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连海著当代世界出版社
这时于易简一见皇上询问，便极力为国泰辩白，坚称国泰没有贪婪横行庇护劣臣之事，只是对属员比较严厉。乾隆相信了于易简的话，两次下谕说，国泰并无劣迹，只是办事认真欲速见效之过，没有采纳阿桂的建议。
说到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那可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他知道大学士阿桂的弹劾没有起到作用，就在四月初继续上书乾隆皇帝，再度弹劾国泰。我们可以说，钱沣此时此刻再度弹劾国泰，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幸运的是，乾隆立即于四月初四连下两谕，委派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郎诺穆亲为钦差大臣，立即前往山东，“秉公据实查办”。
乾隆皇帝为什么会如此安排呢？派三个人前去山东查案，是不是显得自己更加重视此案呢？不是。
乾隆皇帝如此安排可以说是意义深远：和珅，与国泰的关系极好；刘墉，是国泰父亲文绶的老下级；工部右侍郎郎诺穆亲，是皇帝本人的亲属。这三个人，谁还不明白我乾隆皇帝要力保国泰安全过关的意思？不过，样子还得装一装，再下几个命令吧。
到了四月初六，乾隆猜想和珅必然会对自己的意思心领神会，肯定已经迅速对此案件的后事处理安排完毕，于是就对军机大臣下旨，讲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他说，钱沣弹劾国泰、于易简贪纵营私，致历城等州县的仓库亏空。今派和珅等“严切查究”。仓库亏空之事，和珅等逐一对比印册盘查，自能水落石出。而索贿行贿之事，就比较难办，双方都不愿如实呈述，可对各官晓谕，若伊等供出实情，其罪可从轻处理。此谕由六百里加急传谕和珅等人。
四月初八，乾隆又谕军机大臣：原任山东济南知府吕尔昌，系国泰用的人，推荐其任安徽按察使，必然知道国泰劣迹，著传旨令吕尔昌据实指供国泰、于易简的贪婪不法，无须丝毫欺隐，否则重惩。
我们再说钱沣。钱沣怕和珅会预先做好安排，暗中动手脚，就与刘墉商议，他一个人微服先行，由刘墉稳住和珅。和珅、刘墉、郎诺穆亲三位钦差大臣于四月初四离京，前往济南。
和珅果然对于乾隆皇帝的意思领会得很好。和珅判断，刘墉必然会和自己的想法一样，力保国泰过关。不管怎么说，刘墉也是国泰父亲的老下级。
于是，和珅在去山东的途中，就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教育、防范钱沣的上面。他一方面极力袒护国泰；一方面威胁钱沣不要认真查讯。结果钱沣坚持秉公办案的立场，丝毫不怕恐吓。
和珅看到一计不成，便又施一计。他秘密地通知国泰事情的前因后果，让他迅速做好防范准备。国泰知道消息后，赶忙向商人勒借银子存放库中，凑足了库银数量，暂时掩盖了亏空情形。而此时的刘墉，居然一改平日小心谨慎、不敢过分得罪和珅的态度，一路之上经常与钱沣秘密商议对付和珅和国泰等犯罪分子的对策。
刘墉为何会一改平日态度，要坚决查处国泰呢？
据我分析，促成刘墉改变自己平日形象的主要原因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乾隆皇帝连续几封六百里加急的圣旨起到了作用。其实，这是刘墉对于乾隆皇帝真实想法的误解造成的。刘墉在这点上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会错乾隆皇帝的本意了。
第二，本人家传的工作作风。刘墉的祖父和父亲一直都是极为清廉、对于贪官污吏疾恶如仇的。刘墉在心底里也有着这个方面的本能，只是在时机不成熟时不敢表现出来而已。
第三，强大的舆论影响。这次弹劾国泰非比往常，前有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弹劾，后有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继续追查，势头实在是太猛了，这次恐怕连皇帝也保不住他国泰，而这也正是自己露脸的好机会。
因此，刘墉就带着这种想法走上了与钱沣配合、与和珅作对的路，让人感慨。原来，刘墉是这么跟和珅较量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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