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平
国庆节前收看某电视台的一期节目，第一部分内容是主持人接二连三地用小学6个年级教科书中的一些常识性问题向嘉宾提问。那天的嘉宾是一个体体面面的年轻小伙儿，他在答题板上不时写错答案，其中一题的正确答案本是“减轻”二字，可在小伙儿手持的碳素笔下，“减”字的左边写成了“氵”，“轻”字索性以汉语拼音qing替代。
尽管是一不留神把自身“提笔忘字”的缺陷暴露给了场内外观众，小伙儿却毫不在乎地与主持人开着玩笑。
依我看，那小伙儿即使只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他的汉字书写能力也不至于如此低下。但是，如今书写汉字时频频依靠手机或电脑“救助”的大学毕业生也不在少数，身陷“写字困境”的他们，一遇到结构稍微复杂点儿的汉字就写不完整，至于写错别字，更如家常便饭。电脑打字的书写方式日益流行，正悄悄改变着人们读写汉字的传统习惯。
每个人读书时的理解、欣赏和感悟，写作中的评述、描写和抒情，无不依赖于小时候跟老师学认的一个个汉字。正如清代学者戴震所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明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一言蔽之，人生学问识字始。然而，在电脑哺育下长大的一代人普遍出现的汉字书写障碍问题，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关注：如果不在学校的每一个阶段加强汉字书写方面的教育，传统汉字所承载的中国语言文化就会离我们渐行渐远。
从我国政府在世纪之交宣布基本实现“两基”至今，“普九”的人口覆盖率已从85％扩大到98％。教育部官员介绍，中学课程标准之一是初中毕业要会读会写汉字3500个。而在现实中，初中毕业生语文达不到应有程度，很难做到汉字的正确拼写和阅读的比比皆是。这到底是读图时代文化的错，还是教学方式的错呢？笔者曾听到一位教初中二年级的老师抱怨：“20年前教给学生的语文练习，现在的学生做都感到太难了。”回想20多年前的小学语文教学还是那样的历历在目：以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联想运作，在经由师生切身体会的亲和感中引发学生主动学认汉字的兴趣。那个年代小学教师的用心求索，难道真的时过境迁，成了令人怀恋的往事？
在现实中探索正确理解和运用汉语言文字的教育改革后来者，解答了这个疑问。一所12年一贯制民办学校的教改实验，在优化课程的纵向结构方面，采取了与众不同的“语文学科重心下移，数理学科重心上移”策略。校方解释：在小学和初中低年级这个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段，多安排课时学习语文，到初中高年级和高中，再多安排课时学习抽象思维要求较高的数理，过早或过晚，都会导致事倍功半。这样的教改，促使师生的主要精力从以往那些看似热闹却令人厌烦的课文分析，转移到了实实在在地提高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上，结果使初中毕业生全部通过了国家规定的上述汉语言课程读写标准。
同样令人欣喜的还有一名小学老师在教学中有的放矢纠错的不懈努力。她每接一个新班级，总会让孩子们准备一个记错本，用来记载平时写过的错别字。比如有的把“不胜荣幸”的“胜”错写成“甚”，把“情有独钟”的“钟”错写成“衷”，还有的把“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韪”错写成“畏”，五花八门，各有各的错法。有了记错本，孩子们不仅可以随时记下自己写的错别字，而且可以经常回头看看自己曾经的错。期末复习词语时，这名老师还逐个拿来孩子们的记错本，到课堂上念出那些容易出错别字的词供全班听写。就这样，孩子们作业中的错别字越来越少，因为每个孩子写过的错别字，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孩子再也不会重蹈覆辙。
尤其可贵的是，就这种纠错的执著态度和独特方式，这名老师还有一番教学感言。其大意是：比一个错别字本身危害更大的，是我们对错别字的态度。把许多事情做对、做好，通常是成功的基础，然而有时仅有的一个“错”，也许会轻而易举地使那个由许多“对”积累起来的成功毁于一旦。因此，成功并不在于你做对了多少，而在于你没有做错什么（据《广州日报副刊》）。这或许正是记住我们自己曾经的错别字的真正意义。
都是为了不失时机地提高孩子们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以上无论是学校持之以恒推行的教改策略事例，还是老师个人孜孜不倦尝试的纠错方式事例，竟与教育界的一项科研结论“小学语文课最能体现教师教学的引领作用”不谋而合。原来，21世纪初的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书写汉字的能力大踏步退化，或者说他们当年获得某个学历时，书写汉字一项就没有达到相应的课程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学校的语文教学长期没有解决好“怎么教”的问题有关，也是当年小学老师对他们的作业和作文中的错别字没有认真纠正所致。
记得这样一句教育警语：“在人之初的每个教育阶段，凡有缺失日后都很难弥补，有些缺失甚至会伴随一生。”眼下此警语所言中的，不就是那些蹉跎了自己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段而很难弥补缺失的年轻小伙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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