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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诺贝尔奖获得者面对面(组图)

  9月13日,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托马斯·谢林、罗伯特·蒙代尔来到中国科学院,就“中国与世界”这一主题作学术报告,并与听众展开对话。

  新华社发
卡罗·卢比亚

埃德蒙·菲尔普斯

托马斯·谢林

哈罗德·克罗托

理查德·施罗克

沃尔特·科恩

马丁·格林

  编者按:

  能源短缺及能源与环境的矛盾成为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挑战之一,如何走出一条既能保持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发展目标的清洁发展之路是人类思考的大主题。诺贝尔奖历来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受到人们深深的敬仰。在不久前举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期间,本报记者就此主题专访了部分与会者。本周,正逢诺贝尔奖“颁奖周”,《国际周刊》特推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面对面”,以期与广大读者共同思考。


  发言集萃

  矿物燃料继续不受限制地使用将大大改变地球的气候,这实际上将影响所有的生物。现急需新视野,只有对全新能源迅速而又竭尽全力地进行研究开发并投入足够的资金支持,才能改变这种趋势。现在,非常需要在科技开发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已经成为我们对后代艰巨而又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对这样的责任既不能疏忽又不能延缓。

  ——卡罗·卢比亚(198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多学科研究正在使纳米科学及纳米技术成为令人神往的新领域。从民用工程至先进的分子电子学的应用,甚至有望改变经济学。这些基础性的进展暗示着,在我们口袋中的超级电脑及可轻易地抵挡超级飓风及剧烈地震的建筑物将成为现实。

  ——哈罗德·克罗托(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温室气体对地球如何变暖,气候有哪些变化,气候变化对农业、健康有哪些影响,以及不同国家如何适应的分析还在进行中。人们尚无法预测地球可承受的温室气体的最高浓度是多少,因此也无法制定全球性“配给”方案。毫无疑问,最恶劣气候的受害者将是农村的贫困人口,经济发展是重要的防护。目前迫切需要实施一个宏伟的计划来研究、开发和探索新的经济型能源和碳截存位置。发达国家应向欠发达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

  ——托马斯·谢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沃尔特·科恩:

  能源使用将出现分水岭

  本报记者 牟宗琮 崔 寅

  沃尔特·科恩教授是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现担任美国能源部基础能源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

  记者:我们知道,您在不同的场合都介绍人们去观看由您制作的《太阳的力量》这部纪录片,它向人们传达了怎样的信息?

  科恩:太阳能是一种廉价、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我们现在亟需关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这部片子,我们想让普通民众也能认识到眼下全球的能源状况:本世纪中叶,也就是2050年前后,全球能源的使用将出现一个分水岭——之前,石油是世界上最主要能源;之后,其储量将急剧减少;而再过20年,很可能被消耗殆尽。这一事实足以震惊全人类。我们认为,让人们及时认识到可能出现的人类危机至关重要。我们现在急切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资金和人力资源进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记者:您从事的主要领域是物理学研究,近些年开始关注能源与环境问题,您是何时开始关注能源与环境问题的?

  科恩:很难讲是从何年何月开始。物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涉及到能量的转化问题,可以说,多数物理学家都会在研究时考虑到能量的问题。人们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涉及到能源,物理学家对此也会加以关注。我也注意到,全球的能源状况令人担忧。如果说我对能源问题的关注有什么时间标志,那就是美国总统布什的上台。布什上台后很快就终止执行克林顿在任期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按照美国的政策体系运作方式,议定书在总统签署后,只有经参议院批准之后才能生效。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即收回了克林顿总统的签字,而此时《京都议定书》还没有经过参议院的批准。他给出了两条理由:一、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尚存争议,并不确定;二、应对全球变暖代价高昂,即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美国经济而言,负担沉重。事实上,任何有关科学的问题,都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确定性。如果说人们对某一问题尚存争议就不去加以解决,那么任何问题都不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记者:现在,布什政府的态度已有所改变吗?

  科恩:应该说,有很大改变。出现这种变化有几个原因。首先,支持布什先前观点的人少了,特别是近三四个月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公布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报告,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名权威专家参与了问题研究和报告的制定。报告的一个结论是,气温微小的变化也会给地球带来深刻影响。所以,虽然布什总统以前很少提及气候变暖的问题,现在也不得不对这一问题加以重视。当然,新出现的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对气候变暖有着与总统非常不同的观点,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在当前的背景下,有关能源和气候等问题,对经济发展、选举结果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总统还面对着这一方面的压力。

  本报记者 廖政军

  发展与环保有点像拉锯战

  埃德蒙·菲尔普斯:

  初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只是一位白发苍苍、神闲气定的老人,但74岁的他正是因在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赢得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大师。

  值得一提的是,菲尔普斯与中国颇有渊源,他曾多次访华,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献计献策。

  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环境保护

  “我对中国的发展非常有兴趣。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研究有关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菲尔普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饶有兴致地说。

  菲尔普斯曾多次在演讲中称,中国经济表现非常好,这得益于中国在过去20多年来选择了非常正确的经济政策。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

  菲尔普斯对中国政府所坚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表示赞赏,认为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十分重要。他还强调,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关键所在,而充分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却又不乏创新与活力的发展才是关键。

  “如果这种创新型经济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就要考虑到破坏环境的结果反过来会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他认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提倡创新型经济,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一定要有利于环境保护,否则将毫无意义。

  发展中国家应得到特殊对待

  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应该怎么办?这是菲尔普斯此次被问到最多的问题。记者再次抛出这一问题时,菲尔普斯给出了一个经济学家特有的缜密思考后的回答:“如果发生冲突,有时候环境可能要让步,有时候经济需要让步,有一点像拉锯战,这两个力量之间会相互拉扯。”当然,他也强调,如果一个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不能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那么国际社会需要督促其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菲尔普斯还认为,给碳排放征税或许也是一个解决办法。这种做法在欧洲很常见,但在美国,出于政治因素,对大型天然气、石油企业征收排污税则很困难。

  菲尔普斯指出,经济发展其实也可以在促进节能减排等方面起作用。比如,将一些污染型的企业搬到了一个对市区环境影响小的地方。再者,政府可以建立一些市场竞争机制,竞争能带来更多效率,同时政府要遵循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不能将新企业排除在外,还要保证更加有力的管理。

  谈到各国环境保护的责任问题时,菲尔普斯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节能减排义务,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应该给予特殊对待,而不应将这种快速发展的势头打断。美国四五十年代也污染过很多河流,但经济发达后,这些河流也都被治理好了。

  最后,菲尔普斯对记者说,中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中国人民拥有敢于冒险、乐观向上的精神。“我有信心,中国的努力会有美好结果”。

  理查德·施罗克:

  向电动汽车时代靠拢

  本报记者 刘 超

  在诺贝尔奖100多年的颁奖历史中,2005年的诺贝尔奖被首次颁给“绿色化学”学科领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理查德·施罗克教授是三位获奖者之一。根据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解释,施罗克教授提出的有机合成复分解反应理论使化学反应过程更有效,使这个过程更为绿色,更为节能,对环境更为“友好”,因而代表着通往“绿色化学”迈出的伟大一步。

  记者:在您看来,北京迎来一个碧水蓝天的绿色奥运需要在环境方面做出哪些努力?

  施罗克:对于北京目前的环境造成污染的因素有许多,但汽车尾气是一个主要污染源。中国需要竭尽一切可能减少尾气污染。当然,人们总不能不开车,禁止人们开车上路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可以使用那些以乙醇或其他环保燃料为动力的汽车,这是有可能逐渐取代柴油、汽油等传统燃料的一种措施。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逐渐向电动汽车、乙醇燃料汽车、太阳能驱动汽车等新型动力过渡,我个人估计最终还是要向电动汽车时代靠拢。但是发电也需要耗费煤炭等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原材料,这也是在以间接的方式燃烧碳基燃料。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大幅度减少传统燃料的使用,向非碳基燃料迅速过渡,以逐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譬如说,太阳能便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一种替代燃料。

  记者:本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主题是“能源与环境”。您对世界范围内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的前景如何评价?这一进程可能呈现何种趋势呢?

  施罗克:西方有句俗话,“事情在变得更好之前永远都是变得更坏”。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形势日益严峻,我们必须继续目前的减排措施,并实行重大变革,才能扭转这一趋势。这一进程可能会花费很长时间,也可能需要我们做出某些牺牲,但是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情况。在具体步骤上,我们必须减少煤炭、柴油、汽油等二氧化碳气体来源的使用,因为这些燃料不仅带来了温室气体,还会产生硫化物等有毒物质。所以,减少这些燃料的使用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改善环境的重要步骤。

  记者: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二氧化碳气体减排工作,已经明确把节能减排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和突破口,并为此做出了专门部署。您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施罗克:中国政府朝着这一方向做出的努力无疑是一种崇高的尝试。贯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硫化物排放、减少悬浮颗粒、更加高效地燃烧石油等方面的措施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朝这个方向做出努力。

  记者:发达国家中,节能、环保和减排的意识很强,经验也很丰富。您对中国政府的节能减排措施会提出哪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施罗克:政府需要将节能、减排和环保的措施纳入立法轨道。比如说,出台详细的法令要求火力发电厂妥善安置煤炭燃烧带来的二氧化碳气体,例如埋入深海等。这一强制立法过程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单纯依赖市场的力量是根本行不通的。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毫无疑问会提高企业的成本、影响企业的利润,因此指望它们自发采取措施是不现实的,必须通过立法强制推行。

  我给中国政府的建议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继续关注,继续投入,控制污染,贯彻始终。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可能出现一些冲突的地方,需要付出其他很多国家已经不再需要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必须对地球的环境负责。

  马丁·格林:

  本世纪末是太阳能的世界

  本报记者 裴广江

  “如果这个世界足够理智,我预计,本世纪末是太阳能的世界。”马丁·格林教授说这句话时语调平缓,仿佛这将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马丁·格林,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的太阳能利用技术专家。他曾荣获2002年“优秀民生奖”,该奖每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前夕在瑞典颁发,以表扬在全球对民生最有建设性贡献的实践经验,被称为“另类诺贝尔奖”。

  他说,本世纪成为太阳能的世纪,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到本世纪末,太阳能将为人类提供大部分所需能量,据德国科学家估计,这一比例为64%。在他担任执行研究主任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超高效光电学研究中心,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化率达24.7%,非常接近此种太阳能电池转换率的理论最高值30%。他说,“与核能技术相比,太阳能技术取得进步不会是大问题”,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化率有望在未来5至6年得到进一步提高。

  对于太阳能产业化面临的主要问题——高昂的成本,马丁并没有表示过多的担心。他说,煤电价格最初也很高,但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的煤电价格最终便宜下来。人们把现在的太阳能技术与煤电技术进行对比“是不公平的”,因为太阳能发展时间非常短,而煤电技术已经发展了100多年。

  当然,马丁也承认,石油和煤炭发电产业将对太阳能的发展构成挑战。因为,在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能源政策经常会受到石油和煤炭公司利益的影响。为此,他希望各国政府能够干预能源发展,让清洁能源逐渐取代传统的能源。

  “未来10到20年,可能会产生一个从化石能源转向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过渡期。”这是在北京期间,马丁多次提到的一句话。这一判断,反映了他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

  “我们希望在不远的未来通过太阳能发电来满足1/4的能源需求。”马丁认为,全球已经初步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一些研究成果显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除了太阳能发电之外,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对于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取得的成就,马丁赞赏有加。他说,中国是太阳能市场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中国太阳能光电市场在过去10年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其制造的设备主要用于出口,而且增长最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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