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摆上的怒江

当地人用传统的运输方式—马帮，往碧罗雪山上运输电缆，用以架设电力线路。生活在怒江大峡谷的人们正经受着一场经济与环境的变革，传统与现代的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也迫切地摆在他们面前。

怒江大峡谷每年有4个月的雨季，峡谷便常常笼罩在云雾当中。怒江大峡谷的主要原住民怒族和傈僳族原来都是狩猎民族，随着生态与经济环境的改变，现在已经彻底转变为农耕民。

女大王

一位傈僳族女信徒在复活节聚会中表演赞美诗。傈僳人能歌善舞，他们用傈僳族舞蹈动作来配合赞美诗进行表演。传教士在怒江流域传教时不但创制了傈僳文字，还结合当地的音乐改编赞美诗，如今当地的赞美诗表演不但有混声四部合唱，还有不少曲目就取自当地的民族音乐。

在欧鲁底村举行了每年一度的洗礼仪式，仪式在村子附近的山涧中进行。每一位申请加入教会的人都要经过洗礼后才能正式成为教徒，方可参加教会所有的活动。

在一位基督教徒的葬礼上，亲人悼别死者。

在葬礼上喝同心酒的人。

　　钟摆上的怒江

　　文、图/周伟

　　原载《mangzine·精英》（广州）2007年第10期

　　酒与歌

　　我被贵客般地让到了一张既短又矮的板凳上，人未坐定，一杯清澈的水酒已经递到我的面前。

　　在我的周围是一群皮肤黝黑、穿着杂乱、不修边幅的男女，惟有对面的一位中年女子与众不同—她神色傲然地坐在一把老藤椅上，嘴上叼着根一尺长的烟斗，不时吞云吐雾，再把烟嘴在藤椅上敲打敲打，以除却灰烬，然后抬头用一种和善的眼神望着我。

她的一系列动作中，两边耳垂上挂着的银饰发出轻微而清脆的声响。她戴着一顶青灰色的旧布帽，上身红黑搭配的褂子绣着花边，模样与神态宛然一个山寨里的女大王，庄重中透着些许威严。

　　这酒看着清澈，却并不十分醇香，端起来就有一股酒糟和玉米的混合味道冲将过来。一口下去，浓烈而浑浊的气息从口腔刹那间盈满胸腔直到腹腔。“哦！一拉咻（一口干）—”人群见我一口干尽了他们递来的第一杯酒，出现愉快而兴奋的骚动。“女大王”又给我满上，身旁的一位中年男子立刻举着杯笑盈盈地示意要敬我的酒。这时有人嚷道：“喝个同心酒嘛！”我于是被中年男子拉起身，还没有弄明原委他就一手搂起我的肩膀，把他的脸紧贴着我的脸，另一只手举着酒杯贴上我俩的嘴唇，慢慢倒下，酒一半进了嘴，还有一半则在众人的推搡中泼在身上。杯中酒尽，人群再次发出欢快惬意的笑声。

　　这是云南省怒江州府六库最热闹繁华的地方—向阳桥头的一个平常的傍晚，我刚刚放下行李迫切地期望在天色暗淡前看一眼已经在脑海里翻滚了许久的怒江。我打开随身的水壶，里面是我从大理带来的“木瓜酒”，酱红色的甜酒倒满了两个塑料杯，杯子便在人群中传递着，人群中洋溢着一片赞美。我开始和他们聊天。原来，他们并非闲来无事在这里喝酒取乐，他们中的几个是常年在这桥头摆摊做小买卖的傈僳人，包括那位“女大王”。他们大都是卖酒的——一种用大峡谷中的传统主食玉米，拌和酒曲发酵后再经蒸馏而得的白酒，怒江人称之为“杵酒”。傍晚时分，相互熟识的傈僳人便围拢在这里，卖酒的人也不吝啬，倒出一杯，让人随意去喝，每人喝了一口便自觉传给下一个，杯就在人群中传递着，直到空了，或许另一个卖家会慷慨地再次满上，然后继续……就在这杯酒传递当中，“女大王”突然从瘦小的胸膛中迸发出一嗓深沉有力的歌声：

　　“依——依赛尼在此谷涅——

　　霜多忙代付啊，朵——”

　　这便是我在四年以前第一次走进怒江，大峡谷为我拉开的序幕。

　　终于夜幕降临，人群在歌声中渐渐散去。我走上向阳桥，这座建于1970年的柔性吊桥和下游不远新建的单孔拱桥相比，显得瘦弱而苍老。站在桥上，只要一有行人走过，整个桥体就会随之颤动甚至摇晃。两岸陡峭的山坡上星星点点的灯光，恍恍惚惚，但这个城市异常狭小，视野的尽头就完全是黑黝黝的一片，惟有隐约的V形山谷中回荡着低沉而有力的涛声。

　　怒江从一开始就彰显了它的神秘和独特—藏族人称它为“那曲”，意为“黑色的河流”。是什么人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将这条大河冠以“怒”？我清晰地记得，当我正沉迷于傈僳人的歌舞时，围观的一位东北商人坐到我的身旁善意提醒我：“离他们远一点好，他们出门都带着砍刀，很危险的！”其实在我的内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从最初所接触的这些傈僳人的眼神中，从他们的酒歌里，我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心灵柔软的质感—当你用自己的灵魂去触摸，你能感觉到它粗糙却柔顺，它怦然跳跃却不恣肆张扬，你甚至能感受到某种舒适的温暖。

　　迁徙之路

　　知子罗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村子，当地人仍然习惯叫它“碧江”，它也是众多旅行者传说中的“废城”。知子罗在解放以前就是碧江设置局的所在地，怒江解放以后，怒江州的州府和成立于1954年的碧江县府、以及驻军部队的团部都设在了这里，知子罗一度成为怒江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州府逐步搬迁到现在的六库，知子罗依然是碧江县的县治所在地。

　　这个曾经辉煌的村落在1979年9月20日到10月6日连续半个多月的大雨后改变了命运。当时，碧江遭受了60年来罕见的特大洪灾，山洪和泥石流冲毁了房屋千栋、桥梁百座，电站、农田被毁，还造成23人死亡。县城南北分别出现了多处滑坡，最长的达50米，下陷1米多。之后，经过专业部门的勘测发现：碧江县城内有三组滑坡梯，内部结构复杂，县城处在风化带、地震带和滑坡带上。这个结论直接导致了1986年碧江撤县，将原有辖区分割归属泸水和福贡两县。知子罗成了一座“废城”。附近的一些村民被安置到“县城”中那些青砖灰瓦、结构牢固的大楼里面。如今村中所遗留的建筑，大都建于上世纪70年代,知子罗村民依然用当年建筑的所属单位来介绍自己的住所—什么“县委大院”、“粮食局”、“武装部”、“新华书店”等每个城市才有的机构都成了“我家”。所有房子的室内，一个火塘居于屋中，原先雪白的四壁已经被烟熏得乌黑。方正的院落内堆满柴草，家禽牲畜游走其间。

　　我在知子罗的朋友阿周告诉我，从知子罗往东，翻过碧罗雪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澜沧江边的营盘镇了，这条路一直是进出怒江的古道—兰坪的井盐、牲畜、日杂用品由此进入怒江，怒江的生漆、核桃等由此运出。当年州、县政府还在知子罗的时候，公路已经修到了垭口，但是碧江县一撤销，这条路就再无人问津了。

　　怒江的人类史其实也是一部迁徙的传奇。这一点，我在知子罗的一次葬礼上得到了感性认知。

　　死者是当地的一位傈僳族人，早年参加工作成为邮电系统的线路维护员，很长时间内由他一个人负责从知子罗到碧罗雪山垭口的长途电话线路的维护。和许多傈僳族一样，这位老人嗜酒如命。今次虽是因肺结核而亡，家人和邻居却都异口同声认为是滥饮的缘故。

　　灵堂设在死者家宽敞的厨房中，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布置。围着死者的遗体坐了一圈人，不时有妇女哀号一阵。屋内另外坐了两圈人，都是来吊唁的亲朋和村里帮忙的人，他们就在灵堂中烤着火闲聊，不久又开始喝酒，只一只碗，如我先前所见，每人喝了一口便传给下一个，一批人走，一批人来，两圈人始终不散，酒也始终不断。人们会谈论死者生前的生活，却并没有太多的悲伤。

　　不久，“哦嗬——”一个长音打破了室内的嘈杂，人们皆屏气静听。一群男子围着死者的遗体，手拉着手边唱边跳了起来，仅仅那“哦嗬—”一声，就足以令人感受到即将开始的灵歌是多么深沉和浓郁，一队人一边顿足控制着节奏，一边携手前后摇摆，整个队伍在屋子中左右移动。一位长者起了头，其余的人便齐声相和，歌声一扫室内先前的喧闹和娱乐的气氛，立刻让整个房子显得凝重和哀伤。

　　跳了一段之后，歌舞在长长的低音中结束，参与跳舞的人，两两结合喝上一碗同心酒，人们的情绪从悲伤和哀悼中苏醒，甚至包含着些许释然与快乐。这样的歌舞每隔半个多小时就会继续一次。灵堂中的歌舞， 当地人称为“跳丧歌”或者“送魂歌”，曲调用的是傈僳族传统的“摆时”调，而内容就是一部长篇史诗，描绘将死者的亡魂回归祖先居住地的旅程。村中长者告诉我，歌曲从怒江岸边唱起，经过河谷森林，翻越碧罗雪山回到祖先的发祥地。歌曲把经过的地点描述得非常清楚，很多地名如今依然在使用中，并且一路求告山神、树神、水神和各种动物，保佑亡灵顺利回归，因此怒族人也称之为“指路歌”：

　　翻过碧罗雪山往东走一程

　　就到澜沧江边

　　再从澜沧江顺江北上

　　就到达山格拉地方

　　你就会看见阿祖阿爷在的地方

　　阿祖阿爷会来接你

　　记住

　　别走错了路

　　别走迷了路

　　在原碧江县、福贡县的傈僳族、怒族乃至白族的支系勒墨人当中，至今都保留有类似的丧葬歌舞，虽然歌词略有不同，但大体内容是一致的，歌曲所演绎的亡灵回归之路，其实正是傈僳族、怒族祖先的迁徙之路。

　　从灵堂走出来，屋外的院子中燃着几堆篝火，架着一口大铁锅，午夜时分，开始杀猪、杀羊。传统的傈僳族葬礼男性死者要守灵9天，女性也要7天。村里人告诉我，守灵的几天其实都是娱乐时间， 没有悲伤。守灵似乎成了狂欢的借口。是啊，一个迁徙民族，如果不能迅速从悲伤中走出，也许早就在这贫瘠艰险的土地上消失了，这便是自然法则留在人类文化上深深的烙印。

　　钟摆上的怒江

　　凌晨六点半，我被朋友阿周唤醒，要陪他去买猪。

　　阿周夫妇都是教师，这样的职业连同他们稳定的收入在当地足以令人羡慕。但阿周并不因此满足。记得初次与他相识的那天晚上，他兴致勃勃告诉我，他盼望着挣更多的钱，盼望过上更好的生活，“像你一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请了一帮人在村头的一片空地上垒围墙，那一年他从村里租下了这块地，打算建一个养殖场，当时万事还在开头，他乐呵呵地说：“我现在很穷，今天请这些兄弟干活的工钱也是欠的，不过我会还的！”

　　5个月后我回来时，他已经养上了三只羊。其实过去十多年来，阿周的努力从没停止过，还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经历。

　　那是1990年代，因为开发碧罗雪山的森林资源，知子罗迎来了自碧江撤县以来的第一次繁华。大批来自云南、四川等地的伐木工人进驻知子罗，一时间这个沉寂多年的“废城”恢复了往日的熙熙攘攘。街道两侧店铺林立。阿周是个善于抓取机会的人。他从小本做起，直到最后开了一家饭店、一家卡拉OK厅，还买了一部微型面包车做客运生意。然而，到1990年代末，国家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知子罗的喧嚣在一夜之间沉寂，阿周的饭店和歌厅就此歇业。恰在此时，他的父亲病重，花去了阿周所有的积蓄。而后阿周的妻子分娩需要做剖腹产手术，阿周不得已将心爱的汽车也卖掉。阿周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出乎意料地兴奋，并没有显出沮丧，谈话时还把电视节目调到中央七台，收看致富信息。

　　我第三次见到阿周的时候，他试养的羊并没有成功，但养殖场却产生了不菲的效益—一个电力工程队正架设穿越碧罗雪山的高压线，工程队租下阿周的养殖场做材料供应站。施工将持续半年多，阿周便在这桩生意中改变了一直以来的困境。他还把山上工程队伙食中的猪肉生意揽下，隔三岔五杀几头猪送到山上去。这一个通宵，圈里的猪都宰了，他必须赶紧再补上，以备后需。

　　阿周的梦已然走在了路上，但对于大多数生活在怒江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找寻一个梦想都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傈僳族和怒族历史上连文字都没有。上世纪初，内地会在云南滇西的总负责人傅能仁牧师开始在傈僳族地区传教的时候就萌发了创制傈僳文字的念头，1912年他与缅甸籍的巴东牧师商讨决定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方法创制傈僳文，他们各自设计了一套方案，在傈僳人当中进行运用试验，最终于1919年定稿。这套拼音文字，运用原有的26个拉丁字母和14个倒置或翻写的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基础，具有单音节多、易读、易写、易记的特点，很快就为傈僳族人所接受。

　　天主教和基督教从19世纪末开始进入怒江，经过百年坎坷的传播之路，终于在傈僳族、怒族人当中扎下了根，尤其是基督教，已经成为怒江大峡谷最主要的宗教信仰。怒江人最终接受基督教也有深刻的文化和经济因素，包含了浓重的功利色彩—基督教宣扬的生活方式帮助信众摆脱了酗酒、赌博的生活方式，摆脱了买卖婚姻和杀牲祭祀所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提高了文化知识水平。这些都给当时仍处在原始状态的民族以深刻的影响。

　　但多少年来，怒江人的贫穷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围炉夜话时，一群憨厚、腼腆的年轻人围过来，一个劲地给我添茶，渐渐开始用生硬的汉语向我问起许多问题，大都是关于峡谷以外的生活。一个负责教堂财务、他们称作“财经”的小伙子问我：“听说下边鹿马登要建电站哦？我们江边的水田要淹没掉了吧。”—他们的村子欧鲁底虽地处海拔1800米以上的半山腰，但水田都在山下临近江边的坡地上。

　　我顺着他的话问道：“如果让你们移民，搬到其他地方去，愿意吗？”

　　几个人都摇头说道：“不愿意啊，前几年有移民到思茅去种咖啡的，很多人不适应，气候不一样，最后还是跑回来了。”

　　我再追问：“这里条件这么差，种稻谷都要走半天跑到山下，为什么还不愿意走呢？”

　　他们微笑着，不知怎么作答，最后有人说：“毕竟在这里生活长了，习惯了。要是真的建起了大电站，或许我们的生活也能改善吧。”

　　“真的建电站，我们肯定可以有工做，不用跑很远也能挣钱吧，姑娘们也不会往外跑啦……”

　　众人大笑，表示认可，纷纷议论他们村子在高处，也许不用移民，甚至公路改道上移或许会经过欧鲁底，这时他们脸上洋溢出隐隐的企盼和欣喜。

　　我知道，众人言语中的“姑娘们往外跑”指的是近年来很多东部农村青年常常到峡谷里面来买媳妇的事。据说价格已经飙升到一两万，很多家庭就依靠这样的收入盖新房或让儿子娶上媳妇。峡谷中的妇女走出去以后，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少有幸福美满的，很多妇女因此被迫回到峡谷中。这样的婚姻在怒江两岸的村寨里比比皆是。和峡谷外面的世界相比，他们的生活变化得过于缓慢，尤其是那些远离公路、赶一次集要花上一天时间的村落，他们太需要某些外在的动因来改变他们静若死水的生活。怒江干流建坝的事情在峡谷之外已经争论得沸沸扬扬，建与不建的争论其实是保护与开发永恒的矛盾。和30年前相比，怒江的植被已经彻底改变。据1946年的记载：“怒江两岸，丛山绵亘，且林木总类繁多。树龄数十年至数百不等，均系原始天然林。”即使到1980年代以前，怒江两岸的森林在很多地方可以连绵将江面遮蔽，在江边根本看不到现在清晰可见的峡谷的V字形状。

　　但谁又能够剥夺这里的民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与企望呢？即使开发了，又该怎样改变他们的生活呢？那些已经被砍伐殆尽的原始森林，是和怒江人一同生长繁衍起来的，当被一车一车拉出峡谷的时候，却并未给他们带来多少利益，并未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观，这样的开发历史假如再度重演将是最可怕的事情。

　　每一次离开怒江的时候，我都会回到向阳桥头。

　　“女大王”一年一年变得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