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中国为什么坚定这条路
29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禁锢，一场思想解放大潮，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释放出无穷活力。
社会主义是大海。
近30年的成功实践，不断坚定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的信心。
走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逐步走向富裕。从1978年至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17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3587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6.7%，这是前所未有的纪录。
走在这条道路上，国家走向富强。中国经济在近30年间保持了年均9.7%的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在2006年迈上了20万亿元的大台阶，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提高了国家影响力，为改善人民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较为雄厚的国力基础。
走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释放出人民创造财富、共谋发展的激情与活力。近30年中，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国有企业改革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所有制结构改革到分配制度改革，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到在实践中的深入推进，从经济建设到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我们的制度在不断完善，我们的社会在不断进步，我们的目光更加远大。
走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人民日益展现出文明自信，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精神面貌。
这条道路，是一条解放思想的道路。为了人民富裕，祖国强大，必须继续发挥好、调动好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牢记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语：“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
这条道路，是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继续深化，和谐世界理念的持续推广，都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地推进改革开放，在所有的领域朝向现代化目标不懈努力。
这条道路，是一条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道路。这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大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最新总结，必将激发出亿万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干劲。
这条道路，是一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
近3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这条道路，我们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顺畅，越走越显示出迷人魅力。□
《瞭望》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寻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论断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高度成熟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军
新中国成立五十八周年之际，北京天安门广场像以往那样搭设起盛大的花坛，孙中山像之侧，50米长的组字灯箱上显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看似不新的话题，却成为了中国理论界的一大热点。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民日报》随后以《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为题刊发评论员文章指出，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今年9月迅速推出《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一书，短短两周时间，发行量逾120万册。这本书以通俗的语言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对2007年中国的理论热点问题作出深入浅出的回答，“如何理解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第一解读热点。
一时间，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文章密集地见诸各大报刊。中央党校教授、党章研究专家叶笃初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意义深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论断的提出，是党的共同信念、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标的集中表达，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高度成熟。
一篇新闻报道记录的时代强音
“中央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76岁的刘野关注着近期的理论动态。
他是《瞭望》前副总编辑，1984年曾编发了本刊的独家报道《邓小平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篇报道后经编辑整理，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前段时间，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议论很多，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小平同志已经说过了。议论多是好事，表明思想活跃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我们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搞现代化建设，不能走老路，不能去重复别人的错误。”重温往事之后，刘野得出这样的结论。
1984年6月30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前来参加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的日本委员会代表伊东正义、冈田春夫、向坊隆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系统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构想。
《瞭望》派出资深记者朱敏之采访了这次活动。“当了一辈子的政治记者，对这次小平同志的谈话当然敏感，因为这里面有许多新内容。”已退休的朱敏之回忆道，“当时我作完了原始记录，回来跟编辑部商量，大家非常重视。《瞭望》那时抓这个报道，抓得很对。”
邓小平在这次会见中对日本友人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接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了论述，指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他还说，我们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小平同志还对改革开放、农村问题等作了全面的论述。朱敏之回来后对我说，小平同志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么详细过。她给我念她记录的内容，我越听越觉得重要，说赶快整理出来，争取公开发表，这个太重要了。”刘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稿子写出来后，朱敏之在采访小平同志的另一次外事活动时，请他亲自审阅。小平摆了摆手说：不看喽，你核对一下就可以了。”
1984年8月20日，《瞭望》独家刊出了这篇报道，文中配发了邓小平在海滨浴场游泳的大幅照片。那一年，邓小平已是八十高龄，但他精力旺盛，新论不断。在向日本友人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1984年6月22日、23日，他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还系统地论述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如今，这些论述，已被定义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
《瞭望》是在《中南海纪事》专栏中刊出《邓小平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这个专栏以当时被许多人视为“禁区”的中南海为报道领域，重点披露中央决策及中央领导人的活动情况。专栏自1981年4月《瞭望》创刊之始设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关注。
《中南海纪事》专栏的设立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1981年3月25日，邓小平在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就《瞭望》开办《中南海纪事》专栏的来信上批示“可以”，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也都表示赞成这个计划。
邓小平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论述、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论述、关于科学教育的论述等，相继见诸《瞭望》。在那个刚刚历经“十年浩劫”的年代，这些重要论述融化了人们思想的坚冰，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号巨轮一往无前。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邓小平致开幕词。他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和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
党史专家公认，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是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的阶段。党的十二大报告系统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并从中国国情出发，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代化”、“高度民主”、“高度文明”三位一体，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建设一起抓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改革开放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
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强调实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方针。
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六条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并明确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至此，我们党已经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1998年编著出版的《入党教材》（修订本）对此作出权威表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写入党章
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发展和丰富的阶段。
1992年春天，邓小平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随后中共中央以（1992年第2号）文件形式，下发邓小平在沿途谈话的要点，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致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我国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事实上，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谈话就成为后来党的十四大各项文件包括党章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主要根据。”叶笃初说，“正是在这样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十四大修改党章所承担的重大使命，就是以党内根本法形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大政方针固化在党章文本中，并作出相应的条款规定。”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首次在党章中出现是在1992年修改通过的十四大党章中，叶笃初参与了那次党章的起草。
据他所知，有关党章修改请示报告提出：以科学的历史的态度，对原来党章作出明确的肯定，指出它的基本内容和规定是正确的，但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党的任务需要，十四大有必要对党章进行部分修改，特别是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这是党的工作和建设的需要，也是全党同志的共同愿望。
为此，在中央的具体指导下，党章修正案中充实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内容；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增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党在这个阶段基本路线的内容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总纲部分出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6处、条文部分3处。
总纲部分第五段中，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充分肯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史上的第一次。
此外，十四大党章中还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多处表述。“当时虽然没有出现邓小平同志的名字，但人们一看党章有关内容，就可知道这是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观点甚至语言。”叶笃初说，“何况，在十四大报告中，还有党章修正案的说明中，多处冠名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字样。所以，在党内外人们的一般认识中，都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视作是同义词，并不特别在意在具体应用中是否有所区别。”
党的十五大是邓小平理论正式确立和命名的阶段。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和使用了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写进了党章。
据叶笃初介绍，自十六大党章起，从文字规范的角度考虑，统一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不再加“有”中国特色“的”这样的前置词及后缀。
叶笃初认为：“现在，人们都逐渐习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党的十四大在党章史乃至党的整个历史上，首次载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这的确是功不可没的。”
“‘主心骨’是不可以随便变动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领导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要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路，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为以后的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
邓小平理论确立之后，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思想，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等等，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了四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刘毅强认为，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列居四个“坚定不移”的首位，这是因为解放思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和奋斗目标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们的改革开放可能就会失去方向，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将无法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终将会成为一句空话。
关于解放思想，邓小平有过这样的论述：“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现实社会中，在人们的头脑中，“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主要表现在哪里？刘毅强等专家认为，首先，我们要继续从我党历史中长期“左”和右的错误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其次，我们要继续从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和一些所谓“传统正确认识”中解放出来，尤其要防止新时期的教条主义。第三，我们要继续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中解放出来，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坚定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第四，我们要继续从改革开放中凡事必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着眼于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叶笃初说，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四个坚定不移”，看起来仿佛是“老话”，实际上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原则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四个坚定不移”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既是指导解决当前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顺利发展夯实基础。一个需要长期奋斗的伟大事业必须有“主心骨”。“四个坚定不移”根本之点正是因为被实践证明为正确而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同，成为我们事业的“主心骨”和立足点。“主心骨”是不可以随便变动的。□
《瞭望》文章：立足“初级阶段”发展
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排名已“坐四望三”，但中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未变；这一阶段中国的基本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逐渐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潘燕 袁元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到了一个新起点上。在这个当口，中央高层近期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新强调，对我们认识当下中国的基本国情、所处发展阶段及历史方位，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回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与发展，曾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
在党的文件中，“初级阶段”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则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四大报告则重申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而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中国国情的判断仍是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的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校的讲话中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而此前的2月26日，温家宝总理以《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为题，对目前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
“初级阶段”从第一次系统论述，到今天再次重申经历了20年的历史。这20年也恰好是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攀升、经济活力四射、国际影响力日渐提升的20年。今天再次重申“初级阶段”，强调正确认识国情的原因和意义何在？
为此，《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十七大代表、中共南昌市委书记余欣荣，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韩保江教授，中央党校科社部秦刚教授，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白津夫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立群研究员，经济学者常修泽教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丁元竹研究员等多位实践者与研究者。
此次重申的新意
观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20年间的发展脉络可知，其每次“重申”都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对基本国情一脉相承认识基础上的不断发展和丰富。
回顾既往可知，十三大系统阐述初级阶段理论，重在强调现阶段的任务，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重点发展生产力；十四大则是在将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正式载入党章的同时，确立党的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五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对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的深化和具体化。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秦刚认为“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实际上是对国情的不断认识和深化”。
据此可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初级阶段”的强调，定然不乏新的内涵。
首先，现阶段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对于正确认识目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历史方位和基本国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六大以来的5年，中国经济以连续四年超过10%的增速，将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提升到“坐四望三”的水平，人均GDP也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外贸及引资总额均位列世界三甲。这些成绩的取得，使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此伏彼起，而国内一些人则沾沾自喜于所取得的成绩，对目前“生产力尚不发达、体制机制仍不完善”等初级阶段特征视而不见，甚至提出了一些超越阶段的要求，某种程度上分散了“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阶段性任务的注意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性质、发展阶段、基本国情，重申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现阶段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也是在实践基础上对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其不仅被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而且增加了新的内涵。
胡锦涛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提出要“牢记基本国情”，并将其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提出要“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
温家宝总理的署名文章则从实践出发，发展和深化了这一理论。
其一，将初级阶段中的“初级”，从生产力拓展到生产关系：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当然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这一概括，表明在现阶段，我们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还要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其二，将初级阶段的任务，从经济拓展到社会领域。提出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这一提法，明确指出在现阶段，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也要逐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尽管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建立，社会制度总体上是先进的；但同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生产力还不很发达，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还不完善。此次对初级阶段的重申和发展，正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基本矛盾出发，深化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秦刚分析说。
不仅如此，过去强调初级阶段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及“三个核心目标”；而现在在此基础上还加上“四位一体”构建和谐社会等内容，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了初级阶段的建设目标。这些新的变化表明，我们党紧密结合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明确，科学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更加丰富。这是我们党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
不能超越“初级阶段”
GDP总量从1978年的0.365万亿元到2006年的20万亿元，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变化举世瞩目，随之而来的则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平均寿命的延长、基础设施的完善、综合国力的提高、大国形象的形成乃至中国文化的崛起。
面对这样一份成绩单，为何要再次强调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
采访中，各位被采访者的一大共识是“两个未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未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未变。
先来看生产力水平。
韩保江对“当前不发达生产力”做了具体解释。在他看来，尽管中国发展成绩斐然，但随着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日渐增多，发达国家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对中国影响日渐深入，由此激发出巨大的国内消费欲望。这一背景下，原有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某种程度上甚至更加突出。
而从中国经济本身来看，其“大而不强”和“快而不富”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白津夫分析说，看总量，中国经济已位居世界第四位，但按人均算，2005年GDP仅为1703美元，相当于美国的4.0%、日本的4.76%和世界平均水平的25%。尽管2006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世界的位次由2002年的第132位升至第129位，但仍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GDP增速尽管连续多年保持高位，但其中相当大部分并没有转化为国民财富。
不仅生产力不发达，而且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新问题。韩保江将之形容为“四不”，即“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不公平”，其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自身的协调性上，也体现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等方面。
经济自身的不协调无需多说，这从目前我国经济呈现出的“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交织、流动性过剩与产能过剩并存、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互动”，即可见一斑。
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自2003年SARS危机后，早已成为全社会共识，并在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成为各级决策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十七大代表余欣荣，作为一名中部城市的决策者对此颇多实践心得：“南昌之所以下决心推行廉租房制度及城镇医保改革，就是深感社会发展滞后已成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制约。我们自己有房子住、有公费医疗看病，不表明整个社会都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各级决策者必须时刻牢记在心的‘初级阶段国情’，只有深入体察民情，才会把钱和精力用在刀刃上，才能避免贪大求洋，避免那些不切实际超越阶段的对策和举措。”
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目前粗放的增长方式与有限的能源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二是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2007年上半年发生的一些重大环境事件，有的甚至已严重到危及社会稳定。
再来看生产关系。
韩保江指出，“社会进步有两个轨迹，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轨迹，另一个是社会制度的轨迹。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各种制度安排的基础，当生产力还处于不发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制度安排、意识形态、观念、法律体系等也必然是不完善的。”比如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管理体制尚有待建立；财政金融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分配不合理、贪污腐败，以及公平正义缺失等问题仍然存在。
而中国发展中存在的上述种种问题，在余欣荣看来恰恰是当前重申“初级阶段”的意义所在：一方面，生产力不发达、仍存在落后的体制机制弊端是中国今天的发展现实，表明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根本任务都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也要对这些问题有客观的认识。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要解决，必须深化改革开放，通过改革旧有的、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新的期待；而不是任意放大发展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甚至将之归结为改革开放的结果。
发展任务的变与不变
常修泽指出，重新强调初级阶段理论，有助于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发展上来；秦刚则认为“某种程度上，这是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
在常修泽看来，重申初级阶段理论，现实意义主要有四：
一是凝聚发展共识。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如果我们承认现阶段的根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发展生产力，仍是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因为中国不仅有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还有西部的缺医少药、缺水缺电。解决目前的全部问题，根本还是要靠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在公共事业、社会发展方面多一些投入，根本还在于我们近年来每年30%左右的财税增长。
二是融入科学的发展理念。
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不是一个好看的GDP数字，而是增加百姓的福祉，让发展温暖人心。这是发展的目的，也是重申初级阶段特别强调的部分：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注意发展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在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逐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三是实事求是，避免形成超越阶段的浮躁氛围。
这其中要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面对既有发展成绩沾沾自喜，在实际工作中贪大求洋，制定不切实际的发展规划。这方面，历史上我们有很多经验教训，比如“大跃进”，比如“人民公社”；另一方面是在目前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不充分的背景下，不要提出脱离实际的目标，要切实把握科学的、合理的“度”，公共服务均等化“范围要适中，标准要适度”，“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也还有一个“由低向高”逐步推开的过程。营造切合实际的发展环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既定发展目标。
四是让世界更了解中国，有助于营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确定切合实际的外交战略。
“坐四望三”的经济总量，遍布世界的“中国制造”，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为复杂与微妙。“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看似互相矛盾的论调，实则显示出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已对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于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营造一个良性的外部发展环境，无疑非常重要。
而要实现中国在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实现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两大任务，一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二是要在发展过程中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建设，推行“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具体而言，张立群认为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现在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匀，而是怎样提高活力、动力和效力，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把蛋糕继续做大。”
白津夫认为，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决定必须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把握发展的节奏，不能一味追求增长速度，“以GDP论政绩，以速度论高低”。因此，要区别不同情况，有的可以发展快一些，有的则应适当放慢发展速度，掌握好发展的节奏。一些资源地区要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思路，不能搞“有水快流”式的开发。在技术和市场都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开发一些资源同样会造成利益的流失；而对于一些已经超前发展的地区，更应当保持适度发展，把发展的重点转向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提高质量效益上。
在韩保江看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具体的发展中，要处理好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使宏观调控更加科学。
谈及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发展和完善，秦刚告诉本刊记者，从初级阶段这一国情来看，中国的民主进程才刚刚起步。目前，中国形成了一个真正推进民主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条件，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为社会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对当前推进民主，秦刚认为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完善法制，保障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二是从制度建设上，如何约束公权，防止权力腐败的发生。
“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还有赖于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和社会条件的形成，这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秦刚这样说。□
《瞭望》文章：人民的新期待
普通老百姓对科学发展观都有一笔账，这笔账不是看新建了多少厂房，新建了多少高楼大厦，而是看各阶层能否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是看发展成果是否让民众共享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吴亮
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承载着每一个老百姓的梦想。
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10871亿元，在世界上的位次跃居第四位；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2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进入2007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股市、房市的增长幅度也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
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处于1000至3000美元阶段时，往往对应着各种矛盾的紧张和激化，其中，由贫富悬殊引发的社会矛盾最为突出。
快速发展带来的兴奋与浮躁，似乎一直与我们如影随形。
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国的老百姓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最期待的是什么？《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与身边的普通人交流时，尽管他们的梦想各不相同，但几乎每一个人都告诉记者，希望生活质量稳步提高，希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得到加强，希望国家越来越强大。
很多人提到一个词：幸福感。他们希望随着社会和个人财富的增加，能够让大家生活得更幸福快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如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要结合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现实，针对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行全面规划，作出战略部署。
圆普通百姓的住房梦
住房、医疗、教育，是普通老百姓生活支出最多的三大块，也是近些年群众反映负担最重的三大块，成为事关民生的三大热点话题。如何切实解决这些与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民生热点问题，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智慧和执政能力。
本刊记者采访的几位普通人，他们反映的只是民生问题的几个侧面。民生热点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中，表现为不同的需求特点，但其背后，反映了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也是改革攻坚的难题。
今年国庆节期间，已在济南工作6年的吴姝虹四处寻找适合自己的房子，结果转了几天让她既失望又吃惊：去年此时每平方米四五千元的房子，一年过后齐刷刷涨到七八千元。
在外人看来，吴姝虹和她爱人的工作、收入都不错，可是他们现在发现，要圆自己的住房梦，还是一件吃力的事情。
今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4号文)出炉，明确把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随后，国务院主持召开全国住宅工作会议，把住房保障工作列入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
“24号文”首次明确了廉租房制度在住房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指标、要求和计划，还将农民工和棚户区居民等住房困难群体纳入逐步改善居住条件之列。住房保障体系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这一政策，吴姝虹表示十分欢迎，她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要将“24号文”落到实处，还需要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来保障，如保障性住宅的资金支持、建设进度、保障人群等，都需要细化措施的配套。随着房价越来越高，买不起房的不仅仅是低收入家庭，还有她这样“不上不下”的家庭，如何保障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也需要政府出台具体的政策。
渴望全民医保时代的到来
今年7月2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今年在全国79个城市试点，2010年覆盖全国。试点地区凡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中小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都可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保通过家庭缴费和政府补助，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帮助城镇非从业人员解决大病医疗费用问题。基本医保以家庭缴费为主，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对试点城市的参保居民，政府每年按不低于人均40元给予补助。
家住北京市新景家园的王玉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早就盼着这种“全民医保”时代的来临。他同时也认为，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需要将药价切实降下来，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一个头痛脑热就要花几百元钱，做个手术动不动就是上万块钱，医疗费用“高位运行”，再好的医保政策也会被拖垮。医疗卫生服务、医药购销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是“三套马车”，环环相扣，相互制约，三项改革要实现联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年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纳入保障范围，重点保障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6月2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山东菏泽市农民王三超来北京打工已有7年时间，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党和国家对农村和农民越来越重视，出台了一系列得民心的政策，他对党、对国家充满了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他希望能够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40岁的王三超，再怎么打工，他的身份还是农民，现在还没有办法进入城市的养老、医疗等保障体系之内。现在有上亿的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希望政府切实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制度化保证社会公平正义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创造了根本条件，但并不意味着有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公平正义就会自然实现，它还需要各方面的具体制度来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是相对的、渐进的，只有用制度的形式来保障并不断巩固和扩充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成果，社会公平正义的程度才能不断累积和提升。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研究机构学者认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解决各种具体矛盾和问题的层面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着眼于构建稳定协调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使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得到调整和解决，使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得到维护和实现。通过制度创新，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体系。
制度体系建设，说到底还是要靠深化改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以群众普遍反映强烈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就是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垄断行业员工的收入限定在合理的水平。还要通过个人所得税征收等措施，调节收入分配。从今年开始，根据新税法要求，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个人要主动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但从实际情况看，“主动申报”个人所得税的还是少数人，要通过配套制度，解决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难问题。
受访的学者建议，既要立足当前，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作用的制度。当前应当促进六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是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二是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三是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四是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五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六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老百姓需要司法公正
农民工温振其来自河北省南和县，2004年开始在北京缘梦山啤酒屋做保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参加社会保险。2005年3月21日凌晨，温振其值班时遭两醉汉袭击，手臂被砍了3刀。医院诊断，左肱骨内裸开放性骨折、左尺神经完全断裂。他被送至多家医院治疗，初步的医疗费由啤酒屋承担。
初步治疗结束后，温振其夫妇在北京海淀区租了一间房，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路。温振其告诉本刊记者：“工伤赔偿的艰难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温振其说：“我们往返于临时住处、派出所、劳动局、法院之间，为节省交通费，我们徒步行走，一个月穿破3双鞋子，每天走30多公里路，还借了3万多元的债，但是到现在我只拿到了一个工伤证明和两份判决书，赔偿一分钱没拿到！”
温振其的律师沃星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个案件非常具有代表性，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不畅通，导致农民工维权程序复杂，维权成本高，胜诉后执行难。完善相应法律制度和司法保障体系，不仅仅对农民工需要，很多群众反映的打官司难、执行难的问题，都需要改进和完善相应程序和制度，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有序政治参与”约束公权力
在采访中，许多群众对部门利益膨胀的意见很大，认为一些政府部门利用立法等手段，将自己的权力进行法律固化，形成部门利益山头，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胡波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要破解这一矛盾，首先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开门立法”、集思广益，既发挥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又充分吸取专家学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进一步健全制度设计制定的程序，增加透明度，为人民群众提供充分表达自己诉求的机会和渠道，使法律和制度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利益。
治理腐败，特别是治理用人的不正之风是群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不少群众谈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使之与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具体到干部的任用上，希望更多地采取群众民主推荐的方式，并建立起下对上、社会对政府相互结合的监督网络体系。
落实科学发展观让群众受益
普通老百姓对科学发展观都有一笔账，这笔账不是看GDP增长了多少，也不是看新建了多少厂房。《瞭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了解到，更多的人是看各阶层能否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是否因为经济“快速发展”而忽视了群众的基本利益。如果发展不能让群众受益，就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
今年68岁的董善昆曾是重庆市江北区的一名教师，他目睹了城市巨变，也目睹了城市化进程中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几十年前，江北区从石马河至唐家沱有数不清的小溪汇入嘉陵江、长江，每条小溪都清澈见底，河边绿树成荫。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河道的污染，有的河流严重富营养化甚至臭气熏天。董善昆忧虑地说，照这样下去，我们欠子孙的“环境账”会越来越多，将无法偿还。
环境污染已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今年5月29日上午，在高温的条件下，太湖无锡流域突然发生了大面积的蓝藻暴发。供给无锡市民的饮水源也迅速被蓝藻污染。现场虽然进行了打捞，无奈蓝藻暴发太严重而无法控制。遭到蓝藻污染的、散发浓浓腥臭味的水进入了自来水厂，然后通过管道流进了千家万户。
国家环保总局以2004年为例公布的数字显示，环境污染对人民生命健康构成威胁：2004年全国由于大气污染共造成近35.8万人死亡、约64万呼吸和循环系统病人住院，以及约25.6万新发慢性支气管炎病人，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27.4亿元。
水污染方面，粗略的估算表明，由于饮用水污染造成的农村居民癌症死亡人数为11.8万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67.8亿元，此外，由于喝不到安全饮用水患介水性传染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0.7亿元。
保守估计，2004年全国由于水污染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为178.6亿元。
领导干部要有新的政绩观
《瞭望》新闻周刊在山东、安徽、河南等地调研时，接受采访的干部群众普遍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已成为一项急迫的任务，但当前一些地方还是抱着粗放型发展模式不放，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变着法地引入一些污染性项目，并对一些企业的污染治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一些地方，甚至有一些化工企业将废水排入地下深井，直接污染地下水系。
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河南省巩义市市民赵蕊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大家都盼着真正能建立起绿色GDP的考核体系，将群众对环保的评议纳入干部政绩考核，推动粗放型增长模式向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的集约型模式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些地方为了“经营城市”搞大拆大建，在城市拆建过程中又采取粗暴的手段和措施，群众对此意见很大。潍坊市民郭寿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原来城市拆迁，考虑政府和开发商较多，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较少。让群众拆迁，补偿压得越低越好。现在潍坊市提出，要让在经济发展中作出贡献的人直接、优先享受发展成果。对拆迁居民，每名居民享受“两个83平方米”待遇，即83平方米的居住用地，83平方米的生活保障用地，受到群众欢迎。希望更多的地方将群众利益放在优先位置，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满足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今年中秋节，来自中央芭蕾舞团的经典剧目《红色娘子军》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拉开了国家大剧院试演出的序幕。特别引人关注的是，观众的主体是大剧院的建设者和剧院原址搬迁居民、奥运建设者。来自北京城建集团路桥公司的李贵友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他和工友们已在大剧院工地干了两年多，终于盼来了首场试演出。相信今后一定会有更多的老百姓像我们一样走进大剧院看演出。”
很多群众希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安徽芜湖市民孙建秋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现在真正受老百姓欢迎的文艺作品还不多，精品少。有些电视台一窝蜂地办“选秀类”节目，层次不高，有些节目还追求低级趣味。盼望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能够涌现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和形式。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赵季平目前正着手进行儿童音乐剧的创作。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目前适合中国青少年看的音乐作品太少，引导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作品太少，引导青少年思想健康发展的作品太少。要改变这一状况，就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情绪，深入生活，创作出一批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作品。
赵季平认为，我们必须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要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勇于创新的积极性，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瞭望》文章：让群众得到更多发展的实惠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十六大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改革和发展的实惠。
就业人员持续不断增加。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就业人员持续不断增加。2006年达76400万人，2002年达73740万人，年平均增加665万人。在面对就业压力仍比较大的形势下，城镇登记失业率仍保持了比较平稳的态势，2003年～2006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1%～4.3%之间。
城乡居民收入连年保持快速增长。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2002年7703元；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四年均保持7.0%以上的速度增长。随着支农惠农各项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实，农村居民收入出现了多年所没有的连年快速增长的势头。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2002年2476元，扣除价格因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三年保持6.0%以上的速度增长。
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居民用于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5.8%，比2002年的37.7%下降1.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0%，比2002年的46.2%下降3.2个百分点。说明城乡居民用于食品支出比重均在不断下降，用于改善生活质量的其他支出在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逐步得到改善。
城乡居民的居住面积在不断增加。2006年底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27平方米，比2002年底的22.8平方米增加了4平方米以上；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0.7平方米，比2002年的26.5平方米增加了4.2平方米。城乡居民汽车、电脑和电话等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提高。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由2002年底的0.9辆提高到2006年底的4.3辆，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摩托车由28.1辆提高到44.6辆。电话普及率由2002年末的33.7部/百人提高到2006年末的63.4部/百人，其中移动电话普及率由16.2部/百人提高到35.3部/百人。
城乡居民享受到了更多的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等的实惠。在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而且覆盖面不断扩大。2006年底，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8766万人、15732万人、11187万人、10268万人和6459万人，分别比2002年增加4029万人、6331万人、1005万人、5862万人和2971万人。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在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医疗改革试点也在加快推进。2006年底，全国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万人。2006年农村贫困人口2148万人，比2002年的2820万人减少672万人。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使城乡居民得到了更多改革和发展的实惠。
为解决“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国家将教育资源向农村教育、困难学生和职业教育倾斜，将目前财政收入增长量的70%用于义务教育。2006年在西部地区率先实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统计显示：西部地区以及中部试点地区实施改革以来，约5200万名农村中小学生免除了学杂费，约340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领到了免费教科书，780万名家庭贫困寄宿学生领到了生活补助。我国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从2002年的91.2%上升到去年的96%。自今年秋季开学起，我国实施新的国家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政策，每年国家用于助学的财政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的助学经费将达500亿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财政安排助学经费数量最多、力度最大的一次。□（《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吴亮）
《瞭望》文章：厉行法治开新局
全面推行法治，约束政府行为，将给国家长治久安提供良好的政治制度基础
文/王振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法律的法律，在现阶段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
2002年12月4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的首次公开活动，是参加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施行20周年大会。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是学习宪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必须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的权威，使宪法在全社会得到一体遵行。
宪法是一国民主与法治相结合的产物，规定一国的国体即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规定一国人民享有哪些最基本的权利、应尽哪些最基本的义务；宪法还规定国家的政体，规定一国基本的政治体制、基本的立法、行政、军事和司法制度，规定国家和地方领导人的产生方法以及他们的权力范围，规定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规定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制度；宪法还规定一国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此外，宪法还要对如何实施宪法、修改宪法作出规定。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依据建立在民主和法律基础上的宪法而形成的政治形态就是法治。社会主义的政治必然是民主政治，而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形式必然是法治。
今天，我们要在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维护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我们要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我们要主持国际正义，为人类和平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总之，我们要富国强兵、振兴中华，就必须认真对待宪法和法治。
以法治政继续解放生产力
经济建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中心。我国经济发展这些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有很大影响的经济体之一。
但是，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和方面阻碍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的不当行为，政府权力的不当行使乃至某些权力的滥用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很多很好的投资项目被一些官员搞坏，企业界最头痛的是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这不是任何人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本意，没有官员不想把自己负责的事情办好。这是体制存在的问题，是社会惯性的作用。
要改革，绝不是简单地革几个腐败官员的命就可以奏效的，而需要改革体制；要改革体制，就必须从宪法入手，把原有政治体制转变为宪法之下的法治，通过宪法把政府改造成遵守宪法和法治、循规蹈矩、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民友善的有限政府。宪法就是一部处理人民与政府关系的大法，是“管”政府的大法。
从国际范围来看，一个国家如果人民很聪明、勤奋，但就是经济搞不好，社会搞得一团糟，原因大都是政府作为整体与人民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政府的地位没有摆正，人力资源的排列组合没有搞好。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起来，不是因为政府没有把人民管好，往往是没有把这个国家的政府管好，结果导致政府本身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为庞大、低效、腐败、滥权、对经济发展和人民不友善的政府所困，这样的体制窒息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这些国家通常只有“管”人民的法，而没有“管”政府的法，或者有这样的法律，但是不发挥作用。
我们把政府“管”好，宪法能够进一步发挥政府监控器、人民保护神的作用，经济可以发展得更快，发展得更好。
法治的发明和运用，对人类的贡献不亚于蒸气机的发明，不亚于科学技术的任何一次创新。而且，科学技术的创新、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必须有相应的政治环境相配合，而法治就是最适应科技创新的一种政治形态。经验证明，一个宽松的民主法治环境是最有利于科学技术成长、最有利于造就成千上万杰出科学家的环境。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必将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法治增强国家凝聚力
认真对待宪法，厉行法治，在新阶段对巩固民族团结、实现并维护国家的完全统一，意义重大，宪法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人们通常把民族和国家统一问题、处理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视为政治问题，似乎与法治和法制没有什么关系。的确，这些问题的政治性非常强，很多时候要看决策者的政治智慧和远见。但是，法治和法制在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上的作用一点都不应低估。尽管仅有法治和法制不足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没有法治和法制，只有政治，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即使暂时解决了，也不可能长久。法治运用得好，对维护民族团结和实现国家统一、对处理国家整体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作用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政治性的解决方案最终都要落实到法律上去才是最终的方案。
当今世界，不少国家长期为国内分裂势力所困，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还没有在宪法层面上解决其整体与组成部分的关系。反观美国等国，不仅地域广阔，而且有很强的凝聚力，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没有闹独立情况的出现，能够长期维持国家的统一，主要归功于它的宪法。一些国家可以没有宪法而存在，但是对美国而言，没有了宪法，那就没有了美国。
现代国家要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只能靠法治，靠一个坚固的宪法这样的硬件设施。尽管我们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但是在今天，法治的作用更大，解决问题更彻底、持久。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靠牢固的宪法硬件机制才能实现、维系国家的统一，依靠法治规则来解决国家整体与局部出现的矛盾和纠纷，这样才能长期政通人和，长治久安。因为法治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依据宪法或者宪法性法律解决全国政府与区域政府之间的权限纠纷。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有效地促进、巩固国家的统一。解决得不好，全国政府和区域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会紧张，严重者可以导致国家分裂。
因此，坚决捍卫宪法的尊严，维护宪法的权威，对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的统一至关重要。我们要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在做好其他准备的同时，也必须在法治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法治上的准备主要就是宪法和法治的问题。
首要是约束政府行为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最严重的违法是政府违法，因为其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任何个人或者团伙犯罪，而且最难发现、最难纠举、最难惩处。
任何个人不管他罪行多么深重，其犯罪行为侵害的仍仅仅是个别人，单独犯罪的影响是局部的、有限的。但是一旦政府违法，尽管不是犯罪，例如，政府作出一个违法的错误决策，其影响则是全局性的、影响到所有的人，造成的损失会远远大于任何个人违法犯罪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政府违法是以政府的名义，看起来合法，而且，由于政府掌握着权力，因此政府违法往往很难纠举。
所以，谈到法治，首先是如何用法律来规范政府的行为，如何使政府守法。这是法治的精髓所在。如果法治仅仅是指让人民遵守法律，甚至用法律来约束老百姓，那么封建社会早就有“法治”了，而且“法治”还相当完备，可以说比现在任何一个号称最为“法治”的国家还要“法治”。现代法治的首要目标是政府。正像很多人所指出的，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依法“治”政府。
在政府的各种违法活动中，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和法律的大小有关。政府违反小法，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就小些，事情就好办一些；政府违反大法，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就大些，事情就会难办一些。
因此，政府就像个人一样，违反一些小法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政府犯了大法。所以，法治关注的焦点应该是“看”好政府。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对政府的一些具体行为要严加审查，而且对政府的决策行为、立法也应当严格审查。
就像个人对个人的违法犯罪一样，政府的具体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给公民造成的损失尽管有时会很大，但这毕竟也是局限于个别的人。政府用公权力的名义做坏事比单独的、孤立的个人以个人的名义进行的违法犯罪，更损害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公信力。政府各种违法活动中，最糟糕的是抽象行为违法，即政府的决策、立法行为违法，这不仅仅因为这种违法是大规模的、全局性的，受影响的是每一个人，而且因为它以法律的名义来违法，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损害政府的权威和法律的威信的了。
不能约束政府的“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法律只能约束具体政府行为的法治，不是完全的法治。真正完全的法治是，法律既能约束平民百姓，又能约束政府；法律既能约束政府的一般行为，又能约束政府的重大行为；法律既能约束政府的具体行为，又能约束政府具有普遍影响力的抽象行为。
笃行法治提高国际地位
纵观当今世界，高扬民主，笃行法治成为政治发展大趋势，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法治早已风起云涌，甚至有许多早已开花结果。实行民主法治，不仅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事业的进步，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而且还能赢得世人广泛的尊重。
中国要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不仅要依赖5000年璀璨的文化，也不仅仅依靠我们的经济实力，还要靠我们先进的政治文明，靠我们发达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应该是，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民主和法治，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政治文明。
因此，认真对待宪法和法治，对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成为国际大家庭更加受尊重的一员，必不可少。
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证明，认真对待宪法，厉行法治，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这些国家都是在有了宪法、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法治后，其现代化才真正步入正途，一跃而为世界强国。
还以美国为例，其能够发达的因素很多，但首要的一点是，美国1789年立国时通过的宪法至今一直得到较好的遵守和执行，尤其在1865年的南北战争后，美国通过修宪解决了国内复杂的种族矛盾，平衡了各种力量，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扫清了政治法律障碍，为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美国宪法为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对政府设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为各种不同意见提供了合理的疏通管道，有效防止了矛盾的激化，把自己内部的事情先办好，这样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不仅西方先进国家无不从立宪、行宪作为其现代化的起端，东方国家成功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个道理。以日本为例，日本在近代与中国一样，开始也曾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日本能很快“师夷长技以制夷”，实行明治维新，学习、引进西方的法治，从而一跃跻身列强行列，至今仍然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以弹丸之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尽管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比资本主义民主法治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由于当时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被破坏，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惨痛的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为了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就必须要有社会主义民主，而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且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2年宪法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相结合的产物。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1982年宪法功不可没。
正像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宪法施行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国宪法是一部符合国情的好宪法，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保障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坚持和完善宪法确立的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就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
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认真对待宪法，厉行法治，这是我们解决各种复杂社会矛盾所必须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多元。根据有关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六大新的社会阶层，即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人员。加上台港澳和外国投资者以及固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官员，这使得中国社会变得异常复杂。不同的利益团体正在形成并不断提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主张，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政治经济现象，对此我们必须正视，并要寻求新的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不仅面临着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面临着巨大的改革和发展压力，而且国内还面临着艰巨的反腐败问题、国企改革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等。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矛盾有时还十分尖锐，甚至激化，不时导致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
从根本上调和、平衡这些不同的利益，有效化解这些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宪法设定的民主和法制机制来解决这些新矛盾和问题，就是一种新思路，被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维持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之道。宪法尽管主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但是为了稳定统治秩序，统治阶级也必须通过根本大法对不同的利益进行平衡，宪法的这种作用是不可代替的。在一个现代社会，只有通过法治和法制的方法解决问题才是一劳永逸之良策。行政的强力手段和方法有时很有效，但是，始终无法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必须依赖宪法设定的民主和法治机制。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稳定，就要首先使大多数人稳定，也就是要有一个广大而稳定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稳定就直接决定了社会的稳定。而要中产阶层稳定，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法治，才能创造这样的环境，宪法对稳定广大中产阶层和整个社会能够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瞭望》文章：新阶段的中国外交
“一条道路、两个和谐”，构成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的战略和内外政策的支柱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延棠
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妥善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我国营造了良好国际环境和有利外部条件，也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作出了贡献。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近些年来中国外交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方面颇有建树，可以说抓住了机遇。在适应和塑造外部环境方面，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是2005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二是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建立和谐世界的新理念。
他将此归结为八个字：“一条道路、两个和谐”，即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内建立和谐社会与在国际上谋求建立和谐世界。这些构成了21世纪中国发展的战略和内外政策的支柱。
和谐世界新理念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提出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胡主席的演讲成为会议一大亮点，和谐世界理念开始被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并逐渐被外界所接受。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指出，和谐世界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构想，它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积极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并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有了大的发展。和平共处原则确立了正确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原则基础，而和谐世界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不仅包含国与国，而且包含社会与人、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蕴含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内涵。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萨本望说，致力于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和倡议，体现出中国领导人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一个和谐的中国需要一个和谐的世界，二者是相互支撑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南振中认为，“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建设和谐世界的主要“驱动因素”。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充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这一时代主旋律。在他看来，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大国霸权、贫富差距、局部战争、地区冲突、恐怖活动，都是世界的“不和谐因素”。
萨本望说，和谐世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体现，中国的发展不会导致霸权，而是谋求合作、共赢。可以说，和谐世界是对中国新世界观的深刻表达。其背景则是，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融入世界，同时也影响着世界。和谐世界，体现了一个爱好和平、讲求正义、尊重秩序的大国的责任意识，表明中国要完全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与世界融合。
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理论的重大发展，也为中国外交搭建了一个新的理论平台。如何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繁荣发展的和谐世界？曾庆红同志在今年“两会”期间撰文指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最根本的是把对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对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结合起来，即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中国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在我国快速发展进程中，向世界展示中国和平文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刘江永认为，沿着和谐世界的思路，应主张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理论。他说，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认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是对抗关系，并以此制定国家的战略。而现在随着全球化，这种理论已经难以适应新情况。按照和谐世界的理念，其根基应当是和平与合作。《管子》说，“和合而谐”，只有和平还不行，还要有合作。依此，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应当由“海陆和合论”取代，以减少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在战略层面的摩擦和对抗。
和平发展下的外交布局
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掠夺资源、对外扩张，甚至战争。崛起中的中国将以何种姿态融入世界，事关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同时为外部世界所普遍高度关注。
进入新世纪后的几年，学界使用“和平崛起”的概念曾比较频繁。但中国决策层最终选择了“和平发展”这个语义上更加温和也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提法。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完整阐述了“和平发展”的思想，标志“和平发展”正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
2005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这是对中国走何种道路的全面宣示。
2006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澳大利亚，在霍华德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演讲，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所承担的责任具体归纳为十个方面。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完善和进步。
在和平发展思想指导下，中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自己的立场；坚定维护世界和平，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做周边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在处理热点问题上发挥关键性作用。
受访的专家指出，中国外交工作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5年来在实践中成绩斐然。
中国同主要大国关系稳定发展，不同内涵的战略合作继续深化。
中美关系经历了从“战略伙伴”到“战略竞争对手”再到“利益攸关方”的变化，尽管有问题和难点，但建设性合作关系总体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方位、多层次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经贸方面发展尤为迅速。中日关系经历了政治、经济起伏变化的复杂过程，目前已经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并正处于改善和发展的新阶段。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改善。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率团出席东亚系列峰会，他提出的“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主张受到欢迎，几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联系和互信合作日渐增强。去年中国与东盟发展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首次在中国成功举行，成为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与中亚国家，中国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对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构建和谐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印关系取得长足进步，两国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朝鲜、韩国、巴基斯坦、越南等邻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中国坚持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中非构建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去年11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堪称中国外交史和中非关系史上的一大壮举。2004年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成立。此外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各国多领域的合作也更加密切。
多边领域，中国努力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不断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和领域，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和参与多边安全合作，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全人类面临的新威胁新挑战方面作出了新贡献。中国还建设性地参与了许多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
抓住机遇应对新挑战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动、大调整时期，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而国际环境总体上对中国有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为外交工作提供了广阔舞台，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挑战。
综合分析，有关专家梳理了未来对中国和平发展有利的方面：
第一，总体判断，中国仍将处于有利于我们的必须紧紧抓住并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刘江永说，国际形势使我们有可能争取到一个加快自身发展的国际和平环境。由于我们现在不是国际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使我们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上。
第二，随着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大国间共同利益面扩大，相互依存和相互借重程度加深，大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研究员说，主要大国联手应对挑战，谋求共同发展，为国际战略框架保持稳定提供了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刘江永指出，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处在同步协调、改善发展的阶段。中国无论是与美国、俄罗斯、欧盟国家还是日本，没有出现关系有进就有退，一边热另一边就冷的局面，而是都在向前发展。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可以说处在历史最好的时期。同非洲、拉美及中东地区国家，也都保持了很好的合作关系。
第三，从各国政局变化来看，今明两年许多国家都将进入政权交替期。美国明年将举行大选，有关专家认为从维护美国本身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出发，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都不会太大。
俄罗斯今年年底将举行议会选举，明年3月份总统选举。可以预料的是，俄罗斯的压力主要仍来自西方，包括地缘政治和安全的压力，因此俄将继续推行以中国为重要合作伙伴的亚洲政策。中俄无论在双边还是多边领域都将继续深化合作。
日本最近政权发生变动，由福田康夫出任首相。舆论普遍认为福田内阁对推动中日继续改善关系、友好合作更有利。
面临的深层次挑战的方面，首先是在地缘政治上，某些大国对中国抱有很深的怀疑心理，冷战思维依然时隐时现，主要是美国和日本。金灿荣说，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两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会防范中国，尽管可能不会有很明显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动作，但防范会继续加强。同时在解决具体的国际问题上，要求中国协助。
其次，国际形势总体将保持稳定、发展的态势，但民族、宗教、领土、海洋权益之争等问题导致的矛盾上升，地区热点此起彼伏。我国虽然不是矛盾的焦点，但做不到置身事外，不能像以前那样只管埋头自己发展。特别是存在于周边地区的“三股分裂势力”仍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第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带来的问题。传统安全解决的是持久和平的问题，非传统安全解决的是在和平条件下如何发展的问题。如今世界范围内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毒品犯罪、核扩散、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疫病流行等全球性问题突出，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是各国所共同面临的难题，必须通过相互合作来解决。
第四，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呼声更高。刘江永说，世界是我们发展的重要空间，同时也是一面镜子。外部世界对我们的要求上升，使我们政策调整的压力比以前更大了。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来自同为发展中的各国。
第五，未来几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摩擦会上升。外贸依存度高是现在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在世界经济增长整体放缓的背景下，中国高速增长的对外出口往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瞭望》文章：中国的领事保护工作
2006年5月29日，外交部首次在领事司设立领事保护处，专门处理和协调中国在海外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今年8月23日，领事保护处正式升格为领事保护中心。
由于出境人员数量不断增多，公民和企业在境外活动范围扩大，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增大了海外合法权益受侵害的风险。保护海外公民、华人和侨民权益在中国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大。旨在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正当权益的领事保护工作逐渐为中国政府所重视。
外交部部长杨洁篪称，领事保护是外交工作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事关党和政府形象和执政能力建设。他要求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本着对祖国和人民负责的态度，重视做好这项工作。
对此，美国《侨报》在其社论中评价说，“从只看重事关国家利益这样的‘高级事务’，到关注涉及中国公民、侨民等民间利益的‘低级事务’，新中国外交正在进入‘民本时代’。”
“领事保护中心的成立是中国领事工作不断积累基础上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告诉《瞭望》新闻周刊。金灿荣说，以前中国公民因私出国的不多，因此领事工作主要是服务于政府和外交。但近些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与世界联系的日益密切，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国门经商、投资、务工、旅游、求学等。按照外交部的统计数字，2006年中国出境人数达3452万人次。世界旅游理事会估计，到2020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将超过1亿人次。同时，在海外设立中资机构的有1万多家。□（刘延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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