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美国主持召开了全球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这是16年来首次由美国召集的气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号召全世界“超越《京都议定书》”，像反恐和控制疾病流行那样，各国集体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不过，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还是在重弹老调，仍然不愿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美国召集的气候变化会议恰值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之后。一周之内在美国举行两个高级别气候变化会议，不仅凸显了人类应对“后京都时代”巨大挑战的迫切性，也为美国提供了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机会。但与联合国大会强调的实行强制性减排原则不同，美国宣称，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在全球主要排放大国间达成共识，允许各国制定各自的减排政策。布什的环境顾问康纳顿对此的解释是，“我们的哲学是每个国家都有权力制定自己的政策”。
其实，在冠冕堂皇的所谓美式哲学后面，是美国对《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不认可。担心发展中国家“占便宜”以及自身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这是长期以来美国作为第一排放大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原因。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1/4以上，而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4.5%左右，但美国政府非但不愿反思如何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其不再严重依赖于温室气体排放量较高的石油等化石燃料，反而认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的义务之前，美国也不应接受具体的减排目标，因为设定减排目标会导致美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然而，美式哲学很难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体现了公平的原则。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自工业革命开始后的200多年来，美国与欧洲等发达国家累计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现有温室气体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些发达国家当然应该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时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责任与义务。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发展经济、消除贫困重任的同时，还在客观上承受了发达国家转嫁过来的环境代价。从这一点看，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
对于这次美国召集的气候会议，舆论更多把它视为布什政府继今年5月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后，为摆脱国内国际被动局面的又一次“公关秀”。其高调的言辞背后，依然是虚幻的承诺。白宫为“后京都时代”开出的应对之策本质上是一种自愿原则。在美国，这些对策主要体现在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燃油经济性、奖励节能家用电器、节能建筑等。这些措施无疑是有益的，但单靠自愿减排根本无法达到《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美国减排目标。美国具有技术优势。随着节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美国完全能够在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标准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纽约时报》认为布什政府的“公关”效果，不过是更加凸显了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孤立处境。
没有美国这个排放大户参与，任何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都难以实现。美国承认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挑战，而且自封为世界“领导者”，似乎希望在这个攸关人类基本生存的大问题上带头行动。但如果总是口惠而实不至，最终恐怕会招致更多的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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