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天津：北方话剧的摇篮(组图)

天津读书时的焦菊隐

甄光俊

　　早在一百年前，属于舶来品的话剧，登陆中国大陆并普及开来。至今话剧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一直为天津人民所珍爱。

　　在纪念中国话剧诞生百年的时候，我们追忆过去，探究它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天津这座城市和这个城市里的人们为这一文化瑰宝所做出的贡献堪称巨大，并因此成为天津人民的骄傲。

　　春柳社领班人系天津乡贤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有九个侵华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于是出现了华洋杂处的现实，并且由此而形成文化方面兼容并蓄的特色。1871年，英国侨民在天津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每年圣诞节前后为侨民们表演欧洲话剧。后来还曾在兰心剧院上演了当时在英国颇为流行的喜剧《英国皇家军舰平纳福号》。虽然这些演剧活动是为了满足外国侨民的文化生活需要，但欧洲话剧在中国民众的知识阶层，特别是在对新事物兴趣敏锐的青年学人中，也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天津乡贤李叔同即为代表人物之一。

　　李叔同（1882—1942）从小迷恋戏曲艺术，与一些著名演员过从甚密，并且粉墨登场参加票戏实践。1905年他赴日本留学期间，得到日本戏剧改良家川上音二郎等人的指导，间接学会欧洲的演剧艺术与技巧。他以息霜为艺名，成功地在《茶花女》里扮演玛格丽特，在《黑奴吁天录》里扮演爱米柳夫人等女性角色。他除登台表演外，还担任舞台美术设计，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投身于新剧的尝试中。为了塑造好剧中的女性形象，他毅然剃去心爱的胡须，自制了几套漂亮的女士戏装与头饰，在房间里对着镜子琢磨各种表演动作。李叔同在日本还演过《天生相怜》等独幕剧。

　　中国人第一次搬演西洋话剧，不仅吸引了一般观众，也获得了日本戏剧界首肯。春柳社源自西方的戏剧实践，促成了中国话剧的诞生。当年春柳社所演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剧目，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让中国群众认识了早期话剧这个新的戏剧样式。后来，戏剧史学家们认为，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剧社，在日本东京相继演出新剧《茶花女》（选场）、《黑奴吁天录》，首开中国国民搬演西洋话剧的先河，因此，把这一年定为中国话剧诞生之年。春柳剧社成为把西洋话剧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团体。而这个团体的创始人之一兼领班人李叔同，系在天津土生土长的老乡。

　　王钟声在津播撒新剧种子

　　1908年5月，中国话剧的又一位先驱王钟声率领上海春阳社北上天津，演出按照晚清实事、自己编写的《张汶祥刺马》和根据英国作家哈葛德著名小说改编的《迦茵小传》等一批新剧。这些新剧摆脱了传统戏曲歌舞化、程式化模式，以生活化的语言、表情动作抒发剧中人的内心情绪，令看惯传统戏曲的人们以为“它不像演戏，更像真的生活故事”，从而引起观众对新剧（即早期话剧）的兴趣。1909年，王钟声及其同志者们再次来天津演出《爱国血》《浸海石》《血手印》等新剧。

　　北马路大观茶园主要股东宋则久，受王钟声所宣扬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拥护通过戏台教化推动移风易俗、改良社会的主张。他请王钟声与其合作，创建天津新舞台有限公司，把大观茶园建成表演新剧的中心。宋则久还采纳王钟声的建议，投资翻新大观茶园，增设转台以便表演新剧。改造翻新的大观茶园竣工后更名为大观新舞台，以演出文明新剧相标榜。同年农历八月十二（公历9月25日）大观新舞台举行揭幕首演，由王钟声领衔演出揭露官场黑暗的新剧《缘外缘》，为两年后爆发的辛亥革命大造了舆论。

　　王钟声等话剧先驱在大观新舞台的演出，有力地推动了早期话剧在天津民众中的发展。在王钟声的带动下，天津的许多专业戏曲艺人开始尝试编演文明新戏，后来鼎鼎大名的河北梆子女演员刘喜奎，就曾经在王钟声指导下搬演过《爱国血》《宦海潮》等一些文明新剧；后来成为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当年尚未出师的荀慧生，也曾在天津与王钟声同台演过新剧。

　　新剧的种子在天津生根、开花，王钟声功不可没。1911年12月3日，辛亥革命志士、中国话剧的先行者王钟声，为策划北方革命被清朝统治者杀害于天津。

　　名士严范孙积极倡导新剧

　　曾任直隶学务司和学部侍郎的天津名士严范孙（1862—1929），辛亥革命后隐居乡里，身体力行倡导早期话剧。他认为新剧是对民众进行高台教化的有效方式，“剧本加以改良，其功不下教育。”

　　早在1906年，他便编写过话剧本《箴膏起废》，与其子侄严智崇、严智怡一起在自己的家里表演。1909年，他又以南开学校校董的身份，请校长张伯苓重新加工这个话剧本，组织韩洵华等人出演。1911年，通州人士潘子寅因激愤于韩国沦亡而在仁川投海自尽。消息传开后，严范孙邀请天津著名文人李琴湘据此编撰了新剧《潘烈士投海》，又把上海名伶王鸿寿请来主演，为反清志士的资产阶级革命大造声势。1912年，严范孙力荐戏剧革新家汪笑侬担任天津戏剧改良社社长，还经常与天津新剧社的箫湛卿、江北邦等志同道合者，一起商讨加快戏剧改良事宜。他支持并参与南开学校编演新剧，南开学校每排成一出，他必亲往观审。1916年2月，京津奎德社移植南开新剧团编创的《恩怨缘》和《仇大娘》，在北京广德楼戏院首演，严范孙率天津学界代表30余人亲往北京观看、指导。南开学校的演剧活动之所以成绩斐然，与这位校董的积极倡导和亲自参加分不开。

　　南开新剧名扬全国

　　中国话剧在北方蓬勃发展，天津南开学校新剧团为开路先锋。

　　欧洲话剧在中国兴起，源自两条渠道。前面所说以李叔同为发起人的春柳社，从日本东京将新剧引进中国大陆，文明新剧从此勃兴开来，是渠道之一。另一条渠道，是天津南开学校创始人张伯苓于1908年赴美欧考察后，把欧洲话剧直接引进天津。他于1909年自编、自导、自演了三幕新剧《用非所学》。这出戏虽然情节并不复杂，但它锋芒所向直指腐朽的清朝官场，较之表现形式新旧混杂、穿插脱离剧情的时事演讲等南派文明戏，更具有吸引力，它为早期话剧在天津发展奠定了健康基础。

　　从那以后，南开学校每届校庆之日，必有一部新剧问世，诸如1911年的《影》，1912年的《华娥传》，1913年的《新少年》。1914年11月，南开学校鉴于在演剧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郑重地组建了由本校师生共同参加的南开学校新剧团。

　　南开新剧团从创建之日起，就是一个组织健全、宗旨纯正、领导得力、团结齐心的业余剧团。它不以营利为目的，所以不受一般小市民趣味的左右，而是以张伯苓校长所倡导的“练习演说，改良社会”为根本。他们所演剧目全部由师生自己编创，在幕表制盛行的演剧风气下，坚持按照剧本的准词演出，杜绝粗制滥造。最为可贵的是他们在编演新戏的同时，注重戏剧理论的建设，成为南开新剧活动健康开展的重要保证。

　　1916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张校长胞弟张彭春担任新剧团副团长，他对欧美话剧有深入的研究，南开新剧团在他的指导下，戏剧实践的现实主义因素逐渐加强，编演方法也明显借鉴了以剧本创作为基础。南开新剧团在张彭春的指导下，几年间不仅演出了《一念差》《新村正》等一些自己创作的剧目，并且上演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国民公敌》，高尔斯华绥的《争强》，莫里哀的《财狂》，果戈理的《巡按》等世界名剧，把南开新剧团的演剧方向，迅速从自编剧本引导到比较系统地公演西方著名写实剧上来。

　　南开新剧团的演出实践不仅受到天津各界群众欢迎，而且引起诸如鲁迅、梅兰芳、胡适、陈大悲、宋春舫等各地文化界名流、学者们高度关注。他们都曾观看过南开新剧团的演出，发表过观后感和剧评。当年的《新青年》《晨报》《每周评论》《新潮》《春柳》《新民意报》等在社会上影响广泛的报刊，都曾刊登过南开新剧团所演剧本和对演出的评论、报道。

　　南开新剧演出扩大了天津剧坛对各地艺人的吸引力。刚刚出道的京戏名角梅兰芳，连续编排了《一缕麻》《邓霞姑》等一些时装新戏，于1916年送到文明新剧方兴未艾的天津，在东天仙戏院接受民众检验。

　　据现有资料统计，从1909年至1922年这十几年里，南开新剧团上演的新剧将近50部，培养了大量的话剧爱好者和市民观众，为中国话剧在北方兴起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在专业话剧编剧、导演、表演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艺术家，诸如曹禺、黄佐临、焦菊隐、沈浮、梅阡、黄宗江、金焰、石挥、谢添、魏鹤龄、田方、卫禹平等人，当初都曾在天津吸吮过南开新剧团的养分。中国话剧史册上，对于南开新剧团为中国话剧的诞生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对话剧人才的培养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学生时代的周恩来在参加南开新剧团的演剧活动中，经受了实践的锻炼，他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在那里得到完美展示。1914年，身为南开学校二年级学生的他，开始参加演剧活动，因为当时男校里没有女生，排演新剧时他毅然承担扮演女性角色，先后在《恩怨缘》《一元钱》《华娥传》《仇大娘》《千金全德》等剧中扮演女性人物，无论扮主角或扮配角，他都演得十分投入。他不仅登台扮演角色，还于1914年11月新剧团成立大会上，当选布景部副部长。此后，由他负责的舞台设计，花样翻新，精工制作，为新剧演出增光添彩。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是最先参与话剧理论建设的杰出代表，曾在南开出版物上发表了大量论述新剧的理论文章，最具代表性的是1916年他所撰写的《吾校新剧观》，全面、系统地探讨早期话剧运动的产生、社会功能、艺术本质特征、创作原则和戏剧批评等重大理论问题。他在这篇堪称话剧理论的开篇之作里，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文明戏的流弊，客观地总结了南开学校多年的编剧、演出所选取的写实主义道路，结合各地话剧运动的实践，概括出带有引导走向性质的理论。这是中国现代话剧诞生之后理论研究的开端，而且视野高远、分析精辟，它奠定了南开学校乃至北方新剧发展的理论基础，因此而成为南开学校新剧成就的重要内容。

　　曹禺与焦菊隐

　　溪 桥

　　1907年李叔同在日本东京扮演《茶花女》里的玛格丽特

　　1915年10月南开新剧团《一元钱》剧组成员合影，后排左为周恩来

　　1911年12月在天津就义的中国话剧先驱王钟声

　　南开学校张伯苓校长（左）与胞弟张彭春在一起

　　曹禺演《财狂》剧照

　　在天津百年话剧史上，还有两名在中国话剧历史上的领军人物。一位是卓越的中国现代戏剧家曹禺先生,另一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人焦菊隐。

　　天津是曹禺开始话剧之旅的起点，1920年曹禺进入天津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开始接触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的作品，积累了他的文学和艺术修养。1922年曹禺进入南开中学二年级学习，在南开中学曹禺迈进了话剧的门槛,他加入了南开中学文学会和南开新剧团，演出中外剧作，显示了表演才能。他广泛涉猎新文学作品，开始写作小说和新诗，并且开始处女作《雷雨》的构思。在中国现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天津，曹禺完成了他思想和艺术的启蒙，为他日后成为话剧艺术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天津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风起云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南开中学浓郁的艺术氛围和活跃的进取的思想观念，就产生不了曹禺和他不朽的剧作。

　　焦菊隐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并不熟悉。然而，在中国现当代戏剧发展史上，他功不可没。在文学艺术界，焦菊隐被称为学贯中西的戏剧全才，是为舶来的话剧艺术注入了中国魂魄的“总导演”。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总导演，焦菊隐一生怀有“对于艺术事业的无限的忠诚”，以卓绝的艺术理想和严肃的工作态度，排演出《夜店》《虎符》《龙须沟》《蔡文姬》《茶馆》等一系列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话剧作品，为文艺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演艺人才，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确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艺老演员朱琳在回忆录里也曾写道，“在人艺几十年，实际上是焦菊隐开创了中国话剧民族化的道路。”舒乙说，“如果老舍是房屋设计师，焦菊隐就是建筑工程师”。学者童道明说，“就像徐悲鸿给舶来的油画注入了中国的魂魄一样，焦菊隐给舶来的话剧注入了中国的魂魄”。

　　与曹禺相同，焦菊隐的戏剧人生，也是从天津起步的。1905年12月11日，焦菊隐出生在天津市东门里一个贫困的大杂院里。先后就读于直隶第一师范小学、省立中学、汇文中学。1918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天津南开中学“新剧”演出影响了许多学校，当时小学六年级的焦菊隐积极参加新剧社，并被派给艺名“菊影”，他自己改为“菊隐”。这是他一生从事文艺戏剧活动的起点。

　　1924年，他因为突出的成绩破格提前毕业，被保送进北京燕京大学读书。

　　1930年9月，焦菊隐大学毕业后受李石曾委托创办北平戏曲专科学校。他求教王瑶卿、陈墨香等戏曲大师，为他日后借鉴戏曲表演形式创造民族戏剧风格打下了基础。后来，由于他在教学中改变了戏曲教学传统，引起社会哗然，最终改革受阻，焦菊隐被迫辞职，于1935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