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梦工厂

　　志愿者梦工厂

　　文／高嵩　图／王轶庶（题图中非洲图片部分由志愿者李艳语提供）

　　原载《mangzine·精英》（广州）2007年第10期

　　志愿者是个大词，带着那么一点浪漫，理想主义，甚至一点崇高的意味。但如果用朴素的态度去看，它其实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当你厌倦了城市，想去乡村，当你烦透了白领的生活节奏，想换个活法，甚至是你失恋了，想转变一下心情，可以考虑一下，做一次志愿者。

　　这段经历会让你难忘，因为伸出双手去温暖别人时，你会有同样的温暖；这种选择也不会有什么门槛，只需要你下定决心，去体验一种新的人生。

　　所以这期的封面专题，我们勾勒的是一幅志愿者的众生相，他们的动机各异，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甚至对跳蚤缺乏心理准备，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有快乐也有烦恼。

　　广义的角度看，志愿者的人群，其实也包括项目的策划者、投资人、捐款者、甚至是这些组织里的职业经理人，例如茅于轼先生和他的富平学校项目，尝试用经济制度来实现大规模的“帮助”，当然也是他作为经济学者，热爱的一种生活方式。

　　志愿者，不一定是远行，它也是一种生活心态，如果你有帮助的心愿，不妨从身边做起，你也会有快乐的收获。

　　只是有时，帮助别人却不一定会得到对方的回应，甚至可能会发现“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而这时你会不会被挫伤，从而动摇了“帮助”的决心？

　　（一）

　　司机老王开车已经20几年，但他的枣红色桑塔纳在弯道上还是吓人地弹跳了几下，雨水掩盖了路面上被重车压出的裂痕。

　　这里是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

　　汽车在离开连接玉溪和元江的高速公路不久，边远云南的贫困一面开始显露。盘山路上的破洞不时可见，拖拉机上插甘蔗般塞满了赶场的男女，放学回家的孩子在路上要随时留意不守规矩的汽车。

　　我们的向导是2006年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的郭锐。郭面色黝黑，是中国-丹麦合办的云南发展培训学院成立5年来，招到的首位玉溪籍学员。

　　这是中国大陆惟一培养国际志愿者的学院。学员须为11个月的培训支付8000元学费，此间要在云南的贫困山村待5个月，学习如何为穷人做事。毕业后，他们可申请去非洲或印度做义工。

　　学员们喜欢称学院为YID。这是Yunna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的缩写。学员们叫Development Instructor,英文缩写DI,意为发展指导员或发展志愿者。

　　车过亚尼，一处已被撤销的乡场。郭锐下车，从行李厢中取出一袋生鸡蛋、几个西红柿、一袋米还有一份《春城晚报》，托过路司机带给海味村的志愿者。司机们对“志愿者”这词显然不陌生，说，晓得了。这里5天才能有一次赶场，买菜很不容易，不管谁从学院下来，都会被要求带些生活用品，20来天不见的报纸和新鲜蔬菜是最受欢迎的东西。

　　大西村是DI们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我们的目的地。

　　建在海拔2250米坡地上的村委会大院，是大西村最为醒目的建筑。大门左侧的标语很醒目：天下山苏第一村。

　　山苏人，是大西一带住民的自称。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被官方划为彝族的一支。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言与彝语也不相同。大部分40岁以上的山苏人不懂汉话，也不知怎样和其他彝族人交流，不少人一辈子连峨山县城也未曾去过。

　　这里的村民主食为玉米、荞麦和金豆（类似于黄豆的一种豆子）。菜以土豆、辣椒、南瓜为主，殊少吃肉。虽然政府投资，修建了水库，引来了自来水，但大多数人还保持原来的生活习惯，人畜混居，喝生水，不洗手。

　　院子左侧是两层水泥楼房，楼下是政府投建的党员活动室，人造革的椅子正对党旗，成排立在会议桌旁。咖啡色的椭圆形会议桌估计是当地最具时髦特色的装置。

　　李艳的脸轮廓清晰，一身野外打扮，登山鞋细心地洗过，很干净。

　　她是3月份入学的DI，已在村委会后面卫生所隔壁的一个单间内住了二十来天。床很整洁，地上布满黄泥染成的脚印，墙角是登山包和睡袋。

　　拧开水龙头，李艳等黄色的浑水流变淡，把锅装满，端到厨房的电炉上。

　　这是清晨7时，她得抓紧备好早饭。5个6月份新来的同伴今天要到邻村查看项目的进展—当地投建的几个卫生厕所快要完成了。

　　而8个月前，还在昆明外企工作的李艳不需这样早起。她的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不用为早点动手，也不需为等待清水多花时间。

　　她做了6年的行政主管，天天9点上班，5点回家。很想“换一下生活”。

　　“上山下乡”是YID最重要的培训内容。背景、国籍各异的DI们要花5个月时间住在乡村，在当地推动一些发展项目。

　　面条煮好了。桌子中间的海碗里，红色的辣子散发诱人的气味。身形瘦削的Andrea伸着懒腰第一个出现在桌子旁。他模仿中国同伴，舀一瓢调料浇在面条上，他用筷子还不熟练，尽管在他家乡—意大利南部的一座小岛，面条也是他的每日饮食。“它们的味道不一样，”他咧着嘴回忆自己的手艺。

　　柳州来的邹明娟大学毕业不久，和Andrea是同批的学员，手舞足蹈一番，坐了下来，“我也要辣椒”。

　　邹以前学旅游，在公司做市场，来YID是想学英文、长见识。

　　尚禹秀原在深圳做保险，过去常为业务大量饮酒，一场大病后，信佛吃素，滴酒不沾。

　　南京的张丽很想做NGO，曾去一些机构面试，未获通过。

　　杭州来的刘金山医学背景，去过西藏、新疆、贵州很多地方。

　　菲律宾的Jumilo，学过农学，换过几个工作，YID学习结束后，留下任辅导员。

　　领队的李艳语则是YID的老学员，刚从非洲回来，现在YID临时任辅导员。

　　窗外绿野上，已有放牧人的影子。村头最显眼的，是那些涂成白色、类似碉楼的建筑—这是大部分家庭必备的烤烟房，眼下正是收烟的季节。忙碌的村里人没时间观察新来的这批年轻人和以往的有什么不同。

　　这给刚下乡的学员们带来一些难题。他们办的学前班希望与家长们有些交流，但这些天很难聚齐。

　　李艳细心地让软檐帽遮挡住刺眼的阳光，然后步行半小时，到半山村头的学前班教室工地去观察进度。这座教室是学院投建的项目，大约二十来平方米的房子正在粉刷外墙。背后望去，她的行者打扮，和当地女性截然不同。

　　给当地学龄前儿童提供必需训练，推动学前班教育是YID的传统项目。在大西村，孩子们外出读书的最大障碍是语言。因不懂汉语，他们往往到三年级才能和老师同学对话。很难弥补的差距，迫使孩子们常辍学逃避。每年开学前，动员家长让孩子坚持念书是当地村干部们的一项工作。但至今，这里只出过一个大专生。

　　在学前班，孩子们要学普通话，写一些简单汉字。除了认字朗诵，他们还在这里学习怎样刷牙、怎样用香皂洗手。

　　当然，改变的不仅是当地孩子。这些外来的年轻人也得适应和城市完全不同的生活。一天两顿饭，菜单只有辣椒、罗卜和土豆。这里的跳蚤很厉害，甚至能钻进睡袋进攻。

　　在昆明时的李艳有洁癖，她回家一定会换衣服、洗手，不同意别人动她的床或东西，认为“那会很脏”。

　　现在，洁癖消失了。即使在汤里发现了苍蝇，她也会平静地把那些昆虫弄掉，接着再吃。

　　（二）

　　下午4点，又下雨了。

　　村口以西5公里，有拜火传统的山苏人刚修好一座硕大的取火圣坛。几天前的火把节，四处村寨赶来的人们把这里变成了狂欢场。人群散去，食品包装纸、塑料袋、烟头、破碗扔了一地。

　　26岁的李艳语领着Andrea和他的同伴们冒雨收集这些颜色各异的废弃物。不远处，站着一个放牛的小男孩。他看了半天，好奇地问：你们又来捡脏东西啊？

　　这让成都姑娘李艳语有些丧气，他们本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影响更多的当地人养成爱护环境的习惯。但看来不是短期可以达到的目标。

　　年轻人在山坡上的行为，在大西村惟一的大专生、村支书祝学勇看来，不是最好的办法：“过两天还有一个活动，那时花钱请人打扫一下就好了嘛。”

　　回到村委会，李艳语试图说服村干部加入他们清理垃圾的行动。一位干部笑嘻嘻地说，你们干就是了。

　　这些对话，从菲律宾来的Jumilo根本听不懂。他只能应付一些简单问答。他和Andrea一样，都是在互联网上看到发展学院的招生广告才到了这里。Jumilo是渔民的后代，曾跨海到台湾的工厂打工。为来玉溪学习“怎样帮助别人”，他费了不少口舌说服父母。这位长得酷似泰格·伍兹的年轻人希望自己能在中国多干一段时间，以便将来能有一份像样的简历，去找到更好的工作。

　　Jumilo现在关心的是那些盖厕所需要的砖瓦何时运到。乡村的慢节奏，很难让事情跟着计划走。

　　“我的家乡很像这里。”

　　Jumilo偶尔会用手机和在家乡的女友短信联络，或避开众人，打很长时间的电话。

　　晚8点，15瓦白炽灯下，一碗炒土豆和一碗煮萝卜摆在看不出颜色的方桌上。四口人端着碗，眼睛都盯着墙角14寸黑白电视，不时用山苏话议论两句。峨山县电视台放的武侠肥皂剧到了高潮。这家的儿子新荣留着谢霆锋式的发型，许久未打理，戳在领子上。新荣是村里的学前班教师。他对摄影师突然造访拍他家晚饭有些不快。“人家会不高兴我。”他的普通话没有轻重之分，咬字很使劲。

　　新荣家是大西村传统院落模式。房顶用泥土夯实，房屋紧挨着牲畜围栏，那里也是主人的厕所。堂屋地面挖有火坑。出门没有公厕，街道就是扔垃圾的地方。YID计划帮他家改造厕所，建材已在路上。

　　正在大西村推广的是和沼气池搭配的新式厕所，试图改善当地的卫生问题。厕所由云南一家环保机构设计，塑料蹲坑结构特别，能把尿液和粪便分开，既可产生沼气，又可消除臭味。

　　Andrea承认，刚来大西，上厕所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习惯用抽水马桶，不熟悉在一个洞上排泄。当然，现在没问题了。”

　　八千公里外的丹麦，二百年前也面临农村问题。那时的丹麦农夫很少受过良好教育，因为他们从孩提时起，就在地里干繁重的农活，而不是去上学获得知识。

　　18世纪丹麦神学家Grundtvig设计了一种农村合作体系，为乡村居民提供教育机会。这种教育不是让农民们在教室里通过各种考试，而是让他们无论强弱，集中起来，相互学习新的生活技能。越来越多的农夫聚在这里，学习阉割、挤奶或干燥玉米。这一合作运动改变了丹麦农村。贫穷的农夫们通过与人打交道，发现了通往新生活的途径。

　　这段历史，对YID的创办人、20年前从哥本哈根Metropolitan 学院教育系毕业的Lotte影响至深。

　　当然，对发展学院的学生们来说，在乡村的5个月，并不是带着户外装备的度假。

　　改变一个乡村社区的面貌，远比想象的复杂。而相应的，那些准志愿者们在这里尝试的改良也种类繁多：教村民怎样维护沼气池，帮当地妇女把她们的刺绣引进市场，教孩子们养成说“你好”“谢谢”的习惯，用笔记本电脑和投影仪给孩子放电影，鼓励孩子们学会用垃圾桶等等。

　　甚至还包括，提醒父母留意孩子们的保暖。在天气变化迅速的大西，很多孩子因感冒久拖不治引发中耳炎，导致轻度耳聋。

　　回大西的路上，路过海拔稍低的海味村。村中心YID也有一个点。院里只剩下3月份入学的扬州大学生物系毕业生石磊。石磊的头发很短，穿着背心，“我原来想象NGO应特纯洁、特高尚，没想到繁琐的事情这样多。而且，看不到结果在哪里。”

　　毕业后尚未就业的石磊推测，至少这段经历对将来去国际NGO求职会有帮助。

　　（三）

　　晚上8点30分，村里的公共活动室架起电脑和投影仪，光柱射到白色的墙面上——DI们为村上的孩子准备了一部功夫片《霍元甲》。这部片子被DI们带到很多村民组放过。

　　看着李连杰扮演的霍元甲痛殴一名白人拳师，Andrea耸耸肩说，“我看了很多遍，但是不懂。”

　　26岁的Andrea家在意大利南部小岛上的一座小镇。两年前，他刚从大学毕业，想在亚洲寻找一份志愿者的工作，结果无意间找到了这座特殊学院的招生信息。为来中国，Andrea特地在家乡的酒吧做了一年侍者，直到攒足路费和学费。

　　他的本科专业是东南亚政治，覆盖地域有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云南有意思，离东南亚很近。”他说,“中国太复杂了，有香港这样的城市，也有这里，还保存中世纪一样平静的生活。”

　　中国同伴们用汉语交谈时，Andrea总是笑呵呵不说话，他的中文仅停留在问候水平。他也要在村子里待上5个月，每日奔走于不同村庄之间，查看那些厕所修建项目的进度。

　　语言不通，笑容成了最好的工具。闲暇时，Andrea会摸出一张纸念念有词，那是他为YID和玉溪当地联办的文艺晚会准备的一首意大利歌曲。

　　“中国和书上写的完全不同，”Andrea说。“将来我希望去湄公河看看—那条河穿过很多国家。”

　　2005年7月入学的李艳语之前在深圳的富士康公司从事产品设计。5个月前，她离开非洲回到中国。现在，她已被发展学院位于丹麦的总部选中，即将去挪威工作5年。

　　“我从小到大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学校，”李艳语说。她来玉溪的目的之一，是因为听说这里结业后可以去非洲做义工。“我很向往非洲。”

　　赞比亚给她留下的第一个记忆是机场通往首都卢萨卡的道路，两边一无所有，长满了荒草。

　　尽管有大西村做项目的经历，非洲的贫穷仍然超出她的想象。没有电，每次要步行两个多小时才能找到水。

　　李的工作之一是帮当地村民挖井。志愿者网络负责提供所需的管子和材料，请当地精壮劳力协助开挖。和中国不同，非洲的居民居住分散，即使在村子中心打井，离井口远的人家也要走一两个小时才能赶到。

　　旱季的赞比亚没什么农活。每天中午1点开始第一餐饭，红色的塑料盘子装着一些包菜放在桌上供一家10口分享。男主人可以坐距离这盘主菜最近的地方吃他的玉米饼，女主人和孩子则拿着玉米面团，坐到在屋外的树荫下。那道主菜，可能只是一个中国人的食量。雨季青黄不接时，一天则只吃一顿。

　　孩子们普遍营养不良，腹部鼓起。

　　赞比亚，比艾滋病更危险的敌人是无所不在的疟疾。两个月后的一天，她骑自行车从项目地来回跑了60公里，突然高烧、发冷，后来只能裹在被子里，望着铁皮天花板发抖。两天后，非洲的上司Musonda把染了疟疾的李艳语接到镇上，让妻子照顾这个中国女孩。

　　从非洲回到玉溪农村，李艳语一路上不断遇到熟人，以前的DI留在当地的白色的小狗，见到她也立刻迎上来摇尾巴。

　　门外，刚从大西村回来的Andrea和他的中国同学约着去一位成都同学的住处吃饭。Andrea准备了意大利面条、西红柿和香肠，很快便熬了一锅地道的调料。尚禹秀则用在大西买的蘑菇做了地道的川菜。

　　大西村一如既往地运转。村上的小卖部甚至因为忙碌的收烟而早早关门。放假了孩子们在街上追逐，见到陌生的外乡人，会一起大声说：“你好！”

　　喜欢笑的Jumilo是他们追逐的新对象。又一批修厕所的空心砖到了，他要去清点接收。

　　李艳没有下山。其他人走了，她一个人住在村委会后面的宿舍里。那些土豆、西红柿堆在墙角。李要在这里待到12月结束。“将来，我不会去非洲吧，我想在昆明做NGO。”

　　在这个年纪，没工作、没结婚，会有人认为是不正常的事。她的熟人知道她辞职来玉溪学习做志愿者，通常会问：有工资吗？谁出钱？

　　YID学员李艳语日记——我在非洲的日子

　　玉溪小城里，老郭家的冰稀饭，洪家的凉米线，小兵烧烤，鸿源的酱油鸡——这一切再次回归我的日常生活。我又回到了一个铺天盖地都是钢筋水泥、随时随地可以上网的中国城市。非洲的那些日子，在那样荒凉的村子里守着落霞与繁星，孤寂而踏实的生活，渐渐遥远。

　　我觉得幸福就在于，我能在赞比亚这样的国家，与当地村民一起居住生活，在几近原始的生存状态下，体验着赞比亚人最真实的苦难和抗争。

　　1、2006年9月20日，与两位同伴一起从香港起飞，途经曼谷、巴林、约翰内斯堡，疲惫不堪的长途飞行，几经周折的转机，终于来到了赞比亚首都Lusaka，我不清楚她们俩那一刻的状态，但是于我而言，在步出飞机时，那种巨大的恐慌感却突然袭来。终于在距离上接近了它，它就在我伸手便可够到的地方，而我却刹那间在心理上感到了陌生和距离。我终于意识到我到了一个新的国家，自己必须一个人在这样的地方学会生存。

　　从机场进城的一路上，我毫无倦意，睁大眼睛，搜罗一切。枯草飘飞在有些干燥的空气中，一眼望出去是不见边际的荒凉 , 那些灌木孤零零地生长着。在很长的一段路途上，没有任何建筑物。

　　负责接待志愿者的Christopher，是个话不多的男人。我们三人初到异国，对自己的英语也极不自信，这一路上，并没有太多交谈。但是我们鼓足勇气提了一个要求，我们要去中国大使馆。我们的考虑是，我们为一个外国NGO工作，不是中国政府派出来的志愿者，无论如何应该在大使馆留下我们到来的信息。

　　2

　　当晚，我们被安顿在名叫Kuomboka 的小旅馆。这是一个欧洲人经营的背包客旅馆，价格便宜。大片的植物生长茂盛，原木的结实家具，搭建的茅草屋顶被修得齐整。房间里，遇到一位澳大利亚女士。她五十多岁，带着一个60升的登山包，睡在我的上铺。

　　她一个劲的吃着香蕉，笑着分给我们：“你们去了Eastern省吗？我刚从那里回来，那里的香蕉很便宜，可是 Lusaka就贵。”

　　我指着未打开的行李告诉她我们只是刚刚到达。

　　再聊着，发现她的女儿是位医生，在Eastern省的医院也是做志愿者。而她是来看望女儿的。“我在村子里待了一个多星期，是跟着我女儿去的。是很难忘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用过那样的厕所，生火做饭，夜间点着蜡烛，村子里很安静。”

　　她所描述的，正是我们将要经历的。然而看到她，更多的是让我想起了我的妈妈。

　　于是我问她：“你的女儿来做志愿者多久了？”

　　“五个多月了，她要在这里待两年。”

　　两年。一个比我所能承受的日子还要漫长许多的服务期限。

　　而这个母亲却微笑着，支持着，望着她。突然间，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不同世界。

　　傍晚出去买食物，初次见识到赞比亚货币的贬值以及生活的昂贵。店里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大得惊人的数字，对于习惯了使用两位数购物的我们，面对这些动辄就是四位数五位数的食品，踌躇半天，换算半天，觉得什么也不敢买。

　　街上，那些稀稀拉拉的建筑之间，枯草纷飞。首都尚且如此，我们那偏远的项目地又该如何？对未可预知的前路，我们忧心忡忡。

　　初来乍到的那种心情，确实如同想象中激动，但更多的是不安和惶恐。

　　这个下午，我正躺在房里，设法忘掉那令人窒息的炎热。10月的赞比亚，下午不会有人在室外干活的。渐渐的，我便进入了半梦半醒的状态。

　　3

　　今天的工作是去参加Kasamsama妇女俱乐部的活动，Dannis逮着我就说，Katongola新来了个白人女孩子，是从美国和平队来的，只是不知叫什么名字。这里大家居住都很分散，有点风吹草动，不出三天，方圆三十公里内尽知。

　　顿时感到一阵兴奋。虽说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也是非常开心，但总还是有一种少了伴的感觉。

　　结束工作后，骑着自行车飞快往回走，在Katongola一打听，找到了Tina。找到她的时候，村民正在帮她加盖屋顶的茅草。我们逮着空聊了好一会。她是个美国人，已经在另外一个小镇做了一年的志愿者，刚来到Mkushi两天，现在正在履行她合同的第二年，工作是给社区妇女开展健康卫生的讲座。

　　“你觉得这里开展工作怎么样？”她问我。

　　“很困难，很难得到群众的配合。比如说召集学前班家长开会，我和学前班老师用了整整一天挨家挨户去通知所有的学生家长，每一个人都点头说好，一定会来，结果开会那天只来了5个家长，一共是18个孩子啊。去找村长也没有用，他只会当面承诺所有的事情，一转身又全忘了。”我突然间就掏出肺腑了。

　　Tina如同找到知己般，一直点头。

　　天色渐暗。Tina突然说，“你知道吗？我很少见到中国的志愿者呢。台湾人见过一个。不过大陆的，你是第一个。”

　　我回答，中国年轻人有这样想法的人有很多，只是很少有人会真正实现。志愿者概念，在中国才刚刚开始。

　　这个女孩子23岁，甘愿待在非洲的乡下，度过她最漂亮的两年光阴。望着她因为缺乏保养而起褶的脸，我突然很感慨，虽然同样做着志愿者，但是她的服务期限比我长许多，我知道她一定比我付出更多，更加辛苦，但是她却一脸的坦然。

　　想起那次住背包客旅馆，一间屋子里的8个年轻人有7个做过有补贴或没补贴的志愿者。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但都有一个概念：一生中一定要做志愿者的经历。

　　我想，中国将来，也会这样。（图片由李艳语提供）

　　YID学员邓帮炎口述

　　印度, 与艾滋病相处的60个日夜

　　几乎不敢相信在印度6个月的志愿者生活已经结束。觉得就像是仅仅几个星期；另一方面又觉得好象已经在印度居住了好多年，因为一切的一切，不管好的坏的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印度就感觉是我的一个家。真的就像当初我的项目领导HIMANSHU对我说，我只会记住那些美好的记忆。我从心底跟自己说的，将来我一定会回去看看这个家，看望一下老朋友。

　　2006年9月，我作为国际志愿者在印度的一个TCE项目工作了6个月，TCE项目其实是一个关于艾滋病全面控制的一个项目，由“互相爱，人与人”这个国际组织创建，我们获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北部的一个小城市NARELA实施这一试验，主要目的就是想动员在NARELA工业区的5到6万的工人实现HIV/AIDS全面控制。

　　我们想在7个方面取得进展，例如减少性伴侣、帮助有危险性行为的人提高安全套使用率、通过宣传改变人们的歧视态度和危险行为。

　　当地有一千多名性工作者，男同性恋，货车司机，三轮车司机，街边理发店店主，还有就是一些小摊摊主等。

　　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一些场景让我一生难忘：

　　1.一次我遇到了一个妇女，她是HIV阳性，是被她丈夫感染的，丈夫被性工作者传染的；起初呢她始终不敢相信自己是HIV感染者，先后来做过3次检测，每次都绝望地看到那个不该出现的结果。RATIRAM小队队长已经访问过她很多次，每次交谈完了之后，她都能感觉到苦恼减少一丝。见她的那次，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一些安慰话，或者……？我不知道，我就记得使劲地和她握了右手，还有我的微笑。

　　2.小队队长SANDEEP有次带我一起做实地访问，我们去了他负责的区域。那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居民区，一般都是工厂工人以及家属的租住区。不曾想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居然住进了一万多人。我头脑都想破了也想不出个合理的解释。不过我想看完这个小故事您就会明白：首先我们进了一幢2层的小楼房，刚到门口就闻到了一种奇怪而又难受的气味，但我还是坚持走进去了，我看到很多脏的鞋无序地摆在小房间门前；在我前面有两棵树，中间有根长绳，上面晾着很多衣服，苍蝇和难闻的味道冲鼻而来；原来是个厕所，就在房间的一侧，看起来很久没清理过。

　　SANDEEP敲开了一扇门，黑黑的，我好奇地跟了进去，应该是6-7人睡在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然后加上一些做饭用的器具以及他们的行李，里面看起来真的太小了。我没敢进去。

　　半小时后，SANDEEP出来了，我被告知他们是工人，晚上开工，白天睡觉，每天12小时，工资一个月400-500人民币，在整个NARELA工业区大概有50000个单身的男人在附近的居民区合租，其中不少是男同性恋者，所以HIV和其它性传染疾病的感染危险相当严重。

　　3.还有一次是和小队队长SANDEEP去做一个家庭登记拜访。一个年少妇，看起来消瘦，沉闷。交谈中，我们很惊讶地知道她有5个孩子，她只有31岁；老公一个月也就500元人民币收入，实在想不通他们一家是怎么活的。我情不自禁地问，为什么要这么多小孩，是因为觉得高兴自己有权利决定生多少小孩，还是因为喜欢小孩？还是喜欢热闹？不管什么原因，我想起码现在我有些赞同咱们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

　　说了这么多，重温记忆，让我又想起了云南发展培训学院，我想在印度的点点滴滴，都因为我加入了它，千万别以为我就仅仅为它做宣传。大家都是成年人，相信您能从里边看出点东西来，相信您能做得更多。（图片由YID提供）

　　Lotte：来自哥本哈根的乌托邦试验

　　文／高嵩　图／YID提供

　　她从7岁开始当志愿者，10年前来到中国，51岁的Lotte至今没有结婚。她说，婚姻或者孩子，会让她不能自由地去贫困的地方帮助穷人。

　　“你好！”Lotte绕过窗户旁的办公桌,走向我们伸出手来。

　　她是云南发展培训学院（YID）的“二把手”。桌上放着电脑，文件还有水杯，和中国人办公桌没什么两样。手机响起，她的第一句话不是“hello”，而是“你好”。

　　第一次见面，她低调地听一把手、中方院长饶佐向采访者介绍学校的创建过程。在饶夸奖她的贡献时，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连说：是饶院长做了很多重要工作。

　　51岁的她已经非常玉溪化，服装和街上的当地女人差不多，能听懂当地的方言，有时间就会骑自行车在城里转悠。

　　她来自丹麦，是一个从7岁开始做义工，有44年“志愿者”历史的人。10年前，她来到中国，想把一个哥本哈根的乌托邦梦想，带到这里实现。

　　Lotte的家乡在离哥本哈根不远的小城Forsoe。那里与玉溪的直线距离超过8000公里。她很为Forsoe骄傲，虽然很小，但出过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丹麦，很少有真正意义的穷人，但帮助穷人的传统却一直在孩子中不停灌输。”Lotte说。

　　10年前，Lotte用她刚掌握的汉语在北京游说建立一所专门培训义工的学院时，总是遇到是惊讶的眼神，“你说什么？培养志愿者的学校？”

　　那时，尽管雷锋精神已经宣传了几十年，但“志愿者”在中国仍然是个新名词，更遑论专门建一所培训志愿者的学校。“帮助别人，也需要学习？”

　　是的。Lotte知道，帮助人并不简单。

　　她从17岁开始，从事历史最久的职业就是培养怎样做一名志愿者。

　　1970年代的丹麦，年轻人对世界关注的方式是到各处旅行。“运动”在激进的年轻人中，或是最为时尚的词汇。早在中学，Lotte就读过从遥远中国流传过来的“红宝书”，这在当时的欧洲青年知识分子中，几乎是一个时尚物品。她觉得“红宝书”的不少观点很有道理，比如“灰尘不打扫不会自己消失”，“为人民服务”等等。

　　正在封闭的中国并未展现革命真实的场景，但却激发了很多人的改良热情。进入哥本哈根Metropolitan学院不久的Lotte来到城里最穷的地方，一个土耳其、南斯拉夫新移民聚居地。帮助他们解决公共设施不足、环境糟糕等问题。

　　那是理想主义的时代。Lotte对中国的印象，来自儿时读过的安徒生童话《夜莺》里的中国皇帝，也来自他们中学课本里关于长征的介绍，也有后来的漫长冷战。

　　1956年出生的Lotte至今没有结婚。她说，婚姻或者孩子，会让她不能自由地去贫困的地方帮助穷人。这一印象来自她父母。她母亲的梦想是周游世界，但生了她哥哥后，这一计划耽搁了下来。

　　真正改变她的，是在1976年。她加入一个起源于丹麦的国际援助组织，来到阿富汗。那时的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还不盛行。女性还被允许到学校上课。Lotte披上面纱，和她的同伴给当地女子传授怎样使用缝纫机，或者动手搅拌灰土，修建教室。

　　Lotte服务的机构，是一个有30年历史的国际援助网络。这个以推动公益为目的的网络由8位教师1977年在哥本哈根建立，在全球建立了13所专门培养义工的学校。与当地教育机构合办的云南发展培训学院是其中之一。

　　Lotte曾在非洲教当地女性缝纫衣服。那时的最大的难题，不是如何使用缝纫机，而是说清楚什么是“直线”。因为，在原始的部落地区，没有一样东西是直的，住的的窝棚的是斜的，用的木棒是扭曲的—这些女性心中根本没有“直线”概念。后来，她们坐飞机到了首都，一出来，眼睛全部瞪大了，她们指着那些笔直的楼房：这里肯定是天神造的，全是你们说的“直线”！

　　这常被Lotte列举证明，在一个没有相应语境的地方，谋求改良是何等艰难。

　　这种语境的陌生，不止是指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也包括想去推广理想的志愿者。

　　1990年，Lotte跨过罗湖，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在广州，她曾被50以上的围观者包围；她曾站在今天金贸大厦附近的菜地里和农民聊天，那时根本想象不到，这里未来会是中国的金融中心。

　　“你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经历，我看到了一个国家这样大的变化。”

　　她在上海、厦门、桂林，不同的地方学习汉语，做义工—直到2002年，代表她的机构与云南合作，创办了这所YID义工学校。让你在游历与交往中学会帮助别人，因此YID认为，课堂不是在房间里，而是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中间。

　　学习建筑学的学士要在村里教孩子们唱儿歌，或是“老鹰抓小鸡”；传播学硕士要在这学会怎样修好一座农家厕所，或是领着患病的孩子去医院挂号。看起来，都是不重要的工作。

　　“对一些中国学生来说，挑战可能会是说服他们去做他们不情愿的体力活。在中国的一些观念中，拿了学位去给村子里搅拌水泥会是怪异的举动。”Lotte说，“可是，理想只能在动手中实现。”

　　Lotte抬起头，就可看到对面那处硕大平房。那是学院的教室。她的丹麦同事Elisabeth正在那里指挥学员们排演。不久，玉溪当地有关机构要和YID合办一次街头演出。这样有利于学校形象的事情，YID高度重视。

　　这批9月份入学的新学员，让她很满意—12个学生，来自7个国家。学院成立5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他们要在这学习诸多世界性的问题，什么是贫困？什么是妇女问题？怎样防治艾滋病？他们更要学习，怎样让那些羞涩的孩子见到你不再躲开，或是理解力有限的农妇听懂你的培训。

　　69岁的中方院长饶佐的桌子在另一个房间，他不时走过来，用浓重的玉溪口音和Lotte交谈，“你看这个事该怎么办？”饶在当地学界、政界的广泛人脉，对这所中外合作的学校确实裨益颇多。“好多事，我给我以前的学生打个电话，就顺利多了。”

　　Lotte已经一年多没有回丹麦。在学院的网页上，这位51岁的丹麦女性被宣传为“活着的白求恩”。但她一听到中国式的表扬，总会露出丹麦式的羞涩：脖子一缩，再耸耸肩。

　　这种肯定的方式或许让她不习惯，因为她第一次知道“志愿者”这个词，并从此爱上这个职业，是在7岁的时候——她舞动着一块毛巾在离家不远的商场招揽“生意”，每擦洗一台汽车，或洗一个盘子，便会得到一笔小费。这些钱，有专门的机构交给那些缺衣少食的非洲孩子。

　　44年过去， Lotte仍然对那一天的“启蒙”记忆深刻。“因为大人们从来不认为这是小孩子的把戏，饭店老板开放厨房让我们去洗碗，车主们特地把并不脏的汽车停下让我们擦洗，”她记住的不是自己，而是丹麦的成人社会对待“义工”的态度。

　　茅于轼：拿富人的钱，为穷人办事

　　文／高嵩　图／刘通

　　富平学校，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词，“等贵贱、均贫富”，这是中国人悠长遥远的梦想，以前往往通过农民起义的暴烈方式，来表达这种诉求，而茅先生，冀望于温和的制度改良，来予以点滴的推动。

　　比捐款更好的方法

　　10多年楼龄的单元楼，100多平方米的三室一厅，茅于轼先生的家，北京西城区南沙沟的一个普通住宅小区。

　　因为是一楼，客厅光线暗淡，靠墙长沙发对面，夫人赵燕玲凑近着看电视，为了不打扰谈话，声音调到近乎没有。

　　拿起采访者的名片，茅于轼斜对着光线打量。他这两天被各种活动塞得很满：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内部会议；社会公正问题的高峰论坛；政府侵权问题的研讨。

　　网上针对他“帮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争论声也拉得很响。

　　穿着白色汗衫，捏一把扇子，茅于轼此时既不显兴奋、亦不冷淡。

　　“我不怕被骂，”他挥挥手，现在的心思显然不在这场纸面上的争论。

　　40多公里外的通州区，又一批100名从甘肃省贫困山区来的女性，到他创办的富平家政学校报到。这个学校以小额信贷的方式，帮助进城的农民工培训，试图以制度化、企业化的方式，来尝试大规模的“帮助”。

　　从2002年到现在，甘肃、安徽、湖南、河南，已有12000多位农村女性在此培训。

　　富平，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词，除了谐音“扶贫”之外，是否还有“均贫富”之意呢？

　　茅于轼一再用 “投资”来解读他的扶贫概念：“我是经济学者，喜欢这样算账：一个小保姆的年收入在1万左右，那她消费创造的税收就可能到2000元—多少人获益。”

　　如果以一个人的月薪800元计，再加200元左右的食宿开支，1万多人可创造1亿多GDP。茅于轼兴奋起来了：我们才投入43万，什么样的投资能像这样成功？

　　这种满足，无疑支撑了他和经济学者汤敏持续了14年的社会改造试验。

　　“我们是万事俱备，只欠合法身份。”和因推广穷人银行获得诺贝尔奖的尤努斯相比，中国模式在政策层面遭遇的瓶颈仍在持续。

　　“大经济学家办小保姆学校”—媒体关注的噱头之外，茅先生或许只是在做一个经济学者应当做的事情，“尝试一种经济制度，来解决实际问题。”

　　不要小打小闹的解决

　　“你可以小打小闹解决几百人或几千人的问题，但你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54岁的汤敏认为，在广袤复杂的中国，一定要找到能够解决大规模的、可以推广的模式出来。

　　汤敏刚从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提前退休，他的新头衔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18年前，他从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拿到博士学位加入亚洲开发银行。虽然冠着经济学家的头衔，但他的工作不仅需与各国政府打交道，也要到基层去发现有价值的模式。具体项目，远多于研究。

　　2002年，汤敏转到亚行北京代表处工作。他和茅于轼又去山西的扶贫现场考察。那时，他们的小额贷款已做了9年，在当地影响日长，连地方的省长、北京的银监会主席都成了项目捐赠人。但是，在一个缺水的恶劣环境下，要根本改善农民的生活，不太可能。

　　根本的途径就是要城市化。富平的家政学校只是整个试验的第一步—办一所学校，以贷款150元为学费，给贫困农民做一些培训，并帮助介绍工作，减少他们的进城摩擦。

　　他们设想，用小额贷款覆盖进城农民工上升通道，给他们贷款，让他们做点小生意立足。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提供一次培训。让他们收入达到2000或更高的话，他们就可能在城市真正居住下来。

　　“1993年前后和我们差不多同时办的小额信贷项目，在蒙古、柬埔寨和老挝都成了规模最大的银行，而我们只是从一个村扩大到三个村。”

　　提到这个对比，汤敏语气有些遗憾。他和茅于轼的想法，遭遇诸多制约，政策上的、资金上的以及人才上的。

　　“当然，在金融这个特殊领域，更多是制度上的制约。因为，我们的金融改革步子还是不够快。”

　　公益组织里的职业CEO

　　茅于轼和汤敏的设想，变成现实，依靠的是职业的“慈善CEO”。

　　“但我不是做慈善。” 富平学校项目副总监邢文毅评价自己“很不NGO，但这是我的职业，我是吃这碗饭的。”

　　5年前，她刚离开工作6年的外企，去尝试为一个智障儿童足球赛做义工时，并未设想泛理想色彩的非盈利机构会成为她的职业。

　　富平学校理事会成员大都由她出面联络，这包括中国日报前总编辑朱英璜、联想董事长柳传志、经济学家吴敬链、林毅夫、张维迎，学者资中筠，SOHO董事长潘石屹等知名人士。

　　此外，她的联络名单，还有一个容纳了26家企业的公益沙龙，包括壳牌石油、戴尔电脑、微软等跨国企业，也有国内的民营公司。

　　“个人与机构的职业化会是中国很多非盈利机构的瓶颈，”邢文毅说，“我们是吃这碗饭的，要把它当职业来做，而不是当热情来做。”

　　邢文毅虽然现在很少去通州了。但每过一段时间，那里就会迎来一批新人。

　　8月6日，新的一批甘肃农村女子坐火车到了。当地政府希望和富平合作，把甘肃进京从事家政服务的女子数量突破万人。热爱数字的地方政府将这称为“万名陇原妹进京。”

　　36岁的胡秉莲第一次来北京。到的当晚，她就给在景泰县农村的家人打电话：“是北京，到北京了。”胡秉莲家有10亩地，“但换不了多少钱”。

　　“孩子大了，要读书，开销大了。”曾在当地县城饭店打工的胡秉莲看起来比那些18岁的小姑娘要老练得多。

　　她曾小声问同伴，“咱县上的人说， 是一个姓 ‘毛’的搞经济的，让俺们来学习的。他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