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拉-阿尔玛戈与以色列电影

　　吉拉·阿尔玛戈与以色列电影

　　“我们以色列人特别注重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能够生存下来。所以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及时行乐，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生命不能预料，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以色列人对生命看得很重，我们会做一切事情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

　　撰稿／王 倩（记者）

　　在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中，男主角阿弗纳的母亲，是吉拉·阿尔玛戈留给中国影迷的点滴印象。但比起其在英语电影中的演出，这位以色列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演员更愿意大众关注自己在以色列本土电影中说着希伯来语的那些角色。刚刚过去的9月底，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以吉拉·阿尔玛戈个人名义命名的影展上，集中展示了从1964年到2006年间由她主演的9部希伯来语作品，清一色的现实题材作品。

　　如果在以色列的国家艺术文化和社会史册中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人，那便是吉拉·阿尔玛戈。当以色列电影业开始起步，吉拉·阿尔玛戈就已经是其中的一分子。如今以色列已经在国际影坛牢固立足，而吉拉·阿尔玛戈本人也因为演员和作者等多重身份而成为以色列文化的象征，“最幸运而且让人欣慰的是，我能和一些为以色列电影发展铺平道路的演员、作家和技术人员一起工作着”。

　　68岁的吉拉·阿尔玛戈，带着我们走进了巴以冲突之外的以色列。

　　儿时的记忆

　　以色列电影展的开幕影片是1989年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影片《阿维娅的夏天》，1951年，10岁的阿维娅被母亲从寄宿学校带回家过暑假。阿维娅的父亲死于纳粹大屠杀，母亲是纳粹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她被过去的记忆所困扰，情绪变得不稳定。阿维娅相信幸福的未来正在等待着她，可现实是残酷的，最终母亲病发被送回了精神病院，而阿维娅也只能回到如同集中营般的寄宿学校。

　　没有一个画面有关战争，但影片中处处在写战争，战争的创伤残留在了日常生活的每个不经意的角落。比如阿维娅被母亲逼着剃成光头来摆脱寄宿学校的虱子，而女性的光头一直是母亲走出的集中营中最常见的发型；阿维娅这个名字并不常见，邻居们总是喊错，而小姑娘对自己名字的坚持恰如贫穷苦难的以色列这个刚建成的国度的执著。

　　吉拉·阿尔玛戈饰演的是阿维娅的母亲，而影片讲述的其实是吉拉·阿尔玛戈本人的儿时记忆，阿维娅就是幼时的吉拉，电影《阿维娅的夏天》是根据她1987年出版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的。吉拉·阿尔玛戈出生在1939年建国前的以色列，出生前几个月父亲死于纳粹大屠杀，而母亲因为在集中营的经历而一直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因此她的童年颠沛流离，在各个儿童寄养机构间辗转长大。但艰辛的童年成为她的宝贵财富，也给她带来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

　　1992年吉拉·阿尔玛戈继续出版了自己的人生自传小说《苹果树下》，由她主演的同名电影在次年问世。这时的阿维娅身在1953年，她试图寻找到已故父亲的消息，她和一群因大屠杀而沦为孤儿的青少年，共同住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里，保证自己的温饱。而当时的以色列正尽力与多年大屠杀战争导致的千疮百孔抗争着，很多人在这些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成长记忆。

　　母亲的形象

　　17岁的吉拉·阿尔玛戈被以色列赫赫有名的剧院Cameri招至旗下，从登台演出《九死一生》起她踏上了职业演艺之路。在去美国学习了两年表演之后，吉拉回到了以色列，在各个顶尖剧院担纲舞台剧主演。她还主演了40多部电影和不计其数的电视剧集，从悲剧到令人捧腹的喜剧，从歌舞表演到剧情复杂的戏剧，吉拉涉足多个艺术领域，并获得以色列国内各种奖项及诸多国际大奖。1997年，吉拉·阿尔玛戈获得以色列电影学院终身成就奖。继《苹果树下》之后，吉拉·阿尔玛戈又继续出版了两部以儿童为题材的小说，只是说的不再是自己的故事。

　　和吉拉·阿尔玛戈一起访华的以色列特拉维夫电影资料馆馆长阿龙·加尔布兹评价说，吉拉在以色列电影界的地位并没有随着她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减弱。相反，她的演艺精华在近年来得到了更突出的体现，佳作迭出，走向了辉煌的顶峰。

　　本次影展展出的8部作品中，除《阿维娅的夏天》之外，最震撼人心的要数2006年的新作《被缚的手》。一位同性恋的艾滋病患者濒临死亡，母亲为替他寻找大麻而踏上亡命之旅，这个既勇敢又懦弱的母亲为了补偿曾经对儿子的疏离，义无反顾地在骇人的危机中找寻着力量，而母子两人也从隔膜走向了互相谅解。

　　吉拉·阿尔玛戈在影片中各式的母亲形象是本次影展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电影中的母亲往往是宽容博爱的，但吉拉展现的不同年龄段的母亲有些顽强而隐忍，有些漠然的表情下满是内心的挣扎。唯一能够找寻的线索就是早期影片中（如《萨赫莉》和《阿宾卡》）因为年轻而略显尖锐的声音，到后期影片中（如《家庭和生活的滋味》和《被缚的手》），她的表达方式渐趋内敛，不张扬，不见直抒内心的表达，即使扮演泼辣女性也是如此。

　　以色列电影印象

　　在影展开幕式上，谦虚的吉拉·阿尔玛戈说：“此次参展的影片只是以色列电影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在以色列电影这个大家庭里我的作品无论原来还是现在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但以色列电影的特色——以色列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对这个苦难民族的情感迸发——在这几部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1973年的《切罗基大街的房子》讲述了英国托管末期的以色列特拉维夫生活刚刚有所希望时，老百姓面临着苦难降临的挣扎（该片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1994年的《魔咒》描绘了以色列的摩洛哥移民多姿多彩而充满激情的文化（该片入围1995年度柏林电影节正式参赛影片，并获得特别关注奖）。

　　以色列的电影制作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早期曾以宣扬犹太复国和反映战争创伤为主导，意在塑造当时的英雄形象。到上个世纪90年代，大量充满人文气息、具有不同风格的艺术电影不断涌现，导演们不再将政治和宗教的主题放在首位，而是放眼于对人的关爱，反映人们的基本生活和尊严，旨在根本上揭示这个国家所经历的一切。如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其子女（吉拉·阿尔玛戈主演的《阿维娅的夏天》和《苹果树下》），以及新移民的种种苦衷（由汉娜·阿祖莱和什穆埃尔·哈斯法里导演的《舒尔》和列昂尼德·格里韦茨导演的《加柠檬的咖啡》）；也有侧重反映以色列的现实生活，如涉及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乌里·巴尔巴什导演的《墙外》），探讨当下社会的同性恋问题（吉拉·阿尔玛戈主演的《被缚的手》）。

　　10年之前的以色列电影还仿佛是个婴儿，那时几乎每拍一部电影都像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是一个奇迹。但如今以色列在好的年份能制作出20多部电影，这对以色列这个小国来说很不容易。尤其是以色列电影近年来获得了很多国际奖项，赢得世界的喝彩和承认，对于以色列电影人来说甚为自豪。

　　我们眼中的以色列和战争密不可分，但战争和动荡并没有给以色列电影带来太多的苦难。吉拉·阿尔玛戈一生经历了二战、黎巴嫩战争等大大小小的战争多达九次，战争和灾难似乎已经成了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这些都不是以色列电影的障碍。苦难之中的坚韧和优雅，正是吉拉·阿尔玛戈和以色列电影的魅力所在。

　　我想一直演下去

　　新民周刊：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以色列是一个战火纷繁和冲突不断的国家，我们很好奇以色列电影都说些什么？

　　阿尔玛戈：我承认以色列有很多战争的威胁，但以色列老百姓还是在正常的生活之中的。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也有电影院。人们结婚生子，孩子从幼儿园开始长大求学，生活很美好。在其他国家的大城市里偶尔也会有炸弹袭击之类的恐怖事件发生。战争是很不幸的，但以色列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我非常热爱那里的生活，那是最适合人们生活的地方。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以色列人特别注重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能够生存下来。所以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及时行乐，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生命不能预料，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以色列人对生命看得很重，我们会做一切事情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

　　新民周刊：你说过十几年前完成一部以色列电影都是一个奇迹。但去年以色列一年完成了20部电影的制作，是什么导致了以色列电影市场的好转？

　　阿尔玛戈：这种改变主要来自政府对电影业的重视。政府先是承认电影业的重要性，把我们作为商业的一环去培养，提供贷款形成基金会，并让它来资助我们这些电影人。10年前你想拍电影的话必须想方设法去各处借钱，但现在如果你有好剧本或者好构想的话，政府会主动出资甚至为你提供一位好导演，钱的到位是非常及时的。所以去年以色列拍了20多部电影，其中有五六部获得了国际上的最高奖项。

　　新民周刊：希伯来语在100多年前复苏，以色列的希伯来语电影已经创造出自己的表达模式了吗？

　　阿尔玛戈：以色列电影并没有一种特定的模式。随着希伯来语的复苏，世界各地的人都聚集到了以色列，把各种文化汇集在一起来创造以色列的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面孔，以色列的文化也变得更加多彩。当然以色列电影也有典型特点，比如人说话的声音比较大，但以色列电影不会让人觉得单调。

　　新民周刊：你已经拍摄了两部自传体电影，说的都是你的童年生活。你是否有意将你的人生继续展现在银幕上呢？

　　阿尔玛戈：不，我不打算拍第三部自传体电影，但我有计划把我的第三本小说拍成电影，也是有关孩子的电影。不过我已经不可能在其中担任角色了，因为我年龄不适合了。

　　新民周刊：2005年你接拍了好莱坞电影《慕尼黑》，它说的是犹太人的一段悲惨记忆。

　　阿尔玛戈：能和斯皮尔伯格合作是我的幸运，也是给我的一份礼物。他是伟大的导演，对一切都很好奇。而且这部关于犹太人的电影对他也很重要，他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之间很好沟通。我很感谢他给我这个机会参与这部电影。

　　新民周刊：《慕尼黑》之后你又出演了3部电影。是什么让你保持如此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呢？

　　阿尔玛戈：我喜欢工作，只要他们雇用我，我就会一直工作下去。我今年68岁了，虽然身体有些变老，但我的记忆力非常好。在我的有生之年，我想一直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