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适合做台湾领导人？

　　谁最适合做台湾领导人？

　　文／高希均

　　高希均，生于南京，1949年去台，1959年赴美读书，1964年获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一直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1971年当选为美国杰出教育家，1974年获威斯康辛大学杰出教授奖，1998年获威州州长杰出服务奖，1994年后为美国杰出华人组织“百人会”会员。

　　核心提示：如果有人问：“谁最适合做台湾领导人？”我的答复十分肯定：“有能力足以防范腐蚀台湾优势的人，更有能力足以厚植台湾优势的人。”

　　原载《mangzine·精英》（广州）2007年第10期

　　谁真正爱台湾

　　2008年大选即将开幕，有人曾经问：谁真正爱台湾？自比孤鹰的“立委”沈富雄曾提出了“爱台湾”的四项认知：

　　一、台湾绝大多数人（可能超过90%）都爱台湾。

　　二、不能以大陆政策主张的异同、中国情怀的深浅，或来台梯次的前后，去区分“爱台湾”或“不爱台湾”。

　　三、无法以客观科学方法去量化“爱台湾”的深度和幅度。

　　四、今后“爱台湾”不应成为任何“大选”的选战主轴或争夺选票的手段。

　　这一说法，立刻引起两个极端的反应。泛蓝阵营普遍称赞；泛绿阵营普遍批判。

　　事实上，我对这个问题，在1993年早就发表文章认真讨论过。

　　国民党说：“我们最爱台湾。”民进党说：“我们最爱台湾。”新党说：“我们最爱台湾。”

　　本省籍说：“我们最爱台湾。”外省籍说：“我们最爱台湾。” 有钱人说：“我们最爱台湾。”普通人说：“我们最爱台湾。”

　　知识分子说：“我们最爱台湾。”市井小民说:“我们最爱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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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讨论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自由心证”。

　　如果以一个人的行为及结果，而不是语言及动机来判断是否爱台湾，那么我认为有两种人最爱台湾：

　　一、真正在努力建设台湾的人。

　　二、真正在厚植台湾优势的人。

　　很显然，这些人是超越党派、省籍、财富或者教育程度的。他们可能来自执政党或在野党；可能是本省人或外省人；可能是有钱人或普通人；可能是读书多或读书少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散布在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职业、每一个地区。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多元化的特征，真正爱台湾的人，就不限于哪一群人，更不是哪一群人的专利。

　　哪些人不爱台湾

　　如果我的“爱台湾”这个说法得到认同，那么就很容易推论：哪些人不爱台湾？

　　不爱台湾的人是阻碍台湾建设的人—从工程舞弊的官员到为地方利益而抗争的少数群众。不爱台湾的人是阻碍厚植“台湾优势”的人，他们使影响台湾命脉的经济因素恶化，更使非经济因素难以改善。

　　这些人包括了一些逞口舌之快的政客、缺少担当魄力的政务官、短视自私的投机者、造成社会不平的特权阶级，以及经由选举产生利用职权牟取利益的少数“民意代表”。

　　经过五十年的耕耘，台湾终于变成了值得骄傲的一片土地。为什么还要再分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甚至屏东人或彰化人来获取一些政治选票吗？

　　对民族、国家、社会的大爱，不仅没有排他性，同时更有扩散性。愈多人彼此尊敬与包容时，这个社会愈容易有凝聚力与生命力。

　　选举期间，媒体上出现不少自认“爱台湾”的声音，那多半是虚假的佳音。台湾不缺资金，缺大爱。要激发更多的人爱台湾，关键还是在于：上台的政党领导阶层所推动政策的公平性及本身言行的示范效果。

　　台湾优势

　　过去四十年被人称赞的“台湾经验”，就是“台湾优势”的一面镜子。概括地说：这一优势来自下面这些要素：社会安定、农业发展、人民勤奋、劳工低廉、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人民普遍具有忧患意识、财富分配较为平均、利益集团不敢胆大妄为、领导阶层有强烈的使命感。

　　其它开发中国家和地区，缺少这些因素时，也就无法拥有这一优势，菲律宾的一蹶不振是大家常引以为戒的一个例子。这一“优势”带来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以及强烈的外销竞争力。在这一过程中，就业人数、教育水平、每人所得、外汇存底、储蓄以及超额储蓄等均随之大幅提升。

　　可惜，为了维持这一优势，我们也付出了难以估计的代价：如威权政治、环保疏忽、民营化缓慢、资金未予充分利用所造成基本建设的严重落后，与产业升级之迟缓。

　　近年来，台湾的总体经济指针，仍呈现出一些优势。不幸的是，它已亮起了红灯。过去的不景气，经济因素居多；目前的不景气，非经济因素居多，悲观的人形容台湾经济的衰落是“一场政治斗、人心乱、法治衰的并发症”。

　　如果大家确知这些病因，如果大家言行一致地爱台湾，那么台湾当然是有救的。

　　不稳定的两岸关系影响

　　“台湾优势”的一个重要变量，就是两岸经贸关系的消长。

　　在1949到1978年间，两岸冰冻，台海军事紧张，可称为“你死我活”阶段。

　　1978年邓小平推动“门户开放，设立经济特区”；1987年蒋经国准许赴大陆探亲，两岸逐渐解冻；1991年成立国统会，发表“国统纲领”，并于1993年举行辜汪会谈，经贸开始热络，可称为“破冰”阶段。

　　可惜的是，自从1995年李登辉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之后，两岸关系进入僵局；1997年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访问，发表“两国论”后，更使两岸关系雪上加霜。

　　2000年5月，陈水扁在就职演讲中提出“四不一没有”，2004年5月再就职时，重申“四不一没有”。

　　在政治层面上不稳定的两岸关系中，两岸经贸依然持续成长。

　　事实上，今天“台湾优势”的主力，就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已经结合了大陆广大廉价劳力、土地、技术、资源、市场所形成的。自两岸开放以来，台湾对大陆所累积的出口顺差已超过2000亿美元。

　　共谋中国人的福祉

　　“台湾优势”和“台湾优先”不只是一字之差，更是一念之差。把“台湾优先”用在两岸关系上，基本上就跳不出“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思考模式与防范心态。

　　把“台湾优势”用在两岸关系上，就乍然海阔天空。为了厚植我们自己的“台湾优势”，政策上就容易有弹性，心态上就容易不排斥。

　　以北京举办2008年的奥运为例，台湾优先论者，可以完全对这一主办冷漠；台湾优势论者，则会寄予极大的关注，因为当中国大陆变成地主国，大陆不得不加速建设、扩大开放……这些正有助于厚植台湾优势。 我曾提倡国“经济中国”的构想，结合大陆、台湾与香港的比较利益，共谋中国人的福祉，并且反复强调，在21世纪，“没有经济，就没有中国”。

　　现在的“台湾优势”论，是盼望台湾2300万人民，不分省籍、不分党派，不再从事政治斗争、不再煽动省籍情结，共同厚植经济实力，一面开拓本身远景，一面与大陆良性互动，另一面又可傲步世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克曼教授，接受我创办的台湾《远见》杂志专访时指出：“面对大陆崛起，台湾的最佳解决方案不是自怜自艾，而是积极发展本身的竞争力。对于大陆市场，台湾应视为良机，而非威胁。”另一个台湾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