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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互根

  义利互根

  文/张剑云

  义灯不灭

  先从大家熟悉的“原始主义”、“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这些词语说起,这些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一个“义”字。

其次,我们观察到这个“义”涉及的不仅是普通的男女、父子、兄弟、朋友之义,而是一种摄御主导整个社会运行的“主”义。

  令我们震惊的是这个“义”字贯穿于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使我们感觉到一种震撼心灵的、甚至在互相敌对或仇视的族群人群之间香火传承着的、永恒存在的共同的东西——它触及到了人的生命意义这个根本问题。荀子所说“义利,人之所两有者,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实际上揭示了义的永恒性——“义灯不灭”,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在乎不在乎,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华先贤千言万语,无非就是一个“义”字。

  问人间“义”为何物?值得君为之前仆后继,洒血捐躯?

  公元前528年,晋昭公四年,邢侯与雍子因土地起纷争,官司打到掌管刑狱的叔鱼哪里。按律雍子有罪,雍子就把自己女儿嫁给叔鱼,于是叔鱼徇私枉法,判邢侯有罪。邢侯大怒,杀叔鱼和雍子于朝。韩起问叔向应如何判罪?叔向说:“雍子贿赂,叔鱼卖狱,邢侯擅杀,三人犯罪的形式虽各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己恶而掠美,是昏;贪以败官,是墨;杀人不忌,是贼。‘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施生戮死,可也。” 于是杀邢侯氏,此谓刑法“施生”;雍子和叔鱼陈尸于市,此谓刑法“戮死”。

  叔鱼是叔向的弟弟,孔子评论这件事情时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在这里,判断是非曲直的准绳,不是有形的法律,而是无形的义。孔子是主张 “亲亲相隐”的,在这里“亲亲相隐” 相比之下属于小义了,要服从“治国制刑,不隐于亲”这个更高的大义。中华义理学学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小节从大节,小义从大义,小仁从大仁。断章取义,摘章寻句的实用主义者,多悖逆其基本原理。

  西周是相当和谐的圣人时代,为何竟设这等酷刑相震慑不义之人?何谓“大义灭亲”?人间最珍贵的亲情竟值得为之而灭?

  越是重要得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就愈是显得“大盈若虚”,似乎根本不重要,看不见,摸不着。而实际并不重要的东西,却往往显得炫目夺人。

  无论在历史典籍中,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现实生活中,“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永恒人性元素,如此深深渗透于人的血液之中,犹如空气,无处不在。这是任何管理者必须要正视和面对的。“摄礼归义”是制度化的永恒主题,否则,一种“不义”的制度化,无论你如何“先进时尚”都必然要冒与人性规律、民族文化绵绵不绝之力量相对抗的巨大风险。所谓 “引进制度的现实作用要比文化大得多”实在是一种饮鸠止渴之论,长远来看,不仅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义乱情迷

  诸葛亮的哥哥诸葛谨为孙权做事。诸葛亮过江联吴拒曹,诸葛谨碰见他,就责怪他说:“既到江东,为何不来见兄?” 诸葛亮曰:“弟既事刘玄德,理宜先公后私,公事未毕,不敢及私,望兄见谅也。”后周瑜命诸葛谨劝诸葛亮弃刘事吴,于是诸葛谨对孔明说:“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兄弟俩也要合葬一处。你我同胞兄弟,如今却身心两处,不若弟也来效力吴侯,兄弟俩也好常在一处,岂不美哉!”诸葛亮答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义也。”无情未必真豪杰,人是有感情的,儿女私情,亲人朋友战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人生弥足珍贵的东西,但“人情”属于一种纯粹的私人空间。人情一旦成为达到利益交换目的而侵入公权,人人充分挖掘利用“人情资源”,亲戚、老同学、老同事、老部下、亲爱的……由此牵扯到亲戚的亲戚、同事的同事、朋友的朋友……无穷无尽,便是一种以情害义,以私害公难以抑制的病毒。朋党因之而崛起,法纪因之而废弛,王朝倾覆,多起于此青萍之末。

  “情义无价,人世间最珍贵的就是情义”。当人们这样说的时候,动乱的萌芽就已经长出来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虫儿被鸟吃!?不察治乱而察所以治乱,是谓圣人。人类要生存,没有私情滋润的人生是痛苦枯燥的,但没有公义却是要灭亡的,这里面的轻重自然是很明白的。孔明通达天道,以公义节度私情,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是情约于义,义达乎情,升华为一种纯洁高贵的伦理,还是将情义庸俗化,标志着治理的雅俗层次,决定着组织兴衰的大趋势。

  诸葛亮此行关系重大,那刘备能不能在诸葛亮赴东吴前,先给他指定出一套完备周全的制度来约束,以确保万无一失呢?——不准因私废公,不准独自会见亲属,若确需会见需要办理相关手续,并经赵云签字方为有效。会见时须有独立第三方在旁监督记录,要理性不准徇私情……果若如此,诸葛亮恐怕不弃刘事吴都由不得他自己了。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曾为朋友代答试卷,后来校长孔昭绶严辞训教:“朋友之义,小义也。诚信者,大节也。岂能顾小义而毁大节!”大哉师道!如琢如磨,伟器因之以成。五千年文明,中华民族积累确立了一系列调节相互利益关系的伦理准则。所以自古中国历史上虽频罹战乱,但义灯不灭,故总能先亡后存,转危为安。一旦沦丧崩溃,则管理进退失据,此诚最危者矣!

  有人会说:“呶,这就是落后愚昧文化的表现啊。”可是先进的西方也积累了一系列调节相互关系的伦理准则体系——“义”——总称“资本主义”!有些人把西方社会简化成拜物教一根筋,好像自己垄断了资本主义的解释权。其实根本不懂资本主“义”,连义的起码意识常识都没有。资本主义如果像他们理解的那样不仁不义,只知道弱肉强食唯利是图,恐怕早就灭绝了,根本不可能存活几百年。前不久,日本农业大臣迫于丑闻压力自杀了。他在写给国民的致歉遗书里说:“由于我自己的不明和不德,掀起了这样的风波,给大家添了麻烦,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谨以在下的这条性命来承担责任,并以此来向诸位道歉!” 这是什么?——礼义廉耻啊。资本主义也是人的主“义”,人无礼义廉耻怎么行呢?利上升到义就是政治,企业家没有大义政治头脑是根本不行的。我义非彼义,彼义亦非我义,何况无义哉?你“管理”什么?根据什么来“管理”?

  义,利之和也

  大千气象,无奇不有,“见利忘义”者有之,“舍生取义”者亦有之。我们发现一提到“义”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利”,义与利不即不离,如影随形。义利显然是“负阴而抱阳”构成同一事物的阴阳两面,不可割裂。“义利观”是中华核心价值观之一 ,不同的认知决定了芸芸众生行为取舍的倾向。要明白“义”必先弄清楚“利”。“利”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各种金钱和非金钱的利益。做为一种动态的客观存在,利可以细分为个人利益,家族利益,裙带利益之利,朋党利益,企业利益,地方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类共同利益 ……国之无利,则国将不存;族之无利,则族将不存;企业无利,则企业将不存。

  公与私是相对而言的。对社会与企业而言,社会利益为公利,企业利益为私利;对企业与家族而言,企业利益为公利,家族利益为私利;对组织与朋党而言,组织利益为公利,朋党利益为私利;对朋党而言,朋党利益为公利,个人利益为私利……

  什么是“义”?作为一家之长,孝亲爱妻慈子,就算尽了人子夫父之义了。作为普通企业老板,会赚钱,兼顾“跟着你吃饭”的那一帮兄弟,处理好管理层和各层次的利益,员工收入不断增长、安居乐业,上下和谐,也就算尽了义了。企业规模愈大,官当得愈大,涉及到的义的内涵和范围就愈广愈深远。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皆事关大局,稍有差池,便有失大义于天下之虞,必须如履薄冰,时刻怀慎畏之心!比如说“企业缴了税就是尽了社会义务了”,这个观点就非常值得商榷,你确实缴了税,但太湖毒藻,黄河长江生态危机,你的污染造成社会生存环境恶化,你敢说这不是失大义于天下?

  如果能使天下各层次利益都得到兼顾满足,那就是实现了天下人的大私了,大私乃公,公乃王,这时你就成了申大义于天下,万众归心的王者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在公利与私利发生矛盾的时候,你首先得放弃自己的利益,得先公后私。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那就难免因私废公,“不仁不义”,谁还敢放心把自己的利益委托你去代表操办?一个人之私,没有比做王者更大的了,公转化为私,大公乃私,故道圣曰:“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义不过是一种维护和谐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而已,在这里利转化为义,私转化为公,“义”的本质是利,义生于利,义植根于利的土壤里。故《左传》说:“义,利之和也”。抽象地讲,利益的集中就是义,组织整体的公利就是义。

  义,利之本也

  “义”是干什么用的呢?荀子认为人难免为利而争,争则离乱,故以义来规范这种情况。义可以分为朋友之义,父子之义,家族之义,党派之义等等,所谓民族大义,就代表民族共同一致的利益。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利益关系体系,小义大义,私义公义,义中有义。

  “义”的作用有多大呢?人们在原始社会早就发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搏斗起来更非豺狼虎豹的对手,单独的个人很难从大自然获得多少利益,需要组织起来。而要组织起来,非得“有福同享,有难共当”不行。人类文明进化历程中,最早产生的一种组织形态是依靠血缘关系的家族,并逐渐形成了维系家族共同利益的行为准则——家族公义,然后自然延伸到相互熟悉要好的朋友师生之间,产生了维系朋党家族共同利益的准则——朋党家族公义。历史上,这些家族朋党公义准则起到了难以想象的作用,甚至可以靠朋党家族公义准则维系的组织力量,控制一个或数个民族,建立君国,其家族成员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这就是维系“家天下”历史数千年的基本元素。

  刘关张本织席贩浆屠夫之徒,靠桃园异姓结义建立蜀国,居然能三分天下有其一。素不相识的梁山好汉在聚义旗帜之下,一百单八将聚集起来成为一股呼啸九州的力量。当年毛泽东率不足三万苦战久疲哀兵北上抗日,之所以后能成大江南北燎原之势,进而聚百万铁骑,继而问鼎天下。皆因一面“义”字大旗猎猎漫卷天下,因为他们铁肩上担的是“民族存亡大义” ——夫大义生巨利!他们是无私的,故能成其私;而那些一事当前自私自利,先替自己打算的人,却终不能成其私。这就是中华阴阳学说揭示的天道法则。

  反面的例子,如罗马拜占廷被野蛮民族攻灭,中原曾先后被蒙满等北方游牧民族统治长达七八百年,近代又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饱受列强蹂躏。到底是因“落后而挨打”,还是因失义而招来外敌入侵横祸?

  “义”始终是文明精神的核心,“不义”始终是野蛮的本质。物质形式文明的高度发达掩盖了核心文明精神的衰微,维系共同利益的公义体系崩溃,族群陷入四分五裂,遂招致异族乘虚入侵。游牧民族的“善骑射”与列强的“坚船利炮”并无质的区别,那些物质形式文明落后但具有浓厚丛林色彩的民族,其内部一种种族崛起之“义”的元素却顽强地生长出来,万众一心,骁勇善战,这几乎是不可战胜的,而这正是核心文明精神力量之所在。

  很清楚,利生于义,失义不仅不能得到利益,得到的也会丢掉,利深深植根于义的土壤里。《左传》中说得好:“义,利之本也。”《国语》说得透彻:“夫义,所以生利也,……不义则利不阜。”从长远来看,义不是空泛的道德说教,而是远大实际利益之母,阳生于阴,利生于义。

  利兮义所伏,义兮利所倚,义利互根,转化不息。孤立地谈义或利毫无意义,既不能脱离义来谈利,也不能脱离利抽象地谈义。脱离义来谈利,比如泊来的“经济人”之说,就只知有利而不知有义,其犹欲栽树却斩其根。而脱离利来抽象地谈义,如儒教,就必然成为空洞无物的“伪仁虚义”。

  企业内部没有公义,必由内争而离乱弱,谈何竞争力?企业的内外部利益关系中,义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公私利益关系准则体系,维护伸张企业内部公义,是凝聚人心增强竞争力的价值观核心,也是管理的核心。

  作者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财金学院

(责任编辑:王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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