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利益何以能左右环评立法进程

　　直言

　　滕朝阳

　　11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战略(规划)环评在中国”国际研讨会上说，我国《规划环评条例》立法工作之所以两年没有取得进展，主要源于有些部门和地方政府追求短期利益、局部利益，不支持这项立法工作；有些部门和单位甚至以种种理由逃避开展规划环评的责任(据11月4日《京华时报》)。

　　战略(规划)环评之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大概是毋庸置疑的。新时期29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如今，人们已很难找到没有被污染的江河湖泊，不少人生活在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的交叉污染之中。因此，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建设生态文明，可谓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但在现实的另一面，有助于推动环境保护的规划环评立法工作，却因部门和地方的阻挠进展甚微，这是发人深思的。

　　十七大胜利闭幕后，人们看到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都作了积极的表态，纷纷表示要下更大气力解决各项民生问题，要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而当前，环境污染就是广大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之一。环境污染一日不遏制，生态问题一日不解决，很多地方的百姓连生存都面临危机，遑论又好又快地发展，遑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唯愿部门和地方能够表里如一地贯彻十七大精神，有力地推动这项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高度一致的立法工作。如果思想觉悟不到位，连立法工作都不支持，则即使有了法，执行起来也不会顺畅。

　　不过，由《规划环评条例》立法的遭遇，也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当下立法的一般困境。倘若部门和地方不支持某项立法工作，该项立法工作就步履艰难，甚至一推再推，这种状况不能说是正常的。立法工作总是与公共利益有关，如果立法工作仅仅因为某些部门或地方的不支持就被悬置，等于是少数人把少数人的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进而言之，正是由于立法工作没有获得相对的独立性、中立性，所以往往容易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私利的羁绊掣肘。由此也不难理解，有些法律法规能很快出台，乃是因为这样的规定符合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也即人们常说的公共利益部门(地方)化、部门(地方)利益法律化。

　　但即便《规划环评条例》能够顺利出台，我也不认为它能独力而有效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更不会把这样一部条例抬到“法宝”的高度。与环境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已有不少，其实践效果看起来仍与期望中的效果有不小差距。在我看来，或许我们需要超越就环境治理谈环境治理的思路，获得更宏阔的治理视野。而以当下的国情论，若不能以正式制度的形式，明确环境治理绩效与官员升迁之间的因果关联，出台再多的环境治理法案恐怕都将是事倍功半。

　　换言之，就是要使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从正确观念化为正式制度，或者说使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获得强大的制度支持。如果说治理环境、修复生态有什么“法宝”的话，这或许能算一个。