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声:梦开始的时候
【周末报报道】
姓名:王黎敏
性别:女
年龄:44
职业:教研员
对80年代印象:真诚、实在、平和
人物档案:1963年,出生于浙江黄岩1975—1979年,在黄岩东方红学校(今城关中心学校)初、高中部学习
1979—1981年,就读于浙江幼儿师范学校
1981年8月,毕业分配在黄岩县机关幼儿园,借用于县教育局教研室
1984年3月,正式调入教研室现为黄岩区教育局教研室幼教教研员
我的印象中,当时女生的中专志愿好像只有三个选择——幼师、卫校、纺校。
王黎敏:1979年高中毕业的升学考试有高校(包括本科、专科)与高中中专之分,分别组织考试,且每个考生只能选报其一。当时,考生多而招生人数少,录取率很低,应届毕业生的录取率更低。那时候重理轻文,我们学校成绩好的全在理科班。为了保证升学率,学校将理科前20同学组成一个小班,重点培养。我正处在不上不下的位置,成绩在理工小班前6—10名间,虽然明知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很小,但也准备去搏一回,心想大不了明年复读再考。可是闲聊中听到继母无意间说了一句话:“考不上的话,可以去印刷厂做工。”再加上自己学习仅满足于“按时参加夜自修(这是理工小班同学的特殊待遇)”和“完成老师布置的书面作业”,英语成绩不太好又不肯用功,而高中中专不考英语。为逃避“用功”与“做工”,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报考高中中专。
左元:你继母为什么说“可以去印刷厂做工”?
王黎敏:那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在进行(1979年停止),作为长女的我招工自然没份,一般都是家中有一、二人“上山下乡”了,才有一个招工指标。特殊年代,一些有实权的单位为了安排本单位职工家属、子女暂时就业,专门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我父亲单位办了个印刷厂,专印税务发票、账簿等。
还好,考分出来后,我知道继续求学可以如愿。
当时,我首选的志愿是省财政学校——父亲的期望,女承父业;其次是教育局招生办老师推荐的省幼师——只因可以填报两个志愿,我对幼师所在地省城也还感兴趣。
谁知幼师生的录取是要面试的,而且其面试早于其他学校的录取,一旦面试合格档案被其调走,其他学校便无缘见到你。当时高中中专上线而填报幼师志愿的考生本来就少,只要相貌等过得去都会被录取,面试的说、唱、跳成绩根本无关紧要。就这样,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成了一名幼师生。
左元:我的印象中,当时女生的中专志愿好像只有三个选择——幼师、卫校、纺校。
当时,城里的情况我不了解,农村的优秀初中毕业生的首选几乎都是报考中专,因为马上可以“跳农门”,而幼师和普师都是提前录取的,师范又是“吃饭不要钱的”,所以,可以说,师范生是优中之优。可是现在,据说优秀初中毕业生都去读高中准备高考了,也就是说,考不上高中的才报考中专,而中专又没有各色专业可供选择,那么怎么保证无比重要的基础教育的师资质量呢?不知道这是不是杞人忧天?
王黎敏:恢复高考前,我的梦想一直是成为图书管理员或者是新华书店售货员,因为那里有看不完的书。恢复高考后,人生的首要目标是考大学,至于将来做什么当时压根儿没想过。但是,做一个幼儿教师,肯定非我本愿,只因填报了“第二志愿”且被录取,无奈我的“梦”便从这儿开始了。
入学初,对幼师这个职业的了解,我的所有信息只停留在自己幼儿期入园时的大概印象。我既不感兴趣,也不厌恶,能到省城读书就不错了,哪里还想得到将来?随遇而安。
在一个优等生云集的班上,弹唱跳画说写无一特长的我没有一点优势,又因学习目的不明确,所以我学得很轻松、玩得很开心。自修课去阅览室阅览小说杂志,晚自习点名后偷偷地溜出去观看电影,晚上熄灯后还大声聊天……这些都习以为常。同寝室的六名女生年龄、经历、爱好大多相同,所以我们很投缘,步调一致,相处得很融洽。
在幼师的两年,虽然因无知而没学到多少真本事,但却是我最快乐、最怀念的时光,以至于现在还时常在梦里再现。
1981年7月幼师毕业,我到县教育局报到。
1981年,全县幼儿教师300多名,其中正规幼师毕业的仅有3人,有的教师连普通话都听不懂。
王黎敏:1980年,各地各级各类幼儿园如雨后春笋遍地开办,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幼师师资奇缺。为此,县教育局和县妇联一同专门组织了一个暑期幼师培训班,把全县非专业毕业的幼儿教师集中起来学习,还发补贴。1989年前黄岩的幼儿教育一直是县教育局和县妇联联合管理的,教育局主要负责教研及业务培训管理,妇联主要负责事业发展与行政管理。
左元:有多少补贴?王黎敏:每天1.50元,即机关工作人员下乡补贴标准,后来随着物价的调整提高到每天3元、5元。县财政有专门的幼教经费,一年2—3万。
我刚报到,还有待分配,教育局就让我和黄岩籍另一个留在杭州的幼师毕业生也参与为她们上辅导课。
记得当时安排我教幼儿教育学及语言教学法。我们在学校时,专业课都还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全凭老师讲我们记。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于教育局的安排,我也没多想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担,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在幼师的听课笔记整理了一下,就走上了讲台。看到三位自己小时候的幼儿园老师也坐在下面,我吃了一惊——她们怎么也在?后来一想,她们也是幼儿园老师嘛,只是本来不知道她们都不是正规幼师毕业的。
没有任何经验,当然笑话不少。1981年,黄岩县全县幼儿教师300多人,其中正规幼师毕业仅有3人(63届、76届、80届毕业生各1人)。当时国家要求大力发展幼教事业,教育局和妇联一起抓这项工作。幼儿园急剧增加,农村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妇女,不管年老年幼,全被妇联干部招进来当起了幼儿教师,有的地方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妇女主任亲自做起幼儿教师。其中不少教师连普通话都听不懂,我们只能用本地方言来讲课。一些书面语与方言的说法是有区别的,而我不知道,也按同音的说,导致老师们更听不懂我究竟说的是什么。事后,幼儿园老师来问我,我才知道,普通话转换成本地方言并不是简单的“同音直译”。
左元:能不能举两个例子?王黎敏:印象最深的是“户外活动”的“户外”,其普通话是“huwai”,方言是“wu外(没有能够准确表达方言的拼音)”,而我说的是“wuwai”。
左元:呵呵!王黎敏:还有,当时培训内容的安排基本上都是参照正规幼师课程安排,除语言、计算、音乐、美术等各科教学法及唱跳画基本技能外,还开设教育学、心理学这些理论性课程。后来我们发现,很多教师根本听不懂这些。于是就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讲授了一些实用的听了回去就可以实际操作的内容。
80年代有一个很流行的标语“厂兴我荣,厂衰我耻”,它的精神已经融化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里。
王黎敏:鉴于当时工作的需要,也许也有其他因素,分配的结果是,我的人事关系放在县机关幼儿园,工作是借调在县教育局教研室做幼教教研员。刚听到这一结果时,幼稚的我很高兴,以为得到了在机关办公的美差。可了解了教研员的工作职责后,我顿感不自量力,根本没本事做得了这项工作:刚出校门,连如何上好课还有待于老教师指点,研讨、评课对我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就幼师培训这一块还插得上手,什么做计划、拟通知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都一窍不通,真的好郁闷。再加上当时教研室各学科教研员全是清一色的男同事,绝大多数都是30年代出生的与我父亲同辈的,我一个18岁的姑娘在这个圈子里上班真有点别扭。我后悔接了这项工作,曾找领导说干不了,领导则再三鼓励:先试试吧。
无奈接了工作总得做下去,好在有各位教研员的诚心指教。记得我的第一次幼教教研计划、教研会议的通知及教研活动的纪要,全是老主任代笔的,活动开展的程序也是老主任手把手教我的,只是活动的内容我来确定,研讨、评课我尝试着做。
为了能够承担起教研员的职责,凡小学语文组、数学组组织的备课会或教研会等我都抽空参加,仔细观察、了解其会议的组织程序,认真聆听各名师、教研员的专题报告、讲座及精彩点评,从中模仿、借鉴。每次参加教研室组织的下基层学校调研,我会在完成本职工作(即听了所在学校幼儿教师的课)后尽可能地随小学组教研员进班听课并参与(即旁听)他们的交流,以观摩学习评课的技巧。每天在办公室里我不是看书就是摘抄相关资料,用眼过度,不到一年,出校门时还保持良好的1.5的视力迅速降至0.5-0.6。
教研室的工作平时不是下乡到基层学校调研,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看书学习,我常常是只带耳朵不用嘴的听众,有时一整天也说不上十句话。再加上本职工作又是那样的劳心伤神,这个月的活动刚结束就得准备下个月的,这个学期的工作还没结束就得考虑下个学期的事,且组织的活动既要有系统性,要有所创新,又要让老师们有所得、有所获,自感压力太大。借调期间,偶尔工作稍不顺心,回幼儿园任教的念头就时常出现,心想在幼儿园只要本职工作做好了就行,免得年复一年脑子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心烦脑累。在领导、同事及幼儿园老师的劝说下才没执意回去。1984年3月正式调入教研室,没有了退路,我只能勇往直前。
在这平淡的付出远比收获多的工作中,在各位教研员的诚心指导、精心培育下,在心甘情愿做各位睿智的教研员忠实听众的日子里,我渐渐学到了一些幼儿园教师一辈子可能都学不到的东西——在教育教学中看问题的敏锐性、多角度的思维方式,以及把握核心价值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我从一个根本没资格做教研工作的教研员,逐渐成长为一个深受老师欢迎的称职的教研员(曾被评为省、市优秀教研员),从不安心于教研工作,到27年一直坚守岗位默默地耕耘着,且中专毕业后所进修的大专、本科、课程研修班均是幼儿教育,也许,就是1981年不经意间与幼儿教育结缘,“梦”从这儿开始,潜意识里也想要守护“梦”的结束吧,所以坚持着。
左元:80年代有一个很流行的标语“厂兴我荣,厂衰我耻”,今天提起它,可能不少人会笑话,但是,它的精神已经融化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里,要我们不敬业都难,即使有时候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情绪会受一点影响,但最后总放不下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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