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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御霜簃到西四北三条39号

  从御霜簃到西四北三条39号

  御霜簃,是程砚秋先生的字,他也以此命名自己书房为“御霜簃”,程先生去世已经快半个世纪,他的儿孙依然在这座百年老宅中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普通人路过朱漆大门前,只能看到门口“程砚秋故居”的牌子和西四北三条39号的门牌。

  ◎王丽娜 陈超 70年的老宅

  胡同的名字很平常,西四北三条,整条胡同里都是古老的四合院,大门终日敞开或者虚掩,胡同口的光头老人悠闲地喝着酒,几个老太太围在白薯摊前,操着地道的京腔讨价还价,任何一名游客都可以推门而入。从东口往西走,在胡同的尽头却有一个特例。

  39号的门牌丝毫不起眼,同样灰色的院墙,朱红色的大门一直紧闭着,15点刚过,一位高个子老人走出来,考究的黑T恤有些与众不同,走向门口的一辆白色捷达车,开车、点火、扬长而去。车大约一个小时后又返回来,一个小男孩蹦蹦跳跳跑下车,老人停好车,按响门铃,两人又迅速消失在门后。

  在很多邻居眼中,“平时很少见他们家开门,也很少跟我们这些老百姓说话,见面就是打个招呼”。这个院子就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的故居,那位开车老人,就是程砚秋的次子程永源。

  敲门后,得知记者身份,程永源方才打开大门。绕过照壁,就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柿子树,“这是64年前我和父亲一起种的,父亲说院子里种棵树会有些生气,还可以乘凉,我们就去护国寺买了一棵柿子树苗,转眼这么多年了”。

  前院的西厢房是程家的厨房和餐厅,老人就在这里接待访客。一件小柜子一样的家具很惹眼,“这是古代的冰箱”,打开门,里边包着铁皮,底部是盛冰的箅子,“夏天时候,放一块冰,再往底下放一个接水盆,差不多可以用一天”。如今,“冰箱”和红木花架、书桌等老家具已经成为装饰品,和“宜家”的家具一起摆在房间中。

  东厢房是程砚秋先生当年书房,就是“御霜簃”,当年这屋顶上养了很多鸽子,程砚秋先生就每天看着鸽子飞翔训练眼神。北房是当年的会客室,如今已经成为程永源与夫人的卧室。房子外观依旧古朴,透过绿色的窗棂,依稀可看到里边一排排颇具现代气息的书架。

  “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住在后院北房的西侧屋里,父亲住在后院的东耳房。”穿过狭窄的中院,就到了当年程砚秋一家人居住的后院,打扫得很干净,却无人居住,显得有些萧索。

  两次上交的老宅

  说起买这座房子,还有一段历史。“我父亲是中国戏曲界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人,1929年,他就想出国演出,国民党的李石曾表示支持,父亲就开始积极准备。”为了演出,程砚秋还购置了一大批行头、道具,设计了可以折叠的桌椅,方便运输。不料忙活了一年多,却得到答复,“只能我父亲一个人去,不许带着剧团出去”,苦心准备的道具派不上用场,“只能独自踏上赴欧道路”。等程砚秋从国外演出归来,这些道具存放却成了难题。当时一家人还是租房子住,搬来搬去很不方便,程砚秋“就想买一套房子放那些道具”,于是,在1938年买下了当时还叫报子胡同西口的这个小院,那一年,程永源刚刚10岁。他还记得和父亲看房子,还带了一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拿着罗盘,边走边看,程永源印象深刻的是,走到西厢房和北房的交界处,他指着房顶对我父亲说,“您看,这都是黄松的,不易腐烂”。

  解放前,程砚秋在海淀、珠市口等地都有房产,青龙桥还有一座房子和18亩地,本来程砚秋打算在那里办一所学校,不料受到当地地痞流氓骚扰而停办,这处房子暂时闲置下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程砚秋为躲避日本人,就住在青龙桥的寓所中务农,被传为佳话。

  1956年冬天,程砚秋作为人大代表访问苏联回国途中,周恩来建议他入党,愿意做他的介绍人。程砚秋要把所有的房产和地产全部上交国家。“我父亲对总理说,从前买那么多房子是为了保值,现在孩子又不在身边,用不着了。周恩来表示,你们全上交了,国家还得再给你们分房子”,这样,报子胡同的老宅才被保留下来。

  “文革”期间,红卫兵在北京四处抄家,程砚秋先生已经去世,只剩他夫人还在老宅里住,老太太再次提出要把房子交给国家,国务院办公厅经讨论,最终同意他的家具由国家“暂时保存”,贵重物品开三联单,房子留给程家居住,西城纠察队为此还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避免了红卫兵的冲击。

  即使如此,这里后来还是变成了查抄办公室,又过了一段时间,三个当权者借住进前院。“屋子里养狗养鸽子,又脏又乱,没人打扫。”那时程家的大儿子远在法国,三儿子在香港,程夫人只好去找在机关工作的二儿子程永源,“你赶紧回来吧,家里已经不成样子了”。于是,1969年程永源一家搬回了老屋。

  修缮中的39号

  据程永源介绍,从正门进来,中轴线上本来有一条抄手廊贯穿前后院,如今走廊已经不见踪影,只有从后院地砖形状上能看出过道痕迹。抄手廊的垂花门依然,侧门已经被封死,如今从前院到后院只有一道门,而且长年上着锁。

  程砚秋共有三个儿子,1930年,程砚秋在瑞士世界学校访问时候,发现这所学校里居然没有中国人,不禁愤怒,“没有中国人叫什么世界学校?”回国后立即向李石曾建议派留学生,当年中国共选派11名儿童赴世界学校留学,程砚秋9岁的大儿子也在其中,解放后又留任中国驻法使馆,娶了一位法国太太,长期旅居法国。二儿子程永源解放后入伍,1956年复员后在政府机关工作。三儿子在解放后赴香港学习美术,在香港也有自己的房产。

  1986年,程砚秋夫人去世前将老宅分给三个儿子,长子分得后院的北房,二儿子程永源一家人住在前院,三儿子分得后院的厢房。程永源说,他的三弟“有时会住在这里,这段时间没在”。透过窗户看去,无人居住的老宅越加寂寞。

  在狭窄的中院西侧,有一个小门,通向院外,据程永源介绍,这是为了后院进出方便,“要是回来晚了会打扰到前院的”。这道门就通向隔壁的41号院,原来,程砚秋先生的女儿离异后就住在这里,程夫人去世前将这处院子留给女儿,如今,只有程砚秋先生的外孙女一家住在这里。可是41号院里租房的住户居然完全不知道,程砚秋故居隔壁,就住着他的外孙女。而街坊里也有一些风言风语,说两家因房产的纠纷闹得很不愉快。

  解放后,程砚秋对宅子进行了一次修整,旧式花窗和冷布被四方玻璃取代,半个多世纪过去,房屋的地基已经开始下陷,房子的窗框明显倾斜。程永源找到市文物局,得到的答复是“塌了再修”。无奈下,从前年开始,程永源自己拿出大量积蓄,开始对前院进行整修,“再不修就不行了,我已经79岁了,我正好没事,也还能干”。

  工程悄然无声持续了两年,已经花了30多万元,一位住在斜对门的邻居说,“我们都看到建筑工人进出才知道他们家修房子,可是门口没有一点建筑垃圾,都不知道是怎么运走的”。其实这是程家历年来的规矩,一切都在悄然进行,工人修房子,程永源也跟着递个工具,检查一下电路,保姆有事回家,他还天天出去买菜,周末给工人“改善伙食”。他说,“工人们干活很辛苦,工头就给他们买一大包馒头,一小红桶炒白菜,我就每周末给工人改善伙食,中午给他们买包子和馅饼,晚上炖肉和汤,这三年的每个周末都这样”。

  75岁的工头程玉山是他家老相识,他说,他带着工人修房时,程永源在家里也闲不下来。程永源每天都给工人们灌两大桶水,有热水有凉水,热的时候还有酸梅汤和绿豆汤喝。“哪有他这样的主顾,除了工钱还额外买东西。而工钱,程永源从来没有算计过,说多少就给多少。”

  这几天,工人回家秋收,院子里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青砖,前院显得有些拥挤。工程已经完成了大半,除了南房,北房和东西厢房都基本完成,墙砖的青灰都透着新鲜,窗上还重新雕上镂空的窗花,而后院依然古旧和冷清。-

  程永源与父亲的人生交织

  程家三兄弟中,程永源在老宅里居住的时间最久。如今已经79岁高龄的老先生,身体依然十分硬朗,现在每天下午15点开车去黄城根小学接孙子是他的惯常外出。去年他还骑自行车接送孙子上学,摔过一跤后,才改为天天开车,老人撩起裤腿让看他膝盖的伤疤。他平日里不爱外出,每天清晨在院子里打拳,浇花。

  最初练拳就是父亲教他的。程砚秋的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每天他都要在自家庭院打一套太极拳,“在家里走脚步,从台阶走到垂花门,走,再往后退,一走就是50个来回”。

  程永源说自己和普通人一样,虽为程砚秋之子,却一点也不会唱戏,但是父亲对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他的生活里。今年已经75岁的程玉山是程家的老相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只要程家的房子有点什么小毛病,都是找他去修。程玉山说,最不可多得的是他家里人从来没有架子,老太太在的时候也没有。

  这几年程玉山一直在帮他家修房子,修完这屋修那屋,也看到程永源很少出门,“和他来往的人大多都是他南下时的战友,一看都是很实在的人,他自己也说看着不好的人就不愿多接触”。程永源自己也说,他朋友少,也不喜欢交际,“君子之交淡如水”。

  程玉山说,程永源对他说过,父亲对他的嘱咐他不能忘记。这个“嘱咐”就是程砚秋先生1941年写给他的一个字条:“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改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善者谓之吉也,不善谓之恶也……”他一直保存着这纸条。

  程永源最津津乐道的就是父亲的“英雄事迹”。有一天,父亲从外地演出回来,“浑身是土,掸也不掸,径直进了堂屋,气呼呼坐下,不说话”,后来他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在火车站遇到伪警察袭击,“父亲一走出东站的北站口,他们就把我父亲拉到地道附近的偏僻处,父亲看形势不对,就跟他们打起来,一个打八个”。

  程砚秋的这种举动自然也招致报复,1943年底,半夜3点多,一个穿钉子鞋的人翻墙进了程家,那天程砚秋恰好住在青龙桥。前院住着程家厨师,听到动静,忙跑到后院,告诉程夫人,“有明火(强盗)”。程永源听到外边响动,抄起一把花枪要奔出去,向外一看傻眼了,院子里有五六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一个高个子中国人搜各屋被窝,厉声问:“程砚秋呢?”程夫人说不在,又把程永源和厨师拉到过道上,给那个厨师灌凉水,威胁他们说出程砚秋在哪儿。程夫人要他们出示证件,这才知道是日本宪兵队。讲述那晚的经历,程永源似乎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恐惧,对父亲充满了崇敬。

  程永源受父亲影响喜欢武术,喜欢练拳。“那时候学校里学生都不怎么好好念书,看多了美国电影,学西部牛仔的样子,甚至带着左轮枪上学,学校里净是打架的。所以我不愿意去学校。”抗日战争时期,程砚秋不愿给日本人唱戏,就在青龙桥雇人种地。每到周末,程永源就骑着一辆从拍卖行里买来的英国老牌“大三枪”自行车顺着树林间小道去青龙桥玩,结识了当地的形意拳高手焦文玉,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形意拳,父亲看他就喜欢练拳,不好好学习,便教育他,“不管干什么都要靠本事吃饭,你将来没有别的本事,就算靠自己的力气拉洋车也不能不劳而获”。这样,他中学毕业之后就去高工学校学习开汽车和打字,掌握“一技之长”。

  程砚秋靠唱戏红遍全国,成为一代京剧宗师,夫人果素瑛也是梨园之后,但他却不像其他人把真传传给后代,并且严厉禁止后人学戏。因为当时唱戏是“下九流”,是唱给有钱人享乐,“比妓女还要低贱”。

  在什么都不懂的小时候就被父亲完全阻断了走上戏曲的道路,因此程永源他们都不会唱戏。“那时太小,也没什么想法和好奇,就觉得看戏听戏应该是和看电影差不多。”等他长大后,解放了,父亲偶尔会和他探讨怎么唱更好听。有一次父亲与杨宝森合作《武家坡》,父亲在家里说,“他把唱腔改了,我也要改”,拿着二胡在院子里试唱新唱腔,一番钻研后,把妻子和程永源叫到身边,表演了一番。程永源说,“这是父亲对唱腔进行改良的第一步,问外行人总是问这两句,首先要像京剧,然后再考虑其他”。

  作为京剧大师的后人,程永源却“和戏剧界的人接触很少,戏剧界太复杂”。从上学到工作,他从不主动和别人说自己父亲是程砚秋。1969年搬回家里住,上门的人多起来,不少人上门求程砚秋先生的唱段,或者请求给予指导,程永源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先要看看他是不是跟风,如果是因为程派流行来学,那就不好。喜欢程派的我才把一些经典唱段给他”。很多纪念和庆典活动都送来请柬,老人一概谢绝。

  步入老年的程永源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和转录父亲的音像资料。“以前工作太忙,还在香港工作了十几年,顾不上啊。现在年老了,还能干什么,那就把我父亲的东西该保留的都保留下来吧!”前几年准备修房子时,整理屋里东西,看到父亲的那些密纹唱片和演出带,觉得有必要应该再转录一下。老人买了一台MD,为他刻录音乐提供了技术支持,将胶带唱盘通过录音头,配一个分离器,插到MD上转录,还可以做一些音质上的调整,把音量已经变弱的地方调大,再滤掉唱片里的一些杂音,使音质更好。“父亲的东西,我必须帮他保留下来,父亲的京剧是一门艺术,和中国的武术、气功一样是值得保留的遗产。也便于他的徒子徒孙都来学习,这些东西应该传承下去。”他自己买了很多录音带放在家里,不只自己用,还方便其他人来家里要的时候随时帮着录,“我要送给真正喜欢程派的人,让他们学习,传播”。

  有趣的是,相对于京剧,程永源似乎更喜欢西方音乐,老人最喜欢的男高音是卡雷拉斯,“唱得有味道”。听惠特尼·休斯顿唱的《I will always loveyou》,饱含感情,“每次都想落泪”。程永源说,这可能是他继承了父亲的音乐细胞,听几遍自己也就能唱了。

(责任编辑: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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