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民富裕

铁西新区的卫工明渠整洁干净。

　　重返铁西区:从土地开始的故事

　　东西向与南北向的铁路彼此交错，四角闭合成的不规则方形就是铁西区。在沈阳市版图上，这由运输动脉构建的区域边界，一度成为财富的分水岭。经济体制转型的阵痛期里，被誉为“共和国装备部”的铁西，并没有逃过老东北重工业基地整体衰败的宿命。这片40平方公里的区域与周边的差距被加速度撕裂，“以一条铁路作为分隔”，铁西新区副区长王振忠回忆，铁西区与东邻和平区的“土地出让金是倍数的级差”，“铁西区每平方米196元，而和平区是960元”，原因很简单，“铁西属于是六级工业用地，而和平区属于三级商业用地”。

也正是从2002年开始，“东搬西建”的铁西区改造，在铁路西侧与和平区最邻近的兴工街拉开序幕。5年过去，2007年的铁西，颓废的旧工业符号正被勃兴的商贸活力高速抹去。改造蓝图里最核心要素，曾经的“铁改办”总指挥王振忠说起来，“就是土地”。

　　记者◎王鸿谅 摄影◎关海彤

　　“第一桶金”

　　2002年的铁西已经是一潭死水。王振忠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朋友特意给他从香港带回来一份《苹果日报》，“一整版报道铁西，通栏标题是《下岗之城满愁容》”。撇开立场问题，描述并不夸张，那时的铁西“1100多家大中型国企，资产负债率已高达90%以上，欠银行债务260亿元”，“30万产业工人，近半数丢了饭碗”。消沉、绝望，弥散于整个老工业区里的颓废，在《铁西区》那长达9小时镜头影像里，被细腻还原。王振忠也看过《铁西区》，他对这部拍摄于1999年至2001年间的纪录片的评价是，除了“整体过于反映灰暗面之外”，“很真实，当时的铁西就是那样的”。

　　铁西区老工业基地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就在这种窘境中开始，时间是2002年6月18日。这也成了铁西人以现在时叙事的故事开头，这日子以极高的频率被反复强调，从量变到质变的累积为有据可依的铁西命运转折点。两区合二为一的铁西新区，最实质性的变化，用时任沈阳市委副书记苏宏章的话说，就是“一个铁西新区享受市级的管辖权限，土地出让金，它区里自留”。

　　第二天，从市长助理被指派为铁西区一把手的谷春立主持召开了上任后的第一次会议，提出了他对铁西改造的新观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症结并不在于钱多钱少，而是要致力于解决机制性的矛盾、结构性的矛盾和历史性的矛盾。”谷春立把铁西区比喻为“一个装满家具的旧房子”，“这样的房子有两大致命的问题，一是格局无法改变，二是无法添置新家具，唯一的出路就只有搬家”。谷春立上任的第28天后，铁西区委区政府做出决定，将建设大路以北的企业全部搬迁到西边相邻的张士开发区。在谷春立的计算里，整合两个区域资源的“位移”，将成为盘活企业多年来闲置的500亿元固定资产的动力。这固定资产里，长时间被忽视的核心要素就是土地。

　　只是这份被称为“东搬西建”的改造蓝图，“当时遭到了一致怀疑”。王振忠说，“很多人心里都没有底”，“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违章建筑铁西是拆过，但拆一个几千人的大厂从没有先例，无法想象”。更重要的是，这个功能单一、污染严重区域的地价，没有人敢看好。2001年，沈阳市其他中心地带的地价在每平方米2000元以上，而铁西区的地价每平方米只有500元，还少有人问津。经济学理论上的级差地租，在铁西能否实现？作为决策者的谷春立，“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而王振忠，从铁西工业区改造办公室(简称“铁改办”)资本运营处的处长开始，历任了副总指挥到总指挥的一系列职务，亲历了“东搬西建”的“惊心动魄”。

　　王振忠回忆，铁西新区政府主导出让的第一块土地，来自黎明毛纺厂。由大型国企沈阳第一毛纺厂和第二毛纺厂重组而成的黎明毛纺厂当时已处在停产绝境，还拖欠着近两亿元的内外债务。企业与浙江新湖集团达成协议，准备出让18万平方米的地块和地上建筑，地价在每平方米500至700元之间，企业的期望值是1.1亿元左右。得知这个消息，由新区政府出面，与开发商协调，将出让地块放到铁西新区土地储备中心挂牌公开拍卖。王振忠说，“当时对铁西的地价也没有太多信心，自己的底价是每平方米1000元”，而最后的拍卖结果，“成交价是每平方米1600元”。

　　怀疑与观望的铁西人，从这时开始真的相信，在国家完成工业化积累过程中，被低价甚至是无偿使用的大规模土地，一旦进入市场资源配置，所能释放出来的价值超乎想象。账面上不过几十万元的铁西财政，找到了突围关键。对王振忠来说，这是一笔三方获益的买卖，按每平方米700元的价格，企业得到了期望中的1.16亿元;开发商得到了地，“开发了铁西最早也最好的楼盘”。而区政府，赚到了土地出让的“第一桶金”——6000万元。这笔钱和政府出面贷款的3亿元一起，成为铁西破茧的启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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