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教育书摘中国废除科举后的70年沧桑风雨

　　本文由新华出版社提供，转自《高考年轮》，作者：马国川,赵学勤

　　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东方大清王朝紧闭的大门被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攻破，“中央帝国”“老大帝国”美梦被隆隆的炮声击碎。一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惨痛的教训中发现，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落后缘于人才不足，人才不足源于教育制度的落后。甲午海战，日本的胜利，对中国政界及知识界影响甚大。中国上下变法之声愈强。严复说当时“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张之洞在《劝学篇·序》里也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对于教育制度的反思，落脚于对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的批判上。

　　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年）9月2日，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10月，风雨飘摇中欲图振拔的清政府谕令从丙午（即公元1906年）科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是中国在1905年最大的新闻，它的轰动是世界性的。此诏书宣告了中国延续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封建专制的人才基础——科举制度，竟然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寿终正寝。想想吧，改革科举制是戊戌变法中的一项内容，但慈禧老佛爷一句话就使它中途夭折。这时，老佛爷还活着，袁世凯的一句话就废了它。这袁世凯还了得吗！

　　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其子女谈起这件事，认为是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当年，《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把这一事件同清廷即将开展的宪政改革顺理成章地捆绑在一起：“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辛亥革命后，莫理循在袁世凯总统府中，做了外籍政治顾问。

　　废除科举之后，那些把科举作为人生追求的读书人如丧考妣，认为断送了人生出路。但更多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了洋务求新人士已经兴办的新式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和上海马相伯创建的“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公学等现代高校。这些学堂实行自主招生，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高等教育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施行的是各大学自主招生的政策，各自为政，各家独立自主命题。由于是各自为政，那些参与命题的老学究们有时还会开开倒车。比如，北平一所医学院招生，国文考试题目是《卞壶不苟好时论》，题目出自《晋书》。可是，立志做医生的学生又有几个读过《晋书》呢？只好全体交了白卷。

　　不过大势所趋，新式考试的地位已无可动摇。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年轻时也曾经参加过科举，蔡元培还是翰林，但他们都主张“兼通新旧，融合中西”。在蔡元培掌校(1915年)之前，用冯友兰的话说，“北京大学基本上是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学校”，但考试制度似乎已非常新潮。当时北大的高考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别的不考，但中文和英文总是逃不掉的；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则要考数学。

　　和现在一样，当时的高校也有名额的限制。1915年，梁实秋考清华时，直隶省的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的差不多有三十几个人，初试先涮下二十几个，留十名，复试再淘汰一半，遴选出五名。梁实秋虽然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却顺利地进入第二轮。直隶省省长朱家宝在自己的府邸内考梁实秋等十名考生。作一篇作文，题目是《孝悌为人之本》，和八股文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看来，当时清华的改革较之北大，还有不小的差距。

　　当时，自主招生的大学在招收学生上还是相对宽松和灵活。1929年，钱钟书和他弟弟钱钟韩一起参加清华的高考。钱钟书数学考了15分，要不是校长罗家伦赏识钱钟书的国学和英文，竟要被拒之门外了。钱钟书的例子也不是当时惟一的个案，1922年，还有个叫卢冀野的学生考东南大学，数学更差劲，考了个零蛋，但因国文满分，而被东南大学破格录取，轰动一时。

　　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有过“短命的统招”。1937年，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三所国立大学试行联合招生。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实行统一招考。1940年，统一招考的学校范围又扩大到公立院校，私立和公私立专科学校仍自主招生。此次统一招考是自1905年以来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战事严峻，统一招考办法实行仅三年便被迫中断。

　　战争不断的时局使得中国的大学教育大受影响，但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大多高等学府基本上依然保持了由蔡元培、梅贻琦等人呵护培育出的现代大学精神，在招生考试制度上，也大致沿袭了各高校单独自主招生的传统。

　　1949年，除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高校实行非实质性的联合招生外，全国绝大多数高校仍沿旧制，实行单独招生考试，招生的计划、条件和办法都由各校自行决定。单独招考造成高校招生不足额和新生报到率低等问题，1950年5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新中国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试文件《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要求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但由于单独招考操作上的惯性，该年度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既有校际的联合，又有大区的统一，还有学校的单独招生。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要求，高校招生继续沿用前一年度的办法，而且统一招生要在单独招生之前举行。195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至此，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夕。

　　1966年，文革爆发。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那一年的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声称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5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开始以更激烈的言辞来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高考终于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全国高校停止招生。从1966年－1972年的6年间，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少量工农兵学员外，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几近停滞。

　　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高校招生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即“十六字”招生办法）。《纪要》还提出“两个估计”，认为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纪要》经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央文件下发全国后，“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由此成为金科玉律。

　　自1972年开始，大多数学校恢复招生，但文化考试仍未得到恢复。而1972年大多数高校所恢复的招生，却取消了文化考试，以家庭出身、政治表现、路线觉悟、实践经验等作为选拔学生的标准，对文化程度的规定则只要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即可。1973年的招生工作有所改进，提出要“重视文化考查”。然而，这一本事遵循了考试自身规律的正确做法，却因张铁生“白卷事件”而备遭指责。

　　张铁生，辽宁省兴城县的一名生产队长，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在1973年的大学考试中几乎交了白卷：语文38分，理化8分。眼见录取无望，张铁生在理化考卷的背面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考试的不满，同时又希望各级领导在入学考试中对他加以照顾。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评论：张铁生“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这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地、发人深省的答卷”。

　　于是“白卷事件”引发了一场围绕高校招生“文化考查”的大讨论。其结果是，文化考查被冠以“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等罪名，交“白卷”的张铁生被树为“反潮流的英雄”。文化考查这条科学、客观、公正的新生选拔标准，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中，“自愿报名”只是幌子，“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子女是无报名资格的，即使是有报名资格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是“基层不敢送，领导不敢批，学校不敢收”；而后三个环节无一例外都成了“走后门”的代名词，弄虚作假、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私留私送名额等各种丑态纷纷粉墨登场。尽管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仍难以阻挡这股由非客观选拔标准引发的“走后门”强流。而“走后门”的结果是，导致高等学校新生文化程度极其低下，并进而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严重滑坡。而且，“唯成分论”也严重挫伤了广大出身“不好”青年的学习积极性。

　　1975年1月，文革初被打倒的邓小平恢复工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着手对各方面的整顿。9月26日，邓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进行了一次谈话，表达了对当时招生办法的忧虑，他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一句金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邓小平的意见遭到了“四人帮”的猛烈反对。他们指责高校招生是“读书做官”的“阶梯”，“扩大三大差别”、“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进而要求高校招生“砍梯子”，实行“三来三去”，即：大学新生从农村来，毕业后回农村去，当农民、拿工分；从工厂来，回工厂去，当工人；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高校招生走进了死胡同。他们甚至提出，“卫星上天，红旗(就要)落地”，“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赶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1976年10月，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十年动乱，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达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的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

　　1975年1月，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国人民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方针。但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大量的高素质的建设人才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中国这艘万吨巨轮，就要乘长风破万里浪，一股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岩浆正在水下潜滋暗长，势头愈来愈猛，愈来愈烈，就等着一个恰当的时机破岩喷涌。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进入了不同寻常的1977年。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民共和国，谁来接续上被人为断裂了多年的现代化链条？等待着天下士子的，将是什么消息呢？

　　高考恢复三十年，有本书不能不读

　　牧易

　　曾经有一种制度，恢复三十年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四千余万人的命运拐点——这就是高考。

　　高考恢复三十年对中国现代化走向的意义，不亚于与其同时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回顾三十年以来，关于高考恢复初始阶段，特别是1977、1978年的回忆，报章上还有一些零散的记录。遗憾的是，比较系统地诠释高考恢复三十年制度发展演变，以及这种制度变迁对青年命运的影响，这样的书还是空缺。《高考年轮——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恰恰弥补了这个空白。

　　这本书按照高考制度改革推进的程度层次，分为“解冻”“嬗变”“转轨”“惶惑”四部分。在每一年的安排上，通过对本年度高考制度改革的全面概述，通过政策的解读、人物的描绘，事件的还原，点面结合，生动地概述了该年高考制度改革的全貌。在这三十年中，与高考有关的人物很多，上至政策决策者，下至普通考生，书中选取的年度人物，都是与该年高考政策、高考事件息息相关的具有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

　　书中“年度话语”选取的是该年度和高考制度密切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词语和话语，不仅通过年度话语诠释高考重大决策，而且帮助当时每一名高考亲历者捡拾记忆的贝壳，重温曾经的峥嵘岁月。在每一部分的后面，“弊案档案”披露的是高考恢复三十年来触目惊心的黑色档案，对违规违法事件的处理历历在目，它向我们昭示：无论作弊手段怎样变化，都为党纪国法所不容。

　　高考恢复已有30年，中国的高考制度在问题中前进，在非议中变革。中国的高考制度改革一直在继续，未有穷期。以政策沿革为经，以代表人物为纬，通过鲜活实例，对恢复高考的30年进行全景式扫描，这本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厚重，又有文学趣味的书，不能不读。

　　截至2007年，通过高考进入高一级院校深造的有四千余万人，而参加高考的人数，在目前十八九岁到五六十岁的人群中，应该是绝大多数。高考成为他们青春的见证，成为他们生命回忆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无论滋味是酸甜苦辣。《高考年轮——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一书，就是要让经过高考洗礼的各行各业的人士，全面了解高考制度三十年的变迁，寻找到自己在这段历史的坐标点，触摸历史的体温，感受时代的脉搏。

　　明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年。自这次会议后，中国进入了邓小平时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本书不仅介绍了高考制度变革本身，而且是在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的背景下考察的高考制度沿革。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考年轮——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侧面，一个切片。

　　《高考年轮——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马国川、赵学勤著，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