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志愿者”成为时尚身份

　　给盲人讲电影

　　◎文/本报记者 黄健

　　照亮那些无光的世界地安门西大街里一个格外宁静的四合院。屋里坐满了盲人观众，窗外飘着深秋的冷雨。荧屏上正在播放布拉德•彼特演的好莱坞文艺片《燃情岁月》。一位素净的女孩背朝观众坐在电视机前，轻声讲述着正在播放的影片。这个电影放映厅里没人交头接耳，也没有爆米花和可乐，只有专注而陶醉的表情。女孩叫汪芳，是德国拜耳医药公司的市场助理，一年多来，她每个月都在北京红丹丹文化教育交流中心的“心目影院”义务为几十位盲人讲电影。

“我的工作类似于电影旁白，这个片子是我带来的，为了熟悉情节，这几天我连着看了两遍。”记者注意到汪芳手里还拿着厚厚的一沓关于影片的打印资料。给盲人讲电影说起来简单：只要在人物对话的间隙交代情节、人物关系就行。但困难是必须随着情节的展开，不断描述当时的场景和画面，比如人物的动作、着装、表情甚至环境、陈设等。片子里演到两兄弟在对话，汪芳就描述坐在一旁的父亲的神态、仆人在上茶甚至跑过的一只猫。而且在情景转换的时候还得简短地交代相关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知识。

　　“现在是秋天，大家穿的是单衣，伊莎贝拉一个人坐在门廊上，帮工们在干活，突然印第安老人听见什么抬起了头……到了几个月后的一个战场上，旁边是战场，两个兄弟相遇了，哥哥不愿意弟弟一个人冒险，弟弟很生气，他不说话，只是瞪着哥哥，旁边是他的战友们走过，还有土掉下来，哥哥走出去了……”汪芳坐在椅子上见缝插针地讲道。当她讲到关键部分，有的人会稍稍偏一下头，生怕露掉一句话；而在搞笑的段落他们也会报以会心的笑。汪芳说盲人观众最大的特点是非常宽容，她清楚地记得自己讲的第一部电影是《我的父亲母亲》，“当时自己觉得非常糟糕，可是没想到结束后听众们特别高兴地拉着我，说我讲得非常棒，我到现在还觉得挺内疚的。”

　　汪芳笑着说，对武打片比较头痛，前一阵讲《神话》就难得够呛。一年多时间里汪芳已经讲了将近二十部电影，但是她仍然说自己经验不足，“面对这些特殊而又可爱的听众，每一次讲电影都是一次全新的学习过程，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关键是，通过我的工作，帮助盲人完成了他们最想做的事——看电影。”◎文/佟尘

　　支教云南让他们一生中有一次刺激范路山属于热血沸腾的那一型志愿者，很容易冲动。但跟那些仅仅被别人的故事打动的人不同，她会马上采取行动。她是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系的学生，志愿服务的积极分子。曾经在暑假参加学校的活动，去云南香格里拉的藏族小学支教一个月。那段在“圣山”脚下度过的日子，让她终身难忘。

　　“校长是个特别好的老喇嘛，把能听懂汉语的孩子们都叫来听我们讲课。一切的艰苦现在想起来都变成了给我的恩赐。”但她怎么都忘不了，自己刚去的前两周的痛苦：“我怀着非常热忱的心去，但却发现很多东西自己根本做不到。上课的时候，无论你怎么强调、怎么费劲地讲，过了一天，他们还是记不住。他们那么喜欢老师，看着他们在草地上像小鹿一样蹦来蹦去的样子，我难过死了。我不断盘问自己，究竟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很多人都说想考大学，但一个月的时间对我来说那么短，而我并不能帮他们考上大学。”

　　有一天帮助孩子们大扫除，她告诉孩子们“紫外线可以杀菌，晒过被子就不会得皮肤病了”。她突然想到，原来可以告诉他们更有用的东西，“不是课本上的知识，而是让他们好奇的另一种生活。”

　　范路山刚到的时候，问每个孩子将来想做什么，几乎所有人都想当司机、喇嘛、医生。等她离开的时候，又问了一次。孩子们的理想变了，他们想做英语老师、想当翻译。范路山特别激动地告诉记者：“我觉得快乐很重要，但是人需要有刺激，我相信我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次刺激。支教就是一种信念，也许他们现在不懂，但某一天他们会想起老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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