但罗兹曼谨慎的乐观被证明是正确的。尽管存在波折,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未被动摇。在接下来的20余年时间内,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接近10%的速度在增长,创造了全球范围内经济腾飞的神话。
另一个高度平均主义的神话在这个过程中被粉碎了。罗兹曼此前也曾注意到平均主义带给中国的影响。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他说,从全局来衡量,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把平等摆在首位的做法可能已经变成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个消极因素,这种做法延误了从增加人力投入向改善生产效率的转换过程,要在可预见的将来克服它的长期影响谈何容易。
事实似乎并不像罗兹曼想象的那么难。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变得名正言顺,一种叫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得到了最大范围内的传播和贯彻。接下来,中国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彻底摆脱了高度平均主义的历史负累,并且,很多学者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一个指标―――国际上称之为基尼系数―――来说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度。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是:金字塔结构。那些位于塔尖的富人是少数,而大部分的贫民构成了金字塔宽阔的基座。
矛盾在1990年代中后期已经变得异常尖锐,远非1980年代“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那么简单。利益均沾的改革模式已经结束,一部分人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一部分人开始为改革付出代价。
中央领导者注意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多次提到“和谐”这个词,“社会更加和谐”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之一。“十六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转折。”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说,此前中国取得非常大的经济建设成就,“没有这个一切都无从谈起。现在钟摆摆到了另一边,开始纠偏,更注重公正和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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