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案

资料图

　　“二王”案

　　“满大街都张贴着‘二王’照片，中国人第一次看见悬赏通缉令。”1983年，从大年三十在沈阳持枪杀4人开始，全国流窜，杀人抢劫，直到中秋节被围捕。7个月零6天，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是:“二王到底到哪儿了？”“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是个谜。”“二王案”当年前线总指挥、前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文说，“因为抓到时候已经死了，没人能说清，他们到底去过哪些地方，哪些案子是他们干的。”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起恶性暴力犯罪，王宗和王宗玮，这对来自沈阳一个教师家庭的两兄弟，面对的是当时相对纯净的治安环境和薄弱的刑事侦查力量，“悬赏通缉、特警、巡警、道路检查点和‘110’，这些中国的刑侦网络是从‘二王’开始建立”。

　　“有一个武警战士叫吴增兴，牺牲了。其实事后调查，王宗根本不会开枪，也没打死过人，他只放了一枪，而吴增兴身上有5个弹孔。”

　　活捉王宗玮:一条狗和一个驯犬员

　　5万人的搜山进行到第4天，谢竹生带着警犬卫南时不时需要停下来休息。同来的另13条警犬第一天就已经全部累趴下了，12条被人背下了山，1条脱水死亡。“9月13日，发现‘二王’的第一天，搜山的每人发了8个硬皮月饼，像包子似的，一点点馅，其他的进口警犬连闻都不闻，只有卫南，和我分吃一块。”所有被山民发现“有情况”的地点，谢竹生都要带卫南首先赶到，“但是临时组织起来的2.5万名民兵，素质有限。指导员说‘搜！’鸣了一下枪，结果山民们四处逃散，都躲得不见人影”。

　　4天里不断接到情况，谢竹生带着卫南和王宗玮的一只鞋，来到每一个可疑地点。“但是卫南一直没反应，领导都问我，能不能确保‘二王’进山？”谢竹生说，“是山民们立功心切，我的卫南是中国最好的警犬。”用50年代苏联送的东德母警犬，和1980年刚从西德进口的公警犬配种，“中国要培养第一批自己的警犬”。江西广昌地区宁都县公安局刑侦科的谢竹生接了这个任务，“生了9条小犬，8条一个月大就死了，只剩下了卫南”。

　　是卫南第一个发现了“二王”。“9月18日凌晨接到山民报告，说自家厨房的饭和腌菜被偷吃了，还找到一只鞋。卫南一闻鞋，一下子‘放线’了，两只眼睛发亮，尾巴绷直了，和身体成了水平线。”队伍开始在卫南指引下搜寻，除了警犬是技术条件，搜山只剩下了人海战术。“我和卫南各走一个山坳，相隔几米远。从山顶到山脚下，1米1人，排成一条线。”约2.5万名武警战士，夹杂七八百江西广昌的公安民警。命令是:“向左移动。”队伍像梳子一样在南坑山上寻找，“卫南不断发现王宗玮28厘米长的脚印，我们俩的速度比其他人都快”。到一个岔路，卫南忽然奔跑起来，谢竹生说他没来由的心里一阵空虚。“无名的紧张，我刑侦考试门门第一，向来打冲锋，那天前后看看就我一个，觉得心凉。”“卫南回来！”谢竹生大喊，过了七八分钟后面的人才赶到，“王宗玮就在卫南那条道上，‘二王’是向右移动，我要是自己往里走就完了！”

　　到下午16点多，谢竹生的前方突然响了一枪。“刹那间，整个现场没有一丝动静。”停顿了几秒钟，谢竹生大喊一声“是二王！”这时山上山下的枪全响了，“我带着卫南就往里冲！”他先松开了卫南的牵引带。“跑着，我左上方就出现了战士甘，他中枪了，再往前还是战士郑，我问他‘二王’呢？他说跑了，往山下走了！”“几步就看见王宗玮正要抓着一根毛竹往下跳，我离他只有几米，卫南的训练是‘动哪咬哪’，它一下子就扑上去咬住了王宗玮抓毛竹的左手。”王宗玮右手拿着枪，“我猛地抱住了他”。两个人带一条狗，一起往山下滚去。“他1.85米，我1.73米，但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后来尸检发现，“二王”胃里只有一点山上产的莲子的渣。

　　“我扳过他的左肩死死卡在地上，一看，都是血。子弹从左肩贯穿从左下颚打出，不是致命伤。”卫南还死死咬住王宗玮的左手，“我说:你老实点！他说:我是好人。”谢竹生现在想起来还要冷笑，他回问:“你还是好人哪？”谢竹生在王宗玮口袋里搜出20多发子弹，1把匕首，“脚上绑了个救命包，有1万块钱和他美国姑父的地址”。谢竹生和卫南一路把王宗玮拖下了山，“又来了3个战士，一起拖”。把王宗玮拉到路边上，一直坐镇的江西省公安厅杨厅长也来了:“抓到哪一个？”谢竹生说:“个子很高，可能是王宗玮。”大家一翻他的嘴:“两边都是假牙，是王宗玮！”杨厅长大声指示:“马上汇报！我们已经活捉了王宗玮！活的！”谢竹生到现在都记得躺在地上的王宗玮的眼神，“那应该就叫凶残吧！他谁都看，但一句话不说”。

　　“有很多人上来围观，杨厅长说‘坚守岗位，还有一个王宗’。”哥哥王宗只有1.65米，不会用枪，就在谢竹生抓王宗玮的平行过去8米远的地方。“太阳已经快下山了，但还能看见王宗的人影。”武警的枪齐齐扫射过去，10分钟后王宗被几个武警抬下山，谢竹生说，“从脖子以下到大腿根部，整齐的9个弹孔，是一梭子弹打死的”。杨厅长虽然下命令不许围观王宗玮，但是武警战士都冲了上来。“有一个武警战士叫吴增兴，牺牲了。其实事后调查，王宗根本不会开枪，也没打死过人，他只放了一枪，而吴增兴身上有5个弹孔。”谢竹生说，“我下来的时候还有武警对我说，我可没朝你开枪啊！”谢竹生当时穿着公安的白色制服，“我爱漂亮，这也保护了我”。

　　“武警战士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孩子，当时情绪特别激动，开始打王宗玮。”谢竹生此后的叙述在24年后变得异常珍贵，因为所有当时报道都说“‘二王’被当场击毙”。谢竹生完全理解战士们的情绪，“那么多人4天在深山老林里摸索。‘二王’多坏啊！”大家都处于兴奋期，“胜利了！”的欢呼响彻山谷。“要是派我们公安民警，而不是武警战士，我想就不会出这样的事，那是案件现场，不是战场，但战士们没有区分。”

　　“一号”追缉令:刘文和刑侦队伍的组建

　　“我们的基础工作薄弱，队伍素质差，才被‘二王’逼出了悬赏通缉令。”2月12日沈阳案发，3月刘文被公安部指派做“二王”案总指挥。3月底他来到武汉的岱山派出所时，“二王”刚刚打死3名警察，并抢劫枪支逃跑。“我到的时候，正有一帮群众，围住了派出所，他们说，公安局干脆换牌子，改叫粮食局算了！”刘文心里特别不是滋味。80年代初中国公安，所谓刑事科，15块钱以上的事全管，“没有应对暴力犯罪的经验”。“文革”结束后，社会治安和风气都有所变化，现在正编写《中国刑侦史》的刘文说，“‘二王’是一个转折点”。

　　“二王”案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投入之大，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对‘二王’的活动做出准确判断。沈阳连杀4人后，能够肯定的是‘二王’的4次露头，从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上开枪，湖南衡阳打死1人，湖北岱山、武汉打死4人，安徽淮阴抢劫2.1万元，一直到江西广昌被击毙。”刘文说，“而且都是因为打了遭遇战。我们的人开了3枪，一枪没中，还被人家给打死了。”“二王”案结束以后，刘文说自己情绪完全提不起来，“7个月才破案，应该吸取教训！有什么英雄可言？”同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第一次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指示。

　　2月至4月，公安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5月，悬赏2000元的通缉令一夜间贴满了大街小巷。刘文至今还保存着这张发黄的通缉令。除了“二王”的相貌特征，背面还印着“只许张贴，不准广播登报”。“当时害怕影响不好，通缉令也来不及让各地去印，只好我们印好，派飞机运往全国各地。”新中国成立后从没悬过赏，刘文曾仔细研究了香港、台湾地区，清朝和民国时代的“悬赏通缉”。“我当时对领导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不该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专利。”刘文笑着说，现在悬赏50万元的多了。当时送到，批示“同意”，但是奖金从5000元”改为了“最高2000元”。

　　此后刘文背着一台十几斤重的电话，跑遍了广东、安徽、江苏、湖北、河南、陕西和河北。“那个电话是最高级的了，瑞典的。还带着个电台。”因为还没有专车，刘文去很多发现线索的边远地区都要坐公共汽车。“当地的公安局给我们开个证明，说有两个警察同志要坐车，麻烦保留两个座位。”刘文还特地买了100件防弹背心，“200块钱一件，到一个地方只发一件”。刘文说到自己走过的每一处，都会激动地站起来讲，“我们在广东白云山也是围堵了，武汉还调动了军用直升机，还是没逮到”。80年代公安的装备也很落后，没有110报警电话、巡警、特警和检查点。“连传真机也是为了‘二王’买的，好赶紧把照片传往全国。”只有公安部有自己的特警队，“特警队当时的待遇和空军一样，要吃空军灶”。因为江苏等地警力不足，民警的枪法不准，刘文被特批可以带10名特警前往协助。“我专门找了人，给他们做饭，每顿都有肉，还有巧克力和水果。特警们看到我吃普通灶很不好意思，招呼我一起吃，我说自己带着粮票哪。”

　　当时全国各地都出现线索，“每天都有电话来说，‘一高一矮又来了’，搞得上上下下都紧张，但经查证，都是假的。特别是出现了很多‘假二王’，冒充‘二王’到处作案，我在大连围堵了半天，抓到了一高一矮，他们还‘承认’自己是二王呢！”特别是悬赏通缉令发布后，提供线索就可以奖励1000元，查实的奖励2000元。刘文说，“和现在动辄50万元悬赏捉拿在逃犯可不一样，有人说公安无能，拿钱买人民的自尊，也有人说这样省警力、省经费”。

　　关键还是当时公安办案的方法太落后。“我们还习惯于，先侦查现场，再找出证据，再追捕犯人。”但通缉令带来的问题是，刘文说，“等我们找到证人要描述人家的长相，人家早回家拿了钱和地址跑了”。除了群众路线，最有效的方针是:“我们必须迅速主动出击，设包围圈，大、中、小3个。”江西广昌最后的围堵正是如此，“我自己当时参加了6次大围堵。此后应对暴力犯罪有了经验”。

　　“二王”的父母

　　2007年9月21日晚，距1983年“二王”被击毙24年零3天，沈阳市一幢老楼里，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的王家林和王春芳接受了采访。年过80岁的老夫妻俩已经很少走出这套70平方米的老房子。20多年来，他们主要依靠王春芳的几百元退休金维持生活，不过门口还是挂了两个订报箱。

　　1983年2月12日下午15点左右，王宗和王宗玮在463医院开枪杀人后，骑车回到父母家，家里有姥姥、父母、王宗4岁的女儿梅梅和王宗玮的未婚妻小李。兄弟俩噔噔跑上楼，一进门就喊，“我俩出事了，通行证被扣了”。“老三(王宗玮)上午还在家，不过让他去接下二哥(王宗)、二嫂回家吃年夜饭，几小时就出了这事。”王家林以为儿子跟人打架，气得发抖:“大过年的，你们尽给我惹事！你们太不让人省心了。”王家林说当时记者写他自己给的儿子手表，兄弟俩说“去东西南北中”，其实都没有采访过，“当时宗说，‘晚啦！说这个没用！’小李吓得蹲在地上哭，宗玮赶紧去安慰。宗说，‘梅梅怎么办啊？’宗玮跟他妈说:妈，我饿。他面前的桌上就有糕点，他也没去拿。他又问家里地址，还是没人回答”。

　　然后，王宗玮打开卧室五斗柜的抽屉，里面放着家里来往信件和家人的手表，拿出一封美国亲戚寄给家里的信，又取起一块手表戴上。这块表是王家林的，王家林说，“我后来才发现他戴错了表，但我还是被认定为‘资助手表、帮助外逃’，给判了刑”。前后不到5分钟，兄弟俩匆匆走了，临走王宗玮还自言自语:“得全国通缉！”晚上23点，王家林和王春芳终于等来了警察，二人被带到大东公安分局，知道了儿子在医院连杀4人。“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将他们扭送公安局？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事啊？”大年初三晚上，老夫妇俩被放回家。后来王家林因包庇罪被判刑7年。

　　王家林在狱中一天天数过儿子活着的日子，到第216天，沈阳市公安局的人到他所在的大北监狱，“说你两个儿子由于拒捕，在南方已经被击毙了。我说:好，罪有应得”。在监狱养成习惯，王家林说话时仍把两手放在膝盖上，微驼的背也尽量挺笔直。1989年，王家林提前出狱。在劳改队的6年，他给犯人上课，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跑步，平时有空就多散步，“我是无辜的，要好好锻炼身体回去，所以身体反而比当老师时候要好”。

　　王春芳说，4个孩子都是姥姥带大的，“文革”时，“保皇派”和“辽沈派”就在大院里武斗，动刀动枪甚至埋地雷，正是哥俩容易学坏的年龄。王宗和王宗玮后来使用的枪就是1976年3月从沈阳大北监狱偷的，那年王宗玮才19岁。身高1.85米的王宗玮因为打篮球的特长到内蒙古当兵，学会了打枪，当过班长，退伍后进入了沈阳当时屈指可数的大厂724厂。“看过那么多报道，只有一个作家说过，‘二王’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因素。我们觉得写得真好。”今年81岁的王家林说，“以后身体好了，我想和老伴儿沿着我儿当年走过的路走一圈，看看我儿当年怎么生活的，听听老百姓的反映，哪怕是要给人家赔礼道歉啥的，我都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