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阕歌：中国流行音乐80年

　　从谭张争霸到“四大天王”

　　流行乐坛的粤语歌曲辉煌

　　香港歌坛是音乐市场化的典型，这座东方之城将西化的流行音乐文化搬上货架、打上标价，用商业规则勾画出上世纪最后20年里鼎盛的粤语歌曲景观。

　　撰稿／吴 琦

　　华语流行音乐领域出现过一种全球流行歌坛罕见的现象，那就是，一种大多数国民所听不懂的方言成为了引领流行音乐趋势的主流声音。上世纪末的十多年时间里，在中国它真实地存在，并至今让人津津乐道，这就是粤语歌曲。粤语歌曲也是香港流行乐坛的代名词，它见证了以流行音乐为代表的香港商业文化的兴衰。

　　草根起源

　　究竟哪首歌是最早的粤语歌，还存在争议。1973年，“筷子姊妹花”成员仙杜拉演唱了由顾嘉辉创作的电视剧《啼笑因缘》同名主题歌，此歌也是香港歌坛第一首粤语剧集主题歌。同年，初出茅庐的郑少秋同样在TVB剧集《烟雨蒙蒙》中出演并主唱同名主题歌。而1974年由许冠杰演唱的大热电影《鬼马双星》同名主题歌则更是乐坛的重磅炸弹，成为第一首在英国BBC电台播放的中文歌曲，在当时名震一时，也最受大家对粤语歌起源的认同。

　　许冠杰，香港歌坛早期最著名歌手，他对于粤语歌曲潮流的创领是受到公认的。这位擅长翻唱英文歌曲的“莲花乐队”主唱，在1974年趁着影视领域的成功，发表了首张粤语专辑《鬼马双星》。这张唱片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10首歌曲中有6首原创，并且与粤剧腔加文言辞藻的老派粤语歌调形成截然差别。许式风格带着口语化的平民气，轻松诙谐的鬼马劲，改变了香港缺少本土流行音乐的现状。他的新式粤语歌，往往传达了小市民的真实生活、积极的励志倾向，以及独特而清新的情歌风格，这都成为他牢牢吸引住听众的巨大磁力。

　　同时，粤语歌盛行和香港电视剧的推波助澜也密不可分。当时正逢香港电视剧黄金时代，大量粤语电视剧出现，高收视率成就了其粤语主题曲和插曲的迅速走红，并将这种新音乐潜移默化地植入普通百姓生活，让人喜闻乐道。郑少秋、叶振堂、关正杰、张德兰、叶丽仪、罗文、甄妮都因演唱热门剧集的歌曲而名闻遐迩。

　　音符商战

　　香港歌坛是音乐市场化的典型，这座东方之城将西化的流行音乐文化搬上货架、打上标价，用商业规则勾画出上世纪最后20年里鼎盛的粤语歌曲景观。

　　如果把许冠杰比作香港的猫王，那谭咏麟就是香港的迈克尔·杰克逊。谭咏麟在历经温拿乐队与影视发展后回归歌坛，以情歌风格将80年代收归为谭咏麟的叱咤乐坛篇章，他是香港歌坛无可争议的标杆，更是群星追赶的目标。而在这场一群人对一个人的PK中，尤其以谭张（国荣）争霸的剧情演绎得最为惊心动魄。

　　张国荣出道于1977年的亚洲歌唱大赛，在演艺圈挣扎7年之后，1984年凭舞曲风格的“Monica”获得歌坛认可，并快速蹿升。他音乐表现力宽广，慢歌劲曲无所不能，与谭咏麟的平民亲和相比，张国荣的时尚感与表演才华呈现出另一种偶像魅力，80年代中后期他是最逼近前者的竞争者，谭张争霸也在此间全面爆发。

　　两强之争是唱片销量、奖项颁授、演唱会数量、歌迷狂热，以及媒体追捧的全线比拼。从1981年到1988年，谭咏麟推出13张个人专辑，张国荣11张。谭咏麟1986年万众同欢演唱会连演20场，1989年浪漫演唱会连演38场，都创造了同期香港演唱会场次之最；张国荣同年的演唱会数目分别是12场、33场。两人80年代获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数量分别为：谭咏麟10首，张国荣6首。谭咏麟始终在这场竞争中占得先机。但两派歌迷却因此经常发生口水大战，非吵即骂，甚至肢体冲突。谭咏麟探望重病歌迷会遭致非议，被认为沽名钓誉；而张国荣也在生日当天遭到恶毒诅咒。在众多压力之下，1988年2月13日，第10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谭咏麟在获得第10座年度金曲奖座后黯然宣布不再参加任何比赛性质的奖项活动。一年之后，张国荣宣布退出歌坛。

　　谭张争霸的实质是唱片行业商场较量的明争暗斗，是粤语歌曲鼎盛时期最著名的行销案例，也是香港歌坛激烈竞争的缩影。在这轮PK中，唱片业是最大赢家，他们大肆演练了明星包装、媒体炒作、市场宣传、巡演组织、商业运作、歌迷发动等众多现代娱乐业操作手法；在这轮PK背后，是更多年轻艺人坚定了比拼的方向，是更多商人看见了利润的丰厚与无限的可能。

　　繁盛之道

　　1982－1992年是粤语歌曲的鼎盛时期。香港歌坛不仅创造了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三大天皇巨星的辉煌，也给粤语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超强影响力。

　　由于利润丰厚、市场需求旺盛，当时音乐形式的多样和对主流细分市场的满足，都是现在所无法企及的。沿袭新浪潮电子风格的“达明一派”迷离妖娆，文艺气息浓郁，使粤语歌曲具有与欧美时尚音乐接近的特质，其1990年的《神经》更是粤语歌坛最著名的概念专辑；摇滚乐随着Beyond、Raidas、太极的成长，在香港找到了一条走流行旋律路线的生存之道；区瑞强用他的木吉他弹奏出城市民谣的恬静。在主流风格领域也有载歌载舞的草蜢、中西合璧的林子祥、书卷气浓郁的黄凯芹、演绎都市情感的林忆莲、大家闺秀般沉稳的陈慧娴……粤语歌曲在此时向全华语地区歌迷传达着好听好看的音乐信息。

　　粤语来源于古代中原地区的通用官方语——“雅言”，在汉语变迁中，粤语是至今最接近这种古代“普通话”的语言。粤语发音共分9声，音韵表现力上明显强于现在的普通话，这也使粤语歌曲更“动听”，在词作上更具有中文的诗词特征。虽然文化诉求与人文倾向薄弱，但是风格多样、产出高效。

　　香港歌坛的繁荣，还有赖于产业链的完整与高效。通过唱片业所产生的利润，在利益链中重新分配，并催生出更大的市场和盈利可能。评奖机制就是其运作体系里极其重要的一环。香港的电视与广播媒体都有自己的流行音乐评奖节目，而其中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是由香港唯一官方电台——香港电台，协同国际唱片协会（香港会）、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香港唱片商会举办的年度十大中文金曲评选。这项至今已有29年历史的评奖活动，向来以公正客观闻名，有一套健全的评价与传播机制，正是它坚持不懈的推动，发掘了数百首经典曲目，使粤语歌曲成为全华语地区时尚的代表、流行趋势的引领。

　　最后辉煌

　　上世纪90年代，由于谭张梅三大巨星引退，留下了王座真空。在争夺香港歌坛霸主的过程中，虽然张学友在歌艺上相对突出，却始终遭到刘德华、黎明、郭富城的阻击，四人的均衡演艺实力旗鼓相当并驾齐驱，经某媒体戏称为“四大天王”后，这个四分天下的舆论格局一直未被打破。他们四人在华语音乐市场里战绩彪炳，享受着全球华人对粤语歌的习惯性赞誉。

　　四大天王时代是粤语歌坛最后的光彩，也是商业故技遭遇市场变化的困兽之斗。四大天王在偶像化包装上的倾注远远大于在音乐上的投入，以过多的外在元素诱引着市场的审美疲劳。随着内地市场开放，尤其是97香港回归，同时加速了香港艺人对音乐的国语化改造和港澳居民的国语趋同。所有艺人都开始练习普通话，推出国语专辑。港澳地区音乐市场生态在自己的变化中发生了改变。再想依靠粤语歌曲影响力争得华语音乐的掌控权力，已越来越困难。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十年里，原籍北京的女歌手王菲，完成了从无名之辈到天后歌手的跨越，也完成了粤语到国语的回归，更完结了粤语歌坛塑造歌坛至尊的情结。香港唱片业这架原本性能优良的跑车，终于要歇下来大修改装升级了。它在雄心勃勃地试图改变世界的时候，一不小心被世界改变了。

　　“科技改变世界”这句口号，在唱片业的感同身受，是另一番惨淡景致。进入21世纪，音乐复制与传递的便捷，改变了一个世纪以来的音乐销售模式。粤语歌曲上一次所受到的冲击可以算作市场变化，而面对这场全球性行业寒流，只能感叹世事弄人。音乐销售的颓势削弱了本土原创的数量和质量，1989年张国荣可以连出4张专辑张张热卖，而如今香港一线歌手维持一年一张新碟已算成绩斐然。■

　　闪亮的日子

　　鼎盛时期的台湾流行音乐完全是个人化的，它不是“晚会歌曲”，也不是商业社会里的陈词滥调，其间的社会动荡与生活体验包括大量真实的情感体验直抵内心。

　　撰稿／孙孟晋

　　一直以为两岸三地的华语流行音乐，要数台湾最高。无论是民歌运动，还是以罗大佑、苏芮为代表的黑色狂潮，乃至台语（闽南语）歌曲的复兴，在本土化与欧美文化的结合上都非常成熟。更令我辈难以忘怀的是：鼎盛时期的台湾流行音乐完全是个人化的，它不是“晚会歌曲”，也不是商业社会里的陈词滥调，其间的社会动荡与生活体验包括大量真实的情感体验直抵内心。

　　在每个人的成长里都有听歌的经验，尤其是母语。我不相信有人曾经不被母语歌曲打动、折磨与留作记忆的。可以说，我是内地最早听到刘文正、叶佳修的人中年龄最小的一批。80年代初，一个朋友经常带我到一个刚刚移居上海的香港人家里，那家人的孩子天天放邓丽君、刘文正的磁带，但我是误把刘大哥的“兰花草”、“三月里的小雨”当作“靡靡之音”的。

　　现在回溯起来，内地与台湾的流行音乐的起始与发展有不少共同之处。1975年，蒋介石的“驾崩”给台湾歌坛带来了起色，而差不了多久内地粉碎了“四人帮”；台湾摇滚的真正抬头是1987年解除戒严之后，而内地摇滚在走过一段压抑的日子后迅速蔓延，尽管动力是相反的；台湾流行音乐的第一个高潮是现代民歌接替琼瑶电影的老套流行音乐插曲，而在大陆，流行乐在唱片业还未揭竿而起时也是靠电影、电视剧传播的，如李谷一的《乡恋》；巧合的还有各自略有不同的对民间文化的探索——台语歌曲与“西北风”的风行都在80年代末，自然前者是更自觉与更彻底的，而且带着政治目的。当然，在如今的“滚石”唱片也开始包装偶像派之时，内地歌坛也深受娱乐的大规模的恶性侵蚀。

　　几天前，一个在海外的友人突然对我说：我们这里的这个年纪的从大陆出来的人都靠听陈升的歌来摆脱孤独。我愣了很长时间，差点流下泪来。当时我想了很多问题，首先还是回到母语歌曲问题上来，以前我总是对在海外的绝大多数的留学生抱有成见——他们对欧美流行音乐的了解远不如大陆年轻人，但身处这里的人又怎知漂流在外的易感的心。母语背景在彼此之间是不同的，一个在身边，一个在远方。那么在选择母语流行歌曲时，那些学子为什么没选择孙楠或者那英，而是选择陈升，恐怕最重要的是孙楠的歌词空洞无物，而不是心声的，内地流行音乐歌词（不包括摇滚乐）这样糟糕是很难有翻身机会的。再有陈升具有成熟男人的深层意味，他的恣情他的尝遍沧桑是很难找到第二人的，不是抬陈贬黄，黄舒骏尤其早期有不少学生气。一个是靠生命做音乐，一个是靠才气与人文因素做音乐，无论高低，两人都属于可以大写的。

　　台湾流行音乐发展的时代背景很明显，拿著名的李双泽扔可口可乐罐头来说，那天在他上台前，所有的人都是翻唱欧美歌曲，于是激怒了他，而这股风气迟早是要刹住的。滚石第一批唱片中的——陶大伟、孙越的《朋友歌》里有一句歌词就是一种呼应：“洋酒不比长寿（长寿：台湾本地香烟），清茶胜过酒”。这是社会动荡中的民族自我意识的抬头，但民歌时代还是处在工业时代前的。而这一时期的田园文明的浪漫倾向几年以后就被黑色狂潮取代，以电影配乐为例，前者是以《欢颜》和《龙的传人》为代表的，分别有《橄榄树》和《捉泥鳅》、《龙的传人》等那个时代风格的主题曲。而电影《搭错车》就完全不同了，那些插曲则是具有工业化时代的批判精神的。罗大佑的横空出世绝对少不了这种社会背景里的使命感。这是大背景方面的，也有小的契机。如1981年陈达不幸身亡引起的震动使台语歌曲的摇篮形成了，孕育了不止陈明章一人。连罗大佑的《家》里的“青蚵嫂”也是台语哼唱，只是我一时无法考证罗大佑的“青蚵嫂”与陈达的台东调是否同出一辙。陈达先生在台语歌曲的贡献是实践了台湾恒春地区的各种民间曲调，并且生前命运坎坷。还有，我至今难以估量全球唱片大公司对台湾本土流行音乐冲击的副作用。

　　台湾流行音乐的成就也体现在国学的普及，很多音乐人的中文底子相当深厚。就从表面事例来讲，制作人李泰祥说：他能把那么多天赋极高的女弟子招至旗下是她们都热爱文学。还有民歌风潮的旗手杨弦的《中国现代民歌集》是为余光中的诗歌谱曲。再有就是1991年，水晶唱片为纪念台湾文学的先行者杨逵出了一张唱片，名为《杨逵纪念专辑·鹅妈妈出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有一个问题要特别说一下，台湾的摇滚从最高成就来看不如内地，一度有影响力的那些人如薛岳早期的《摇滚舞台》的成就并不是很高，音乐形式相对是美国50年代的，他最令人心动的唱片是《生老病死》。由于摇滚唱片长期遭到禁止发行，曾经有过香港的“达明一派”横扫台湾的演出记录。而Double X与“黑名单工作室”的出现则扭转了一些局面。尽管这一时期，欧美的重金属音乐在本土乐队中大行其道。

　　台湾流行音乐鼎盛时期的一大特征是女歌手的千姿百态，女歌手在民歌时代的表现甚至是阴盛阳衰的。也许，风骚于金韵奖的纯情女子占了绝大多数，论唱功有郑怡、齐豫（第二届金韵奖冠军）水准的也属凤毛麟角。据台湾乐评人分析：台湾女歌手女性意识抬头是因为一部日本电视剧《阿信》的播放。不管怎样，你是不会将高歌猛进的苏芮与古典化的齐豫混淆的，你也不会把嗓音出众的潘越云视作随意、自然而露点破绽的小妹张艾嘉的。几乎所有女歌手都是个性突出，尽显美丽。这种个性化在当时的男歌手身上也随处可见。

　　我读过台湾很有名的文化杂志《诚品》，却没读过与其发生过关系的音乐杂志《摇滚客》；我聆听过第一支集体创作的乐队——红蚂蚁的音乐，却没有机会听第一支乐队——丘丘合唱团的唱片，尽管其创作由邱晨一个人包办。当台语歌曲复兴者之一朱约信早就用了艺名“猪头皮”；当伍佰对商业圈乐此不彼而再也不叫吴俊霖；当我在王欣家初遇赵一豪的唱片，而王欣不久开始叫棉棉；当罗大佑动人的情歌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对于培育过我们的成长，并让我们笑对人生挫折的台湾流行音乐，我们还有多少记忆？

　　最后想用陈升的歌词作为本文的结束：“你在个不知名的旅店里睡去／电视里闪烁着马赛克的光影／想不出要拨电话给谁来安慰自己”。每个飘流在外的朋友，每个内心有过漂泊的朋友，是不会以如今的孤独来忘怀那些萌生理想火花的日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