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革命结束革命

国家与社会革命

　　用革命结束革命

　　文/维舟

　　原载《mangzine·精英》（广州）2007年第10期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美）西达·斯考切波 著，何俊志、王学东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8月版

　　近五百年来的各国历史，基本上就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这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荷兰、英国、美国、日本等海洋型国家的转变比较顺利，而法、俄、中这三个大陆型国家，则都是在经过长期痛苦、代价高昂的流血革命之后，才最终脱胎换骨，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重新组织。

　　从长远来看，现代化是各国无法避免的命运，而且一旦开始，就不可逆转。这种压力迫使各国都“趋同进化”—犹如哺乳动物海豚为适应海洋环境，也不得不像鱼类一样，进化出流线型的身体。大陆型的法俄中三国，传统上却都是有国家无社会，社会本身无法顺利主导这一转型，结果在压力积聚之下，社会重组往往以革命的突变式剧烈冲突来实现。

　　法俄中的三次革命，由于其震撼性的规模，都在爆发之后就引发了世人巨大的争议，并成为其他国家革命的原型—这也就是革命的输出。而在那段极端的激流年代里，时势也创造出无数英雄，在历史舞台上的上场令人眼花缭乱，他们的传奇也是一代代人的话题。

　　因此，历来讨论这三大革命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要高屋建瓴地把握这三大革命的脉络，殊非易事，但本书的作者办到了—这也无怪此书当年一出版，就引起了极大轰动。

　　斯考切波避免了冗长的历史追溯，只比较讨论两大要点：即革命的原因和后果。从根本上说，社会革命都是对危机的反应。在法俄中三次革命前，这些国家都深陷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政府已经无力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其统治的合法性遭到严峻的挑战及质疑。在这个时刻，全社会都认识到必须做出某些变革，但此刻政府却已处于一种极危险而尴尬的境地：拒绝变革不可能使局势好转，而接受改革的结果，则往往是“改革摧毁了改革型政府”。历史无数次证明，一个坏政府开始改革的时候，是其最危险的时刻。

　　一般而言，人们总倾向于认为革命的成功是革命者推动的结果，但事实上，它可能更大程度上是旧有的政治秩序崩溃的结果。革命者只不过把成果“在大街上顺手捡起来”罢了。由于革命本身针对的是一个无法有效行使职能的政府，其后果是革命中重生的新国家组织往往比被推翻的制度更强固。这几次革命都经历了“不成功的反革命”阶段，即遭受国内外敌对势力围攻破坏的时期，但其结果却常常是反而巩固了新政权。

　　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变化，本身就要求打破各种传统秩序，在这第一阶段，往往是建设跟不上破坏，如中国的民国时期，每一代人都惟恐破坏得不够，以致最终演变为“破四旧”，要把传统完全破坏之后再进行建设。这种激进主义的结果是导致向现代化的演进道路中，未蒙其利，却先受其害。这样一种“革命性破坏”的思想之所以为全社会所接受，乃因深重的社会危机使人们完全丧失了对传统的信心，以及政治秩序崩溃后人们对解决现有问题的急切心理。

　　阿伦特曾说，尽管美国革命造就的后果要好于法国革命，但成为现代革命原型的却是后者。这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作为一个大陆性的农业国家，法国远比美国的情形更具代表性。的确，法俄中三次革命都带来了剧烈的长期社会震荡，而新的天堂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至少法俄在革命政权巩固后，都没有声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平等化倾向。然而，更深的意义在于：国家的整个转型已经完成重生，现代化在政治上的首要特征—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不是来自神授，而是来自本来属于人民的世俗的认可—已深入人心，社会和政治组织的重组也已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是本国“结束革命的革命”，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在此后的现代化时期内不再出现，也不可能再次摧毁社会，而是经由一系列“没有改革者的改革”逐渐导致的变革。幸运的是，我们正目睹中国走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