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公民代理人”的是是非非

　　《瞭望》文章：“公民代理人”的是是非非

　　发挥公民代理人的积极作用，考验着有关部门“以人为本”的诚意与管理水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军秦亚洲

　　“我虽然小学毕业，但打劳动争议‘官司’的水平比有些专业律师还要高。

找我打官司的人太多，忙不过来。”四川省大竹县农民朱兴银说。目前他共代理了600多起“官司”，累计为农民工讨回工资、经济补偿金、工伤补助金等超过100万元，每年收入不下20万元。

　　像朱兴银一样，我国近年出现了一个专门替农民工维权的“职业”群体——“公民代理人”。他们原本就是农民工，在自身维权、帮亲友维权过程中掌握了法律知识和维权技巧，通过低廉收费和有效维权在企业和农民工中积累了声誉和信用。

　　他们普遍实行“风险代理”和低廉收费，承诺“打不赢官司不要钱”，将农民工体制外抗争引入法制轨道，一定程度缓解了农民工投诉求告无门、诉讼成本过高、判决执行无望等维权难题。同时，他们的存在也引起有关部门的质疑，如何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影响，正成为有待解决的管理难题。

　　从自身维权到职业维权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冯健说，这些职业维权人士除个别人有法律工作经验外，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出身。他们在自身维权过程中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和诉讼程序，在帮老乡和朋友打“官司”时后发现可以从中赚钱，便以“公民代理人”身份替农民工包揽劳动仲裁或诉讼，打赢“官司”后按一定的比例收取报酬，很受农民工欢迎。

　　专门从事农民工维权的四川省渠县清溪场乡七眼村农民张有合说：“我1986年就外出打工，被山西黑砖窑囚禁过，被湖北黑心老板殴打过，农民工该受的委屈我都受过。”

　　2000年，张有合被在深圳供职多年的企业无故辞退，花了2500元聘请的律师在诉讼过程中被企业收买导致“官司”一审败诉。二审时他没有钱请律师，就自己对照《劳动法》生搬硬套辩论，竟然打赢了“官司”。这之后他又帮老乡打了两起“官司”，结果都赢了。2005年11月，张有合开始专门帮人打劳动争议“官司”，目前仅代理针对劳动部门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行政诉讼案件就有80多起，没有输过一起。

　　目前，活动在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职业维权人士不下500人，在局部范围内有一定影响的有20余人。

　　据本刊记者调查，这些农民工职业维权人士有的到工商部门注册了劳动争议咨询服务所，领取了营业执照后，大张旗鼓承揽生意；有的投靠到较为熟悉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名下，以律师助理名义开展业务；有的什么手续也不办，但凭老乡或客户的口碑接活。

　　“公民代理人”群体兴起的背后，是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和农民工维护权利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难以承受之重。

　　有调查表明，根据我国既定的劳动争议“一裁两审”制，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花费时间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还不包括农民工的住宿、吃饭、交通等费用。而工伤案件的处理程序更为复杂，最多可达19道程序，需要3年半时间。

　　依法维权的高昂成本使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一些农民工望而却步，被迫放弃权利诉求，或者转而寻找法律之外的维权途径。

　　农民工欢迎企业主头痛

　　据本刊记者调查，这些职业维权人士替农民工打官司时，每起预收代理费50元至1000元，作为交通费、材料费等前期支出。打赢官司拿到现金后，再按事先约定的比例提取报酬，最高不超过总额的6%。如果输了官司，所有的收费都要退还。因这种代理方式不用农民工承担风险，职业维权人士大都“生意兴隆”。

　　由于承揽劳动争议官司的数量、输赢和自己的收入挂钩，这些职业维权人士往往采取主动出击方式，哪里有劳动争议发生，他们就出现在那里，帮农民工出主意、想办法，提供咨询。有的职业维权人士还印制投诉卡片向农民工散发，告知农民工企业哪些行为是侵权行为，通过法律渠道可以得到什么补偿。

　　比如有的“公民代理人”在名片的背后写道：遇到下列情况请告诉我，1.不交仲裁费，通过劳动监察可以获得两年内的加班费及经济补偿金吗？2.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劳动者可以获得哪些特殊劳动保护待遇？

　　职业维权人士的出现，农民工主动维权意愿增强，大量隐性的劳动争议浮出水面，使企业应接不暇。深圳一些企业超时加班现象普遍，一些职业维权人士还专门搜集证据向劳动部门举报。2005年4月，深圳一家电器厂迫使500多名员工超时加班，被职业维权人士举报，劳动部门最初决定处以10万元罚款，因企业整改到位，最后罚款2万元。

　　深圳市宝安区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杨知义说，去年一年，区劳动监察大队一个工作日平均要处理8宗投诉案件。职业维权群体使劳动者对企业违法用工投诉量明显上升，劳动部门对企业的处罚力度也得到强化，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违法成本，迫使他们守法经营。

　　人员良莠不齐社会争议不断

　　本刊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珠三角农民工职业维权群体虽然缓解了农民工一些维权难题，但也存在队伍膨胀过快、人员良莠不齐、维权手法“正邪”并用等问题，引起一些部门质疑。

　　深圳市宝安区劳动局副局长许进说，由于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法律培训，农民工职业维权人员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一般都是“夫妻店”、“兄弟帮”，背景复杂，流动性强。个别职业维权人为达到赚钱目的，鼓动员工集体上访、堵路、纠缠法官，严重影响投资环境。

　　冯健说，这类“公民代理人”的出现，提高了农民工的预期，有时导致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调解困难，劳资纠纷久拖不决并不断升级恶化。冯健说，职业维权群体虽然降低了农民工维权成本，但却增加了社会成本和司法成本。

　　但一些“公民代理人”认为，他们为珠三角17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一条省时省钱便捷的法律服务途径，引导他们走依法理性维权之路，放弃罢工、堵路等过激行为，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功臣”。

　　秦海峡、张有合、张学武等职业维权代表认为，农民工职业维权群体掀起的仲裁和诉讼高峰，改变了劳动监察人员长期“被动监察”的局面，迫使他们不断加强学习，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同时也给违法用工企业以强大的社会压力。深圳劳动违法企业比例减小、劳动者权益不断得到改善，与职业维权群体作用密不可分。“公民代理人”对有关政府部门和法院出台的针对他们的限制性措施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在保护企业非法用工。

　　“正规军”不愿出面

　　“游击队”手法翻新

　　珠三角劳动部门和基层法院认为，珠三角地区良好的法制环境和先进的法制理念，为“公民代理人”这样的职业维权群体提供了生存空间，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和专业法律服务机构的欠缺，又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许进说，宝安区常住人口30余万，外来务工人员500多万，大小企业6万多家，而专业律师不足400名，“正规军”不足必然产生“游击队”。

　　本刊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由于收益低、时间成本高，执业律师不愿接手劳动争议案件，相对高昂的收费，也使农民工请不起律师。目前珠三角地区代理劳动争议官司的主力军，已被“公民代理人”替代。据反映，深圳律师协会去年曾向司法局建议，希望全部退出耗时不见利的劳动争议案件的代理。

　　张有合、祁运会等“公民代理人”则说，受经济利益驱使，执业律师对劳动部门的法律法规研究不深、不透，越是名牌律师越不愿接手劳动争议案件，不愿意为农民工打官司。

　　相比而言，“公民代理人”这一职业维权群体维权水平略高一筹，并在实践中发明了许多法律维权新举措，将“劳动监察”和“行政诉讼”用于劳动维权实践。深圳市宝安区劳动局和基层法院都承认，“公民代理人”在维权过程中确实发明了许多他们想不到但是合法又有用的“怪招”。

　　考验部门“以人为本”诚意

　　本刊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公民代理人”这一职业维权群体作为珠三角地区一股民间重要力量，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生存空间。当前，其发展正走到十字路口，有关部门应积极面对，使之成为维护农民工权益机制的有益补充。

　　据了解，广东省劳动部门正在研究对策，加强对“公民代理人”职业维权群体的管理，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严格限制他们从事公民代理活动。今年3月15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制定规定，对公民代理人参与诉讼活动进行了多方面限制。并要求代理人和被代理人必须要在法院见证下签订无偿法律服务声明书。之后，宝安区法院及下属各法庭，基本不再允许“公民代理人”这样的职业维权人士以公民代理人身份参与诉讼。深圳市工商、司法部门也联合对劳动争议咨询服务进行了清理。这些举措，虽然缓解了劳动行政案件高发态势，但由于相应的法律服务跟不上，增加了农民工维权难度。

　　法院及政府部门这些举措激起农民工职业维权群体强烈反弹。他们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并寻求各方力量支持。由于“公民代理人”这一职业维权群体中“领军”人物均开办有自己的网站，一些境外组织主动与他们取得联系，给予金钱支持，将他们的官司案例断章取义，用以攻击中国的劳动制度，在国际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许进说：“公权力主导的法律服务跟不上，农民工维权的法律需求无法满足，从根本上取缔这样的职业维权群体很难。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这批人管理起来，不能再放任自流。”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认为，不能将“公民代理人”这一职业维权群体等同于“黑律师”、“土律师”，他们是农民工的一部分，一味“打压”不是办法。与其把“公民代理人”职业维权群体推向对立面，不如采取一定程序把他们“收编”在工会等部门，把他们组织起来参与、协助政府机构或专业律师的农民工维权工作，按维权业绩支付报酬，这样有利于把积极力量发挥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