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强大的海军、空军
为了实现中国军队现代化，毛泽东特别注意把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发展成为包括陆、海、空军在内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建立比较完整的军兵种体系，为中国军队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1950年6月，他感慨地说：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建立了很强大的陆军，但是我们没有空军，对付头上的飞机，就是凭不怕死，凭勇敢，凭敢于牺牲的精神。今天，我们有了建立海、空军的条件，就要着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强大的空军。
尤其是空军，对于国防尤其重要，应当赶快建立。
早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就发出了建立人民空军的号召。1949年1月，他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他要求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建立一支在数量上与质量上均略高于国民党的空军。
这年3月8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召见东北航空学校负责人听取汇报。当东北航空学校负责人谈到航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已经培养出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500多人时，毛泽东连连称赞说：“了不起！了不起！你们为正式建立空军培养了一些种子。”
除了国土防空，当时还有一项格外紧迫的任务，这就是加紧攻取台湾的准备，攻台作战中的一个重要准备就是紧急建立空军。为建立空军，毛泽东不仅亲自确定了空军建设的方针、原则，还直接出面解决购买装备等问题。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正式提出组建人民空军的问题。他说：“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拟可考虑派三四百人去远方（指苏联）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1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现已宣布成立。后来中央军委确定：1949年11月11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1950年4月15日，毛泽东为《人民空军》杂志创刊号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空军从无到有，不到4年就拥有3000余架飞机，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鸣惊人，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空军强国之一。”
人民海军的建立，毛泽东最初期望于濒海的华东军区。1949年8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接见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和起义的国民党海军将领时向他们提出了参加解放台湾的作战任务，要求海军也要做好准备，准备配合陆、空军，在人民解放战争最后一战中立一功。毛泽东对起义的国民党海军将领林遵说：“我们空军还年轻，海军根本没有。因此，对原国民党海军的起义和归顺，我们很欢迎。一些舰艇被炸了，同志们很难过，这种感情是好的，但不要紧，只要有了人，问题就能解决。中国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能够把海军建设起来。”
应张爱萍请求，毛泽东为华东军区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很快意识到不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海军，就难以完成渡海作战和维护海疆的使命。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给第4野战军副司令员兼12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发出一份电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有要事面商。
当肖劲光从作战前线赶回北京后，毛泽东告诉他：“解放全国的作战任务虽然还相当繁重，但是，组建一支空军和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中央决定让刘亚楼去当司令员。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中央想让你来当司令员。”并说：“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负，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电令。1950年1月12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肖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王宏坤为副司令员，刘道生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舜初为参谋长。4月14日，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正式成立。至此，人民海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新的军种。
毛泽东时刻关心着人民海军的成长。1953年，他乘坐军舰沿长江而下，接连3次为海军写下了内容相同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1958年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指出：现在太平洋实际不太平，要修海上铁路。他所讲的意思是要造军舰。晚年的毛泽东，依旧关心着人民海军的建设。他对海军负责人说：“海军很小，敌人不怕”，“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这对海军是一个极大的鞭策。海军党委专门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力争在十年内建成一支较强大的海军”。毛泽东看到报告后，非常高兴，提笔批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这是毛泽东生前对海军所作的最后几个亲笔批示之一。
确定新中国第一个军事战略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后，将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战略方针，来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以抵抗外国侵略，保卫祖国？这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美帝国主义不久又以各种借口和种种形式继续在制造紧张局势，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
面对国际和中国周边局势趋于紧张的情况，毛泽东不能不对反侵略战争有所考虑和准备。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帝国主义的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第二年的1月20日，毛泽东又强调：“要准备对付突然袭击。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那么一些疯子，他们会不顾人民的反对，硬把世界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可能性。我们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可能提早到来这一点上。”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主持召开了战备工作会议，彭德怀就作战指导原则和运动战、阵地战的地位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为了加强战备，当时在中国军队中的苏联军事顾问一再催促中国拟制一旦发生大战时全国武装力量使用预案，以便与苏联协调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就两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达成共识。
恰在这时，应苏联邀请中国政府准备派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到华沙参加华沙条约8国签字仪式。195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彭德怀汇报国内战备工作和出席华沙条约国首次会议的准备事项。彭德怀谈了中国关于反侵略战争准备和作战计划，并提出拟趁出国之行，对未来反侵略大战的有关问题，同苏联军方交换意见。会上，毛泽东同意彭德怀趁出席华沙条约国会议的机会，到莫斯科就大战时的军事战略方针、作战协同等问题同苏联军方交换意见，并在听了全国武装力量使用预案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历来是积极防御，作战行动是后发制人，决不首先发起战端。”
从华沙回国途中，彭德怀于5月21日到达莫斯科。在与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会谈时，了解到苏联的军事战略方针已由“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改变为火箭核战略，强调核武器的首次突击作用，认为现代战争在几分钟内就定胜负。这就是说，苏联的军事战略方针已由积极防御改变为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
彭德怀向朱可夫介绍了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强调后发制人在政治上道义上的意义，并告诉朱可夫，尽管核武器有巨大的杀伤力，但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只要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不会在遭受首次核突击后丧失持续作战能力，正义战争最后会取得胜利的。
由于中苏两国在军事战略方针上的不同，因此，关于大战时两军作战协同问题便没有进一步商谈。
彭德怀回到北京后，6月5日，他在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这次东欧之行时，明确提出拟写一个进一步阐释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文件，用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以便在下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毛泽东表示同意。
1956年3月6日至15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保卫祖国的军事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
在会议上，彭德怀明确了新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3月23日，中央军委将会议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批准，从而确定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军事战略方针，并下发全党全军贯彻执行。
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确定，为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提供了依据，明确了重点，对统一战略思想，推进军队建设和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毛泽东在思考中国军事战略方针时，又将“诱敌深入”作为其重要内容，认为面对强敌，御敌于国门之外，从来就不是好办法，还是诱敌深入才好打。因为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便于发挥我们的长处，大打人民战争。当然，毛泽东认为，诱敌深入不是不要防御，摊开两手，让敌人长驱直入。该顶的地方还是要顶，而且要顶相当一段时间，但顶的目的是为了消耗敌人，打乱敌人战略部署，使我们后边有时间作些准备。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中央军委明确确定以“积极防御，诱敌深入”为军事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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